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士人勇於擔當的「關中氣質」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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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宗脈劉學智:陝西士人勇於擔當的「關中氣質」從哪裡來?

作者: 薛曉燕 王雲崗

賢言慧語八百里秦川八百年關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滋養著一代又一代關中士人的氣質,影響著關中的民風民俗,激勵著關中人積極向上,奮發有為。

——劉學智

新儒家劉學智

認識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學智老師,是去年10月19日在西安召開的第四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暨「儒學核心價值觀及其當代意義」學術研討會上。

他是大會舉辦的主要負責人,主持人。

因為在中國哲學界的突出貢獻,他被中央黨校「領導幹部學國學全國行」聘為宣講團成員。

他頭上冠了一大堆學術頭銜,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學術委員,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四川大學儒學研究院學術委員、四川省《巴蜀全書》專家委員會委員、陝西省孔子學會會長、陝西省哲學學會副會長、陝西關學與實學研究會會長、陝西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西安周易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寶雞文理學院橫渠書院名譽院長、《關學文庫》總主編等等,但他說,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大學教師。

儒學核心價值觀是解決社會病症的良方

在這次第四屆儒學社團聯席會議間隙,劉學智教授介紹:由陝西省孔子學會、陝西師範大學等承辦的第四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把「儒學核心價值觀及其當代意義」作為議題,是因為習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中強調要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而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與弘揚儒家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有緊密的關聯。

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在主流上說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要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首先就要認同儒學的核心價值觀。

文化自信既源於「古」又須立足於「今」,要以今持古,古為今用。

我們應該從「古」與「今」兩個方面來思考樹立文化自信的問題,也就是說,一方面,在對待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態度上,要認同和珍視我們擁有的優秀傳統文化,科學地發掘其優秀的成份,努力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從這一態度出發,就要反對對待民族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敬重我們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從現實層面來說,也要認同近百年來中華優秀兒女為改變中華民族貧窮積弱的狀況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肯定社會主義文化在當代中國創造的偉大成就,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對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以及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作用和重大意義。

這樣,對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確立起來。

另一個原因,就是當今的社會生活中仍有許多既背離傳統核心價值觀,又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象,如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網絡詐騙等醜惡現象,正在肆無忌憚地戕害著我們的社會,許多「斯文掃地」的現象還在時不時地衝擊著社會道德或法律的底線。

這些現象究其根本是一些人價值觀的嚴重扭曲甚至顛倒所致。

所以,要從幾千年來在中國一直發生積極影響的傳統價值觀中,尋找解決我們今天社會病症的良方,同時也要為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起堅實的文化根基。

這就是大家普遍關注儒家核心價值觀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們把這個問題作為會議議題的主要原因!

何為儒學的核心價值?

劉學智老師和「中國報刊傑出人物」獎獲得者、原陝西日報社副社長、原三秦都市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現西部發展論壇雜誌總編輯薛曉燕

對這個問題,劉學智老師說:學者們雖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認同仁愛、和諧、誠信、中庸等為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也有學者以仁義、民本、生生不息、天下主義等為儒家的核心價值;也有學者主張「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等等。

而他本人認為,儒學的核心價值用董仲舒概括的「仁、義、禮、智、信」較為簡明準確,其中包含了仁愛、正義、誠信、遵守規範、和諧等內容。

但是講儒學的核心價值,也不是為古而講,而是要為今而講。

這次會議上,學者們有兩個共識,一方面,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是我們今天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基礎和文化淵源,沒有這一基礎和淵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能憑空產生;另一方面,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也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中有具體的體現,儒學的「仁」體現在自由、平等、誠信、友善的價值觀中,儒學的「義」體現在平等、和諧、公平、法治的價值觀中,儒家的「禮」體現在文明、平等、愛國、法治、誠信等價值觀中,儒學的「智」即要求正確的是非判斷,它體現在民主、公正、法治等價值觀中,儒學的「信」體現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誠信等價值觀中。

可見,儒學的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內在的思想關聯。

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盡力把儒學傳統價值觀中的優秀成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對接」起來,使之古為今用。

警惕「國學熱」變成復古主義

當前,「國學熱」在民間方興未艾,很多學人為傳統文化的興起由誰主導爭鳴不休。

劉學智老師談了自己的看法。

她認為當今的「國學熱」和與之相伴隨的「儒學復興」,是自下而上興起的,最初是以「草根」的呼喚和讀經實踐為起始的,因而體現了較強的民間性。

有學者稱其為「民間儒學」。

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

就歷史的原因說,近百年來的「去傳統化」,使儒學在整體上、體系上說已逐漸與社會現實脫鉤,但是儒學在基層社會,在民間還有著潛在的影響,按照漢學家列文森的說法,這種存在狀態是一種「心靈的積習」,它潛移默化地對民眾發生著影響;就現實層面來說,解決目前民眾的信仰缺失、價值失衡等一系列精神生活領域的問題,呼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固然是必須的,但只有與已在民眾心中生根、且有潛在影響的傳統儒學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才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於是就有了對傳統國學的呼喚,有了儒學知識普及和學理上提升的要求。

這種要求推動了「鄉村儒學」「都市儒學」等民間儒學方興未艾。

也許在未來的一個較長的時期,民間儒學將在儒學的傳播和發展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民間儒學方興未艾

說到動情處,他又喜又憂:近年的儒學普及無論在鄉村還是都市都有了很大的推進。

各地的書院、讀經機構、儒學社團數量劇增,規模也日漸擴大,參與的人員從兒童、少年到企業主管、社會各屆人士,其熱情之高是空前的,情況總的說還是比較樂觀的。

但也有一些值得令人憂慮的現象。

按理,儒學的當代復興,應該是在具有現代性意義上的復興,儒學要在現代性意義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不能借著弘揚傳統文化搞復古主義,甚至搞迷信活動,或者借弘揚傳統文化去斂財,可是這種情況在一些地方還時有發生,有時還相當猖獗。

這種傾向是我們應該警惕的。

「怎麼糾正這些問題,讓儒學在當代社會正向的發揮作用,你怎麼理解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

面對記者的追問,劉教授指出: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曾提出儒學在當代要「返本開新」,從方法論上說,傳統儒學作為一個兩千年來形成發展的思想學說體系,在步入現代化的當代中國,其核心價值從內在精神上說雖然沒有過時,但是由於儒學在總體體系上已經不適應當代社會,所以,當代的儒學復興,不能是傳統體系原封不動的完整照搬,而是要把其體系中的「合理要素」加以激活、吸收、轉化和創新,使之融入到我們的新文化體系中。

借用新儒家的說法,就是「返本開新」。

不過我理解的「返本」,不是如新儒家那樣僅僅回歸傳統的心性之學,而是要延續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根脈,返回和承傳傳統儒家的核心價值,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孝悌忠恕等;「開新」,就是對其核心價值觀的傳統表達給予現代性的闡釋,使之融入當代的新文化體系中,成為可資借鑑的優質資源服務於當今的新文化建設,從而開拓出富於現代性的社會主義文化新局面。

頓了頓,劉教授又接著說:承古開今,返本開新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這個,正是我們學人的責任和使命,所以我曾經建議,在大學學科建設上,應該給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一席之地。

八百里秦川八百年關學

劉學智(中)總編的《關學文庫》獲得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

學界普遍認為,劉學智教授是關學研究的大家。

關學作為儒學的一大派別,在八百里秦川生生不息,在中華文化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士人。

但是在這次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研討會上,我們對他的這部分採訪總因為他忙個不停而被打斷。

會後一段時間,他又在全國各地有多個會議參加,採訪被一推再推。

會後不久,看到新聞說:他和西安市副市長方光華教授一起主編的《關學文庫》獲得了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

在他領獎歸來的第二天,我們再次聯繫他。

幸好,劉老師能給我們騰出兩個小時。

趕到陝西師範大學長安校區,推開他的房門,是一張寬大的書桌,上面堆放著一摞摞書籍資料,幾乎騰不出空間來。

他從桌後站起來,高大的身材,質樸的衣衫,溫暖的笑容散發著親近平和,真真像他的學生們所說「他是一位很純粹的「老先生」,不關心『名』,不關心『利』,在學術研究中,只管躬耕,不問收穫」。

書柜上,一副「關學宗脈」的橫匾吸引到了我的目光,問他怎麼沒有掛起來,他擺手說:「過譽了,過譽了!」

掩飾不住心中的喜悅,劉老師高興地說:「作為海內外最重要的國學盛典,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也已被視為國學研究領域的年度風向標。

這次我們編撰的《關學文庫》獲得這一獎項,是一個驚喜,說明《關學文庫》得到了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認可。

不過這應該視為我們陝西省學界的一件幸事,也是我們課題組和西北大學出版社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提起關學,他目光里迸射著激情:「關學是北宋時期由張載創立、以後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並有全國性影響的一個地域性學術流派,由於它有較強的關中地域性,史稱關學。

後人將其與周敦頤的濓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朱熹的閩學並稱為宋代理學的四大流派。

「張載是個大儒,不僅是關學的開創者,在整個理學史上也處於奠基者的地位,很了不起!」。

張載關學在經過元、明、清近800餘年的傳衍後,形成了關學自身獨有的思想特徵和文化精神。

就其思想特徵來說,這就是躬行禮教,篤實踐履、崇真務實、經世致用、崇尚節操。

就其文化精神來說,正如趙馥潔先生所概括的,就是立心立志的擔當精神,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兼容並蓄的包容精神和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

這些思想特徵和文化精神一直影響著關中士人的氣質,影響著關中的民風民俗,激勵著關中人積極向上,奮發有為。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很多人經常引用,一些官員常常在台上張口就來,下得台來,你問他,他一臉尷尬,竟不知道這四句話是張載說的,也不知道是張載的思想精華,更沒有明白其真正的含義。

他說:這四句不僅體現了張載的理想和抱負,也彰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對士人和民眾產生了極大的精神激勵作用。

很顯然,張載要為社會確立以善的道德為主的價值系統,要為民眾選擇正確的精神方向和生活的基本原則,要繼承孔孟以來的道統,努力傳承文明創造的成果,要為人類開創永久和平的社會願景。

劉教授指出:張載在《西銘》中提出了「民胞物與」一說,集中體現了關學的倫理境界和價值理想。

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意思是說,廣大民眾都是我們的兄弟,萬物都是我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們要關愛所有的人和物,努力儘自己的道德義務。

這裡已把孔子的仁愛思想發展了,有了博愛的情懷。

習總書記最近提到關於「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其實與張載的這一思想是相通的。

劉學智老師很認可學者陳來的觀點,就是張載的「四句」和《西銘》「是關學對宋明儒學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主要貢獻」。

為我們續上茶水,劉學智老師繼續侃侃而談。

「關學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上承孔孟,下開宋儒,處於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

《關學文庫》作為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項目,可以說這是陝西省政府落實貫徹總書記的指示精神,率先在建立文化自信上有所作為的重要舉措。

該項目是在張豈之先生、趙馥潔先生、薛保勤先生以及省參事室張祖培、徐曄主任的統籌安排和指導參與下,經由西北大學出版社申報和實施的,由我與原西北大學校長方光華任總主編,省內外多所高校或研究機構的近30位專家學者參與編撰。

經過作者及西北大學出版社馬來社長領導的編輯組歷時7年的艱苦努力最終完成的。

《關學文庫》對陝西自宋代以來最有影響的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學派的歷史文獻,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其內容包括兩個系列,一是文獻整理系列,其中對關學史上上自宋代、下迄清末的29位重要學人的文獻及關學史文獻進行了搜集整理, 共26部33冊著作,1700多萬字;二是對關學及關學史的研究系列,其中包括10位關學學人的評傳,以及《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總論性質的著作,共14部,約600萬字。

全書總計2300萬字。

我本人完成了其中的《關學思想史》一書的撰寫和《馮從吾集》、《呂柟經學文集》的點校整理,近200萬字。

《關學文庫》是對800年來關學文獻的首次系統整理和研究,是陝西近年來首部大型文化工程,它的出版不僅對傳承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傳承陝西的關學思想文化有重大意義,而且對陝西的精神文化建設、新文化建設也有促進作用。

去年11月,陝西省政府和西北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舉行了盛大的《關學文庫》首發式,國務院副秘書長江澤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閻曉宏、光明日報總編輯何東平、原文化部副部長鄭欣淼、陝西省政府秘書長陳國強等領導,著名思想家張豈之先生、趙馥潔先生以及來自全國一些高校的著名學者如陳來、張立文、葛榮晉、陳鼓應、陳祖武、楊國榮、李存山、林安梧、廖可斌、舒大剛等出席了這次盛會。

會上,學者們對該《文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有學者預言,在這套叢書的推動下,未來的五到十年內將有諸多關學研究的成果湧現出來。

從「初生牛犢」到「學無止境

苦難鑄心志,寒門出才子。

被譽為是「關學宗脈」的劉學智老師,童年時父親早逝,他從十多歲起就開始為母親分擔難以承受的家庭生活重擔,在極度艱難中度過了少年時代。

在他的少年成長過程中,有三位長輩對其發生過極大的影響,一位是他的伯父,老人的善良、寬厚、純樸、任勞任怨以及面對艱苦生活的毅力,對他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

另兩位是他的小學老師楊世華和中學老師鄧銓,是他們使劉學智從小樹立起了不斷求學的志向和有了面對各種複雜境遇的勇氣和毅力,並在人生的關鍵幾步為我指明了方向。

1966年,劉學智老師高中畢業,適逢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

事隔十年,國家重新恢復高考,他於1977年考入陝西師範大學讀書。

因為出身「農門」,工齡卻較其他「城裡人」的同級同學要短三年。

大學畢業後劉學智老師留校任教,開始從事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馮契、丁禎彥、陳俊民、趙吉惠、趙馥潔、施炎平、田文棠以及裴大洋等師長,都對他中國哲學的學習和研究能力的提高發生過影響。

1982年到1983年,在華東師大哲學系研究班進修期間,他受到馮契和丁禎彥二位先生的關懷,以後兩位先生還多次來信鼓勵和教導他,使他懂得應該和怎樣從思想的邏輯聯繫和深層結構上去把握中國哲學的發展。

此後,陳俊民老師對關學的研究,趙吉惠老師對儒學和黃老之學的研究,趙馥潔老師對中國價值哲學的研究,田文棠老師對魏晉玄學和佛教的研究等等,都從不同角度對他有過深刻的啟示。

談起自己的心路歷程,劉學智老師感慨良多。

「作為77級畢業的我,34歲才開始接觸中國哲學,已經沒有了笨鳥先飛的條件,所以只能笨鳥疾飛。

那時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

雖然我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哲學領域進行教學和研究,也盡了努力,但是要進入這一門艱深且資料浩翰的領域,對於一個因文革十年耽誤了大好時光的我來說,其先天的不足是明顯的,我常常感到力不從心。

所以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去努力學習、工作,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可以說幾十年如一日,犧牲了自己的節假日已是平常事。

正因為少年時的苦難打磨,青年時的敢於登攀,從不懈怠的學海鑽研,劉學智老師在中國哲學界頗負盛名。

1993年,他出版了《中國哲學的歷程》一書,在學界聲名鵲起。

他謙虛得告訴我們,當時雖然書出版後受到好評,但是從概括的高度和準確性來說,顯然還有不足。

於是在2010年對其做了一次認真全面地修訂,於201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

該書出版後得到了讀者的廣泛好評,也比較暢銷,並獲得陝西省政府優秀成果一等獎。

後來,他在學習和研究中體悟到,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一定要與學術史的研究緊密結合,脫離學術史的哲學研究將可能成為空中樓閣。

而系統的學術史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對學術史上的學人、歷史文獻、學術事件進行系統而深入地考察。

為此,從1998年開始,他在著名思想史家張豈之先生的鼓勵、支持和指導下,和張先生一起主編了《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叢書,張先生任該書主編,他任副主編。

該書共六卷,約240萬字。

而他自己撰寫了其中的《魏晉南北朝卷》(第一作者)和《隋唐五代卷》,撰約80餘萬字,還獲得教育部優秀成果獎。

著名思想史家趙馥潔先生認為這是一部立體地展示中國學術思想史長河的書。

從1996年起,劉學智老師主要進行儒、道哲學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

2003年,他把早前的論文結集為《儒道哲學闡釋》一書。

後來,他在研究中發現,對漢魏之後的中國學術思想、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脫離儒、釋、道三教之間關係的研究,不能孤立地進行,否則其任何一個問題都難以說清楚。

於是他開始關注中國思想史上儒、釋、道之間關係的研究,並為研究生開設了「儒釋道三教關係研究」的專題課。

「2011年,教育部社科司進行重大課題招標,其中有一個題目就是《儒釋道三教關係史研究》,我競標成功,獲得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的立項。

2012年,我把這些年發表的有關三教及其關係研究的論文結集出版,這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儒道釋與中華人文精神》一書。

又由於我是關中人,所以對張載及其關學一直關注,研究也沒有中斷。

這樣,2009年起又轉入《關學文庫》項目的實施。

近六、七年來,我一直帶領《關學文庫》和《儒釋道三教關係史研究》兩個團隊進行研究。

目前《關學文庫》已經出版,而「儒釋道三教關係研究」的課題還在進行中。

我正在加緊該項目的研究,爭取早日結題並形成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把滑落到鼻尖上的眼鏡扶正,劉教授指著面前一大摞材料說:「《關學文庫》雖然出版了,但是還有一些尚未收入文庫的重要學人的著作需要搜集、整理,還有許多學術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所以我擬在儒釋道三教關係研究項目結題後,將繼續關學研究。

學無止境,想做的事很多、很多,但自己年近七旬,身體也感到一天不如一天,平時「雜事」多、干擾大,所以我心中一直呼喚的就是時間、時間……」

劉學智老師和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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