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詩煊六問《關學文庫》總主編劉學智教授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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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師範大學長安校區

長安千年文脈，離不開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研究與傳承。

推開他的房門，是一張寬大的書桌，堆放著一摞摞書籍資料。

他從桌後站起來，高大的身材，質樸的衣衫，親近而平和。

他是一位很純粹的「老先生」，不關心名與利，在學術研究中，只管躬耕，不問收穫！他就是「關學」研究集大成者——劉學智教授。

又是一個細雨綿綿的日子，炎熱中有些涼意，我們來到了陝西師範大學劉學智教授工作室，電梯剛到三樓，劉老師就早早的等待在了電梯口。

問候之後，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訪談。

黃詩煊：尊敬的劉教授，我是中國科教網文化頻道主編黃詩煊。

今天的問題不多，您隨心談談就好。

您是何時到陝西師範大學任教的，任教至今對您影響最大的某件事是什麼？

劉學智：我是歷史上特殊的一屆——高中六六級，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直到七七年恢復高考後才考入陝西師範大學學習，1982年元月畢業後留校任教。

當時系上安排我擔任中國哲學的教學，說實話，這對我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記得我當時很猶豫，不敢接受這門課，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水有多深。

自己大學期間學的是政治教育，對中國哲學接觸的很少，只了解點皮毛。

加之此前在「文革」期間耽誤了十多年最美好的讀書時光，可以說先天嚴重不足。

但是既然系上這麼決定了，我就硬著頭皮接下來了。

打那時起，我就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非常艱辛的路，我必須笨鳥疾飛。

大概從82年到現在已經35年了吧，我一直在教學、科研第一線，靜心讀書、學習和研究，30多年來就這麼一直走過來。

人常說教學相長，這很有道理。

教學的過程也是催促自己不斷努力、不斷思考和深入學習的過程。

教學也不僅僅是知識傳授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要把相關知識講清楚，不僅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還要有思想方法、教學方法的總結、提升和創新，這就逼迫自己不斷地學習和思考，這反過來對自己也是促進，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和研究，從而把學術研究帶動起來。

我一直認為，對高校教師來說，教學和科研兩者是密切、相互促進的，兩者絕不可偏廢。

我這幾十年來走的路既艱辛而又平淡。

說艱辛是指自己的基礎差，特別是沒有「小學」的基礎，沒有讀「四書五經」的「家學」，需要補修的知識太多太多，這就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氣力去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

正因為此，這些年基本上沒有過過假期、節日，節假日往往是自己最能靜心工作的時候。

說平淡，是指平時就是讀書、撰寫、上課等。

除此之外一般沒有什麼娛樂和休閒活動。

如果偶爾有機會和家人或朋友去登山，那對我來說已是很奢侈的事了。

因為很平淡，所以你問到在任教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影響自己的一件大事，我還真的還一時想不起來。

如果要說影響，那就是得到許多老師的栽培，得到許多同事和朋友的幫助和支持。

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得到他們的鼓勵、支持和幫助，如趙吉惠先生、趙馥潔先生、張豈之先生以及江崇國老師、王志武老師等，他們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我終生難忘。

沒有他們的幫助和支持，我不可能在這條路上堅持走到今天。

目前平淡的路還要繼續走。

《關學文庫》系列叢書

黃詩煊：得知您去年榮獲了「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今年又獲得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能談談《關學文庫》的編纂和出版情況嗎？

劉學智：由我和方光華為總主編的《關學文庫》系列叢書，去年獲得了由鳳凰衛視和嶽麓書院組織評審和頒發的「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和由中國出版協會頒發的「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這對我們全體作者和西北大學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說明大家的辛勤努力得到了社會的認肯。

「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其獲獎難度比較大，它是由國內外專家學者實名推薦、實名投票評選出來的，是陝西乃至西北唯一的一部獲此殊榮的著作。

《關學文庫·文獻整理系列》獲得「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也是很不易的。

這套叢書是在西北大學出版社和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的共同策劃和努力之下，經過省內外 20 多位專家學者近 7 年的艱辛努力完成的。

期間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難，比如文獻搜集的困難、經費的困難、時間緊任務重的壓力等。

為了把資料搜集得比較齊全，我們跑遍北京、上海、重慶等以及省內的各高校、省圖、三原、大荔等地的圖書館或檔案館，搜集到一些珍貴的文獻刻本或寫本，在此基礎上，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獻的點校、整理和撰著上面，該套叢書於2015年出版。

其過程儘管艱辛，但大家樂在其中。

因為大家感到，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關學文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屬於文獻整理，一部分屬於綜合研究。

文獻整理部分涉及關學史上29位重要學人的著作，綜合研究撰寫了《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同時為10位最能反映關學發展歷史進程和基本面貌的學人撰了評傳。

全套書共計47冊，2300萬字。

叢書出版後，於2015年由省政府參事室和西北大學出版社共同組織，在北京舉行了首發式，有來自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如陳來、張立文、葛榮晉、陳鼓應、陳祖武、楊國榮、李存山、林安梧、舒大剛、廖可斌等著名學者出席了這次盛會。

他們對這套書總體評價較高，認為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陳祖武先生還預言，隨著《關學文庫》的出版，在未來5-10年內，將會有很多關於關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湧現出來。

我也很認同這個觀點。

劉學智教授近照（孫釗攝影）

黃詩煊：我們研究的關學，實際上屬於儒學的一個部分，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這句話高度頌揚了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您本人也是陝西省孔子學會會長，您認為孔子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對當代社會有什麼積極影響？

劉學智：我認為孔子應該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不僅對他之前的文化做了一個全面的總結，經他總結之後形成的儒家文化，對後來中國歷史文化，包括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性格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禮、仁、知、中庸等，強調仁禮統一、知行統一、孝悌忠恕、中庸和平等等。

儒學於孔子創立之後在其後隨著時代的不同，其思想也有所變化，如孟子主講仁義、性善、仁政、「五倫」、民本、養浩然之氣等，漢儒吸收陰陽五行以及法家的一些思想觀念，講「三綱五常」或「三綱六紀」等。

到宋明儒則將其發展為理學的一套理論，主講「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天人合一思想。

總之，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在漢代以後，儒學受到了整個社會廣泛關注。

儘管在漢魏之後有佛教的傳入，道教的生長，但是歷朝歷代的社會治理仍然依據的是儒家思想。

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在儒家文化那裡得到了充分地體現。

一個民族有其核心價值觀，這對該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

可以說，沒有儒家文化主導，我們中華民族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處於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

沒有佛教、道教文化與之並存互補，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如此豐富多彩、異彩紛呈。

有人說中國過去因為儒家文化而走向專制，甚至有的人把中國社會曾有過的封建專制的帳都算在了儒家的頭上。

我認為，我們不能說儒家思想什麼都是好的，其中也有糟粕，如過分重視群體的價值，而有忽視個體價值的傾向，有過於重視人的義務而忽視個人權利的傾向，也有不重視科學、歧視婦女的情況，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但我認為，說儒家思想在歷史上是維護專制的，甚至把儒家與專制制度劃等號，這是不客觀的。

我的看法是，中國歷史上如果沒有儒家，那會更可能走向專制。

事實是孔孟講的仁義、仁政、民為邦本等，都是在告誡和影響著君權並限制著君權，制約著社會更走向專制。

漢儒董仲舒講「屈君而伸天」，講「災異譴告」，也是在儘可能地限制著君權。

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總是一再告誡臣下要愛民、親民，努力實行仁政。

宋明諸儒許多人都對君主提出了批評，朱熹批評的「私慾」許多都是針對當權者說的，並以天理論來約束和限制君權。

黃宗羲甚至對皇權進行了激烈地批評，說「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

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儒家文化導致了專制，而是假如沒有儒家文化，中國社會可能會更走向專制。

儒家講仁政、愛民、民本、天下為公、為政以德，「政者正也」以及一些關於為政者修身的思想理念，都對社會起過積極的、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作用。

至於在其後期也確實有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一些消極因素，特別是「禮教」對人性的壓抑，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但我覺得如果把很多當時社會中的不良現象的原因都歸在儒學頭上，是不公正、不客觀的。

儒學作為一種既是歷史的並且在今天還活著的文化現象，我們要對其進行客觀辯證地分析，這是我們在今天建立文化自信應持的基本態度。

黃詩煊：當代有很多學者在研究關學思想，您研究了這麼多年關學，一定有獨到的見解。

您認為關學的思想特徵和它的文化精神核心是什麼？

劉學智：關學是儒學發展到宋明時期，在我們陝西關中興起的一個地域性的理學學術流派，它是由張載創立並在關中一直傳承發展著的「關中理學」。

張載的思想對整個宋明理學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在整個理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張載及其關學不僅影響了我們關中人的思想和精神風貌，而且也影響到全國。

張載及其關學的思想特徵，我把它概括為躬行禮教、求真務實、重視踐履，經世致用、崇尚氣節，這些思想特徵對關中的文化精神、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為」是經世致用的經典之說，影響深遠。

《陝西日報》於6月29日刊登了我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張載的歷史地位、精神氣象和當代價值》，你可以關注一下。

黃詩煊：您在陝西師範大學擔任教師或博士生導師期間，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您認為他們在影響之下，有一個怎樣的變化，他們目前的情況如何？

劉學智：我是研究中國哲學和關學的，我的學生目前也基本上是研究中國哲學或關學的。

學生們的成才有多種因素，老師群體的影響，社會環境的影響，學術團隊和工作環境的影響等，我個人對他們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主要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

我比較自信的是，我希望他們有遠大的理想和學術追求，不要湊熱鬧，而紮下根、靜下心，心無旁鶩地去做自己確信有意義的事、對國家民族有益的事，這一點他們基本做到了。

我特別希望他們以中國哲學或中國傳統文化去安身立命。

現在我很欣慰的是，學生們做得很不錯，有的已經很出色，許多已經是教授或博導了，有的已經出版了多部著作，發表了許多高層次的論文，如廈門大學哲學系的謝曉東，上海大學的朱承，西北大學的魏冬等，他們在中國哲學或關學研究領域，已經進到了一個較深的層次，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是我十分欣慰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能或已經超越我自己！

黃詩煊：時下興起國學熱，很多培訓學校包括社會上的一些企業，都在辦各種國學教育培訓班或講座，您認為學習國學對當代青年人有什麼影響？

劉學智：國學熱，既是這些年中國思想文化比較繁榮的一個體現，也是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在今天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精神需求，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我們的民族在思想領域也有很多困惑或憂慮，那麼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只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它的根源，就像國家領導人講的，要去尋根，尋文化之根。

這也是社會發展到今天的一個潮流，也是我們的思想文化領域，經過文革以後這麼多年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得出這個必然的結論，必須在國學中尋找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