曾昭燏：以事業為人生第一選項

與婚姻相比,事業是曾昭燏的第一選項,她是曾家另一個不同凡響的女子。

她的事業節節攀升,她樂在其中。

曾昭燏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的曾孫女。

祖父曾紀梁,秀才出身。

父親曾廣祚,秀才出身,詩人。

曾昭燏,1909年出生,和堂姐曾寶蓀一樣,6歲時在老家富厚堂曾氏私塾開始接受啟蒙,所學科目既有傳統文化的知識,也有英語、體操、音樂、繪畫等現代科目。

她的母親和曾寶蓀的祖母相同,對子女的教育十分嚴格,因此她們家出了不少人才。

曾家與她年齡相仿的曾氏女子,大多和她有著相同的求學經歷:她們從小在家鄉富厚堂讀曾氏私塾,12歲時進入堂姐曾寶蓀辦的藝芳女校上六年一貫制的初中、高中,畢業後各自考取大學。

1929年,20歲的曾昭燏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外語系,因為詩詞曲賦俱工,第二年轉入國文系。

她是我國著名學者胡小石的得意門生,1933年,她以優異成績從金陵大學畢業。

畢業後在金陵中學教過一年書,但她不願意只做一個中學教員,1934年10月又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深造。

1935年,曾昭燏26歲,早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但她的理想是成為一個考古學家,與婚姻相比,事業是她的第一選項,她是曾家另一個不同凡響的女子。

蔡元培曾說:「如有一種女子,對於研究學問或改造社會有特別興會,超乎性慾與狹義的愛情之上,那自可守獨身主義,拋棄為妻為母的職責,而委身於學問、社會。

」曾寶蓀、曾昭燏、曾昭懿顯然就是這樣的一類女子,她們對學問和改造社會的興趣更大,願意為了理想和事業犧牲婚姻與家庭。

1935年3月,曾昭燏獨自離開中國,自費到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

在倫敦大學,她拚命攝取各種所需知識,她不僅學習文字和歷史,還學習「測量」「製圖」「地質」和「人類學」等學科課程。

這時的曾家已經不再富有,曾家女子留學深造大多靠自己努力。

1937年,曾昭燏在倫敦大學完成畢業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受到英國專家的肯定,並授予她倫敦大學的碩士學位。

同年3月,她去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什維希威格考古實習,又去慕尼黑博物館參加藏品整理和展覽等實際工作2個月。

實習結束後,分別寫出《論周至漢之首飾制度》論文一篇,《博物館》專著一部。

因為沒有人供給留學費用,她只好放棄希望得到的博士學位,於1938年9月辭去英國倫敦大學助教一職,取道法國馬賽、越南、香港,回到戰爭中的昆明。

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的邀請,擔任該處專門設計委員。

回國後的曾昭燏把所有精力和時間都用在古蹟考察上。

1938年6月14日,她與同事在雲南大理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現古蹟多處。

後來又調查和發掘了龍泉遺址和大理北段的遺址。

1941年2月,由於她出色的工作表現和取得的突出成績,32歲的曾昭燏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幹事。

6月,又和同事一起考察發掘四川彭山江口一帶崖墓,發現多處古墓,這時的曾昭燏已經是考古界一名重要學者。

對於有些職業來說,事業與家庭不能兼得。

對於有些人來說,事業的成功勝於其他一切追求。

曾昭燏就屬於這樣一類女子,她的事業節節攀升,她樂在其中。

抗戰結束後,曾昭燏參加了「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

1947年她參加了中央博物院的建設工作,1948年參加了聯合國博物館協會。

1949年,她沒有像堂姐曾寶蓀那樣去台灣。

她認為她的考古事業只能在大陸,就像梁思成認為他的古建築史研究只能在大陸一樣,他們都為了自己心愛的事業留在了大陸。

之後,她進行了許多遺址的調查和發掘。

1951年,她被文化部任命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1954年任院長,此時她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高峰,成為考古界的頂尖級學者。

她主持發掘了南唐二陵(李弁、李璟),為研究南唐史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同時,她潛心考古研究,與尹煥章先生合撰《湖熟文化》和《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等文,對湖熟文化和江蘇古代文化的研究作了獨到的論述。

1955年她在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的同時又兼任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社聯副主席等職。

1962年3月,她一生最敬重和敬愛的老師胡小石教授逝世,使她黯然神傷。

1964年年末,當時的政治環境使她倍感壓力,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

1964年12月22日,她主動提出要送治療她的醫生回家,用小轎車送回醫生後,她對司機說:去靈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她把準備好的一包蘋果送到司機懷中,輕輕地說:請你吃著,等我一會兒。

她登上靈谷寺,縱身一跳,結束了自己55歲的寶貴生命。

曾昭燏死後,陳寅恪寫了首悼亡詩,其中兩句為:高才短命人誰惜,白壁青蠅事可嗟。

■ 張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