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的歷史文化價值

即將出版的《黔西南文物古蹟》

我州著名文物考古專家、民間民俗文化學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頂效貴州龍科考站顧問、黔西南州民族宗教事務局民族文化研究顧問、黔西南州文化產業發展顧問黃理中先生編著的《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即將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是一本研究黔西南地方歷史文化的著作，更是黔西南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珍貴資料。

本書的出版，是富有歷史性意義的一項文化成果。

黃理中近照

本書由作者收集整理了1989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時黔西南的文物古蹟相關資料，加上作者從事文博工作幾十年的調查資料和理論研究的成果匯集而成。

全書共分四章。

第一章介紹了黔西南這塊土地上最珍貴的歷史文物，有國家一級文物銅車馬、提梁壺、連枝燈、搖錢樹、撫琴傭等；有黔西南境內我國首次發現的三疊紀海相地層水生爬行動物「貴州龍化石」；以及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興仁交樂漢墓群」等。

第二章系統編列了黔西南文物保護單位名錄，把黔西南州八縣市的文物保護單位分類進行了系統編輯，分為「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刻摩崖」「近現代重要史跡及建築物」等部分。

第三章輯錄了部分黔西南州珍貴文物藏品。

自1987年以來，黔西南州開展了文物的徵集收藏工作，通過各種渠道，積累藏品七千餘件，本章展示了其中的精華。

有古生物化石標本、人類化石、石器、骨器、陶器、銅器、鐵器、金銀器、古錢幣、寶石、古籍、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等。

第四章輯錄了作者幾十年來參與考古發掘、文物調研工作，民族民間文化考察與研究的相關資料和成果。

《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的內容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圖文並茂。

圖片文字均為第一手資料、十分珍貴。

文字解說精確規範，如「黔西南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建築有建築風格、結構、大小等方面皆有精準描述，對古碑刻的大小、字數和碑文均作介紹或輯錄。

第二、內容較為系統全面。

如今已經消失的一些古蹟遺址可以在本書中看到其原貌，可以找到重要的歷史依據。

第三、生動再現當年考古發掘、文物徵集工作的場景、軼聞趣事等，反映文物考古工作的艱辛與快樂。

第四、歷史文化、民族文化研究較為深入，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理論價值。

因此可以認為這是一本集文物古蹟資料，考古發掘、文物徵集工作實錄和地方歷史文化、民族文化研究成果為一體的重要著作。

黃理中（右）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學家黃蔚文教授考察貓貓洞古人類遺址。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探尋黔西南歷史。

黔西南雖然地處偏遠，但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

興義頂效「貓貓洞」古人類遺址、安龍龍廣觀音洞遺址、安龍城南銅鼓山南側菩薩洞遺址、貞豐百層觀音洞遺址，這些遺址中出土了古人類下頜骨、下肢骨、人顱骨，以及動物化石、石器、壁畫等等。

這些人類早期文化遺存研究表明，早在一萬二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了。

春秋戰國時期，這塊土地上，不僅人丁興旺，而且已出現了燦爛的青銅文化，本書記載的普安銅鼓山青銅冶煉遺址中發掘的石簇范、石戈范以及銅渣、坩鍋等，有力地說明了青銅兵器的鑄造在那時已十分普遍且具有較高水平。

在同時期的西南片區，銅鼓山是夜郎考古中至今唯一發現冶煉青銅兵器的遺址。

秦漢時期，黔西南與中原和周邊省區就有廣泛的聯繫，有著頻繁的政治經濟軍事往來。

《漢書·西南夷傳》中記載：「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眾……滇王者，其眾數萬人。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後漢書》又說：「東南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巴，黔中以西到滇池，皆夜郎國也。

」以此分析，以安順平壩為中心，北盤江流域一帶各縣，雲南廣西的部分地區均為古夜郎國。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西南荒蠻之地，民族眾多，部族國林立，紛紛擾擾，從無安寧。

即使漢武帝收復西南夷，「獨夜郎、滇受王印。

」其餘諸王國仍不服漢的管理。

可見部族間的戰爭從未停止過。

《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輯錄了那個時期的兵器：「一字格劍」「青銅鉞」「曲刃矛」等，這些散落在黔西南崇山峻岭中的古代兵器，它們有力地證明了黔西南作為古夜郎國屬地，曾參與了各西南王之間相互攻伐的戰爭。

面對這些古物，我們甚至可以這樣想像，很久很久以前，接夜郎國君王命，不久出征漏臥與句町，於是鍛造青銅兵器。

普安銅鼓山晝夜爐火熊熊，高達1000多度的銅汁翻滾著，緩緩流進石模，淬火與鍛打的聲音像古老的樂曲，沉悶而單調。

這些嶄新的青銅兵器，將隨戰士走向沙場。

在一次長途行軍中，睏乏的兵士坐在道旁休息。

長夜過去，曙色中傳來卒長呼喊，士卒趕緊起身，匆匆忙忙奔前而去，佩劍落入亂石而沒有覺察；或許是另一場戰爭，由於指揮失利，部隊大敗而歸，兵士紛紛回逃故鄉，慌不擇路，丟盔缷甲，失了兵器；也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年老的兵士，殺敵無數，榮歸故里，君王許他不再征戰，於是他不想再帶這血刃之物回家，走過野草叢生的小路，隨手扔下。

甚至還能聽到《詩經·邶風·擊鼓》中「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的聲音。

遠古悠悠，鼓聲不斷，班馬蕭蕭，林木悲吟。

古越人著青衣，梳椎形髮髻，手執青銅鉞、曲刃矛和一字格劍，奔跑著，廝殺著，青銅劍幽光冷寒，仿佛穿透這厚重的歲月，刻劃書寫下古老民族生存鬥爭的篇章。

在這偏遠地區，在這綿長而深邃的山谷里，那戰鬥吶喊聲，仿佛還迴響在耳畔。

黃理中（右）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李錦鈴教授率領的科研組考察貴州龍動物群化石。

滄海桑田，光陰荏苒，縱橫於戰國至兩漢時期的古道、曾經的鄉驛，早已變成田疇、荒野。

在石漠化嚴重的黔西南，遺落的古代兵器悄然散隱於亂石之中了。

千百年後，我們卻能驚喜地在本書中找到一串青銅的小鑰匙，去開啟那塵封的歷史。

本書中的精品文物：青銅搖錢樹和青銅連枝燈，從它們鑄造的形制，葉片的紋飾，可以去探尋這塊土地上古越民族的文化發展和文化特徵。

搖錢樹葉片上的「司儺」圖案，連枝燈上奏樂人的錐形髮髻都表明，春秋秦漢時期，這兒生活著古越人。

他們是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祖先。

可見那時各民族交錯雜居，相互融合在一起。

搖錢樹的鑄造在西南地區十分普通遍，它反映了西南的自然地理狀況以及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和嚮往美好生活的願望。

還有漢代青銅器提梁燈，是1987年，在興仁交樂漢墓出土的，提梁燈的橫樑上，坐著一個小人，雙手合十，似在禱告。

這證明了一個歷史事實，本地區曾在西南古絲綢之路上，也說明了漢代在鑄造這盞提梁燈的時候，本地區已經受到了佛教的影響。

本地區佛教的傳入路徑，應是經東南亞傳入的。

黔西南與雲南、廣西毗鄰，這兩省均是邊境省份，必然深受來自於外域的影響。

《漢書·張騫傳》中記載，張騫在向漢武帝匯報時，曰：「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日：『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身毒即為天竺，也就是印度。

由此可見，四川的商品賣到了印度，大夏國人在印度買到了這些東西，大夏距印度近兩千公里之遙，而「蜀」與「天竺」又有幾千公里，可見漢時中外商貿之發達。

在印度出售的四川商品又是從中國的哪個地方出去的呢？經研究：西南絲綢之路從西安到成都再到南亞、東南亞。

要通過山道崎嶇的陝康藏茶馬古道，從川入境雲南，或從成都南出發，經宜賓、曲靖、昆明、楚雄。

兩條路線在大理匯合後西行，經漾濞、永平、保山、騰衝出緬甸。

那時巴蜀地區的蜀錦、漆器、鐵器、枸醬沿著這些路遠銷往東南亞。

而東南亞商人又將這些商品帶到了大夏。

有出即有進，在中國商品出口的同時，外域文化也傳入了中國。

這盞提梁燈就是最好的物證。

文物上的記憶是最真切的記憶，是歷史文化最好的佐證。

藉助《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我們能窺見歷史真實的面貌。

黃理中在考古現場

黃理中先生生於1938年，貴州省郎岱縣（今六盤水）人。

1984年以前，先在貞豐縣從事教育工作，後到貞豐縣文化館和文化局擔任領導職務，負責文化方面的工作。

1984年調入了黔西南州文化局任文物科長。

至此，便與文物考古、地方歷史、民族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系統接受了「考古學」「博物館學」「民族學」「鑑定學」「古建築學」「陳列保管學」等方面的專業培訓，從一個外行成為了「土專家」。

此後，行走於黔西南秀麗的山水之間，沐風浴雨幾十年。

參加了貴州省第一次夜郎考古對普安銅鼓山的發掘工作；參加了1987年興仁交樂漢墓發掘工作；1989年參加了全國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後來負責籌建「興義貴州民族婚俗博物館」「黔西南州博物館」和「貴州龍博物館」等。

親自參與發掘和徵集的文物達七千餘件。

其間，與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青銅器鑑定專家杜迺松先生、朱家縉先生，我國知名古人類學家黃蔚文、袁振新先生，古生物學家李錦玲教授、江大勇教授、趙喜進教授、金帆博士、李淳博士等專家學者有過廣泛接觸，共同探討黔西南歷史文物及古生物的發掘與保護工作，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地質公園大會」和「中國古動物學會第九次年會」等學術會議。

黃理中先生一輩子跋山涉水、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考古、考察、研究工作，為黔西南地方歷史文化民族文化的研究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本書中收錄了他的研究文章，主要有《貴州龍化石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利用》《交樂漢墓出土文物賞析》《黔西南發現的幾件青銅器與夜郎文化的關係》《布依戲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悠久的民間傳統文化—布依儺儀》《黔西南文物精華》等，這些文章切合實際，見解獨到，是對黔西南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和發展的真知灼見，是十分珍貴的。

《黔西南文物古蹟》一書，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一、為研究黔西南地方歷史文化，民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寶貴的、系統而全面的資料。

二、為增強地方文化自信，挖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發展地方旅遊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三、填補了我省地方文物古蹟資料系統整理的空白。

四、隨著時代的變化，歲月的變遷，它的價值將更加凸顯，長遠來看，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作者：陳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