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王堆及海昏侯墓看西漢時期南楚的開發

【編者按】：本文的一部分以「馬王堆何比海昏侯」為題發表於《中國文物報》2016年4月8日。

經作者同意，現予全文完整發表。

江西南昌新建墎墩海昏侯墓的發掘，是漢代考古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來中國考古的重大發現。

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持續被社會所關注，媒體的報導，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圍繞它的發掘過程，特別是進入主槨室之後的發掘清理，幾乎是通過直播的方式全面加以報導和宣傳。

在這些報導中，其隨葬的數以噸計的銅錢、數量驚人的黃金，以及孔子屏風、車馬坑、漆器、簡牘等，成為街頭巷尾和學界談論的話題。

一些媒體大肆報導和渲染這些寶物的出土，渲染其價值的重要。

國人對於物事的看法，總喜歡做比較，大多數人的觀念還停留在考古就是挖寶的層次上。

很快就有人將海昏侯墓與其他漢代考古發現去比較，馬王堆漢墓於是成為首選。

有的媒體說，海昏侯墓出土器物超過萬件，是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的三倍，其價值也遠超馬王堆漢墓。

這未免讓馬王堆有些難堪，於是長沙的媒體反駁說，馬王堆與海昏侯墓並不是可以隨便比較的，馬王堆漢墓拿得出手的特色寶貝遠比海昏侯墓要多。

迄今為止，還未見海昏侯墓的發掘者關於這個方面的正面評說。

媒體引述發掘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楊軍的話說「兩個墓的所有者都是侯。

但從制式上看，馬王堆是按楚制埋葬，海昏侯墓是典型的漢制。

從出土文物來說，海昏侯墓數量超過了馬王堆，精美程度兩者接近。

」海昏侯考古發掘專家組成員張仲立也不贊成這種比較，認為它們各有千秋。

我們認為，一線考古人員的說法顯然是中肯的。

為什麼目前還不能比較這兩座墓呢？

圖一 1970年代初期發掘前的馬王堆地貌

圖二 馬王堆M3發掘現場

圖三 馬王堆M3棺槨發掘現場

圖四 海昏侯M1俯瞰

圖五 海昏侯M1槨板保存狀況

圖六 海昏侯M1錢庫

首先，目前無法對其價值做全面評估。

馬王堆漢墓自1972年發掘以來，一直在進行保護和整理，考古報告也是陸續出版，涉及到相關文獻的重要文物——簡牘及帛書也是最近才全部出版，對其研究也才剛剛開始。

海昏侯墓的現場發掘剛剛結束，移至實驗室的內棺還未全面清理，其他出土物的整理尚未展開，大量的簡牘文獻更未開始清理。

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對該墓價值的認知，要等到整理完成並發表考古報告以後，才能做出較為全面準確的評估。

其次，即使考古資料全部發表，對其價值大小的比較也未必能夠取得一致的意見。

有如下理由：第一，二者年代不同。

馬王堆漢墓的主人生活在西漢前期的惠帝—高后時代，馬王堆二號墓的墓主人軑侯利倉的下葬年代為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

一號墓的下葬年代要晚於二號墓，可能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後數年。

海昏侯墓——目前已經確認該墓的墓主人為劉賀——的下葬年代為漢宣帝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

整體而言，馬王堆漢墓要比海昏侯墓早100多年。

就像評價一個人物不能脫離其時代背景一樣，不同年代的墓葬也是不宜比較的。

第二，二者身份不同。

馬王堆是一處列侯家族墓地，馬王堆二號漢墓的主人軑侯是長沙王之丞相，一號墓為其夫人，三號為其兒子。

海昏侯墓所在的墎墩也是一處列侯家族墓地，一號墓為劉賀，二號為夫人墓，其他幾座墓的墓主為家族成員。

海昏侯和軑侯的身份有很大的差別，軑侯為異姓列侯，海昏侯劉賀卻是漢武帝之孫，曾做過昌邑王和西漢皇帝，後被廢為庶人，後再被封為海昏侯，是個集帝、王、侯、平民多種身份於一身的人，其個人經歷跌宕起伏，大喜大悲，與西漢皇室有著無法割裂的關係。

這樣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與一般的列侯有重大的差別。

第三，墓葬制度不同。

所謂墓葬制度主要是指與葬儀有關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墓園和墓室的結構以及所用器具的類型。

從墓園來看，馬王堆的墓園不清楚，海昏侯墓園有完整的地面格局，其園門、門闕及相關建築基址排水溝和道路等都比較清晰，相關祔葬墓也進行了考古發掘。

同時，也對與墓園相關的城址及其他墓地進行了勘探，這些都是馬王堆漢墓所沒有的或者不清楚的。

從墓室結構來看，棺槨制度完全不同，馬王堆漢墓採取了楚制，為一槨四棺；槨與棺之間有四個邊廂，這樣的做法與戰國時期楚國完全一樣。

海昏侯墓採用的是漢制，即槨室由主槨室、過道、迴廊形藏槨和甬道構成。

槨室中央為主槨室；周圍環繞以迴廊形藏槨；主槨室與藏槨之間辟有過道；主槨室和墓道之間由甬道相連接。

棺柩位於主槨室的東室東北部，使用內、外兩重棺，與主槨室、過道、迴廊形藏槨共同構成五重棺槨形式。

第四，墓內遺物保存情況不同。

馬王堆一號漢墓未經盜掘，墓室保存完好，尤其是墓主人屍體及各類有機物得以完整保存。

海昏侯墓棺槨坍塌，屍骨無存，服飾及織品也保存較少。

不一樣的保存情況決定了出土物性質、種類的不同，也決定了遺物的完好程度不同，這些不同的遺存具有不同的價值和功能，也無法加以比較。

因此，無論從馬王堆看海昏侯墓或是從海昏侯墓看馬王堆，既不能仰視，也不能斜睨，二者還無法比較。

它們是不同維度的問題，在地理空間不同、時代不同、身份不同的諸多因素影響下，將其加以胡亂比較，幾乎就是將張飛與岳飛拿來比較一樣，只能是戲說而已。

海昏侯墓的發掘，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筆者從一開始就非常關注，不僅因為湖南、江西山水比鄰，在戰國—秦漢時代同屬南楚，更因為長沙、豫章在地理、文化和人際往來方面都密切關聯、不可分割。

我還希望以海昏侯墓發掘所獲取的信息，提供一些有用的證據，冀以從湖南本土之外的視角來考察西漢帝國時代的湖南。

因此，我多次到海昏侯考古發掘現場觀摩和考察，並向發掘領隊及專家組請教和交換意見。

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無疑堪稱當今田野考古的典範之作。

考古發掘從一開始就擯棄了舊式考古墓葬發掘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也不直接挖墓葬填土，而是先做整體調查勘探，找墓園、找布局，這是一種很好的學術理念和工作實踐。

通過全面調查勘探，考古隊摸清了海昏侯墓園的整體布局，不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祔葬墓、車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築，如園門、門闕及各式墓園建築基址，還發現了墓園的排水和道路系統。

不僅如此，還發現了海昏侯墓周邊5平方公里區域以紫金城城址、歷代海昏侯墓園、貴族和平民墓地等為核心的海昏侯國一系列重要遺存。

這些工作的開展，對於全面了解海昏侯墓以及海昏國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發掘主墓之前，先後發掘了1座車馬坑、3座祔葬墓，並解剖了2 座園門、門闕及相關墓園建築基址，最後才著手發掘主墓。

這樣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具有先進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對於促進學術研究和學科的進展意義重大。

海昏侯墓的發掘工作秉承著這樣的理念，因此獲得了比發掘墓葬本身更多的成果。

當年馬王堆考古發掘，卻是缺乏這樣的理念，墓道僅發掘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的發掘沒有分層，甚至用推土機實施，更沒有對整個墓園進行全面調查勘探，所以現在我們根本無法知曉馬王堆墓園的基本情況，它的布局、園牆、地面建築遺存，等等，只能留下遺憾。

馬王堆漢墓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發掘的，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無法求全責備。

實事求是地講，當時湖南考古界是竭盡全力來從事這項發掘，也從全國抽調了相關專家學者參與考古發掘，後期的整理保護也是多學科的合作。

對於馬王堆漢墓的保護和研究來說，已是比較全面而科學的過程了。

也正因如此，才能將其發掘出土的文物較為完好地保護和展示，並持續為研究者提供信息。

馬王堆漢墓由三座墓葬組成，三座墓葬出土文物總數，據考古發掘報告，一號墓共計「一千餘件」，二號墓「總數高達2721件」，三號墓「1684」件，照此統計，則三墓共計出土隨葬器物不少於5400件。

不過，由於屍體、棺槨等大量遺存並非以隨葬器物來統計，所以數字肯定要大一些。

另外，即使是隨葬品，也存在統計標準不一的問題，如字數達11.5萬餘字的帛書就只能單獨統計，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則出土文物總量顯然高於這一數據。

馬王堆漢墓的最大亮點是槨室未經盜擾，一、三號墓棺槨也沒有坍塌，所以墓葬內遺物的保存程度較好。

此外，一號墓還出土了彩繪帛畫、素紗禪衣；三號墓出土了帛書、帛畫及地形圖、駐軍圖等。

這些重要文物體現其在歷史、科學、藝術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遺產和寶貴財富。

圖七 馬王堆M1出土素紗襌衣

圖八 馬王堆M1出土帛畫

圖九 馬王堆M3出土地形圖

圖十 馬王堆M3出土駐軍圖

海昏侯墓出土了相當豐富的文物，迄今出土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編、草編、紡織品和簡牘、木牘（簽牌和奏章副本）等各類精美、珍貴文物約1萬餘件。

這是在發掘現場和臨時保護過程中初步統計的數字，隨著整理和保護過程的進行，更加準確的數字當會最終確定。

海昏侯墓雖發生過盜掘，但對主槨室的破壞不大，倒是由於埋藏環境的緣故導致棺槨坍塌，墓內大量有機物已經腐朽，不可能發現像馬王堆一樣的錦衣華服，即便如此，海昏侯墓的出土物依然是驚人的：第一是出土了大量的簡牘，內容豐富；第二是出土了整套樂器；第三是豐富的車馬器；第四是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和銅錢；第五是出土了大量黃金。

這些出土文物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極為難得的。

圖十一 海昏侯M1出土昌邑九年文字漆器

圖十二 海昏侯M1出土玉神獸

圖十三 海昏侯M1金餅、鱗趾金、金板出土情況

從考古發現來講，海昏侯墓和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文物，都具有重要價值，至於誰更重要，自然要等海昏侯和馬王堆考古發掘報告全部完成以後方能做出適當的評估，這個時候下定論顯然是不合適的。

即使將來能對它們的價值做評估，但由於時間、空間、墓主人身份、文物類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差異，其價值之大小高低也是難以評判的。

考古發現的重要與否，並不在於發現了多少寶貝，而是其文物所體現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重要與否，以及這些發現對於認識和研究古代歷史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作為考古工作者，我們關注海昏侯墓並不是其發現了多少黃金和寶藏，而是這樣的考古發現對於研究西漢歷史所體現的作用和意義。

我們認為，馬王堆及海昏侯墓的真正價值就是墓葬背後所表征的歷史，即從墓葬的埋葬制度及墓內隨葬品的相關情況，折射出秦漢帝國及其以降，長江以南的遼闊地域，由帝國邊陲到內陸、由夷越之眾到華夏族群、由化外洪荒到中國序列的歷史過程；它見證了國家疆域的擴大、文化融合和南方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過程的形成和發展的階段性巨變。

這，無疑是以馬王堆和海昏侯墓為代表的南方考古發現所表征的對於中國大歷史的構建和夷越民族華夏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最為突出的普遍價值。

西漢帝國前期的江南，主要是指現今湖南全境與江西西部一帶，也就是司馬遷在《史記》里所提到的南楚。

先秦時期，這裡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化外之地，為南蠻和百越所居，對於中原華夏族群來說乃是落後的蠻夷地區。

實際上，在中原夏商周的歷史進程中，南方也一直有所發展，江西、湖南也出現了如吳城、新干以及炭河裡那樣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也產生了地方性的區域方國。

但是，確因華夏正統之故，在中原族群的視野里，南人乃是與華夏有別的蠻夷之人，是中原文明輻射之外的洪荒之地。

南方的開發，是從楚國「經營江南」開始的，自春秋中晚期開始，江南的開發就已經出現，至戰國時期愈盛，湖南出現許多楚城和大型聚落，這樣的勢頭也波及到了江西，這個地處吳頭楚尾的地方，也因此得到發展。

秦統一六國後，在湖南設置了洞庭郡和蒼梧郡，在皖西南及贛北設置了九江郡，鄱陽湖地區包含在九江郡內，從龍山里耶秦簡來看，那個郡下或許還有一個「南昌縣」。

西漢帝國建立以後，在原湖南秦朝郡治的基礎上設置了長沙國，並有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陽郡，江西則有豫章郡。

長沙國的開國者吳芮是江西人，秦時曾任番陽令，秦末西楚霸王項羽因吳芮軍功封其為衡山王。

漢帝國建立以後，劉邦徙封其為長沙王，由此開創了長沙國的歷史。

吳氏長沙國的地盤包括了湖南全部以及江西、廣東的少部分，是漢帝國的南方屏障。

作為出身江西的南方豪族，在吳氏長沙國時期，湖南與江西之間應有非常密切的交往，長沙、豫章的紐帶也因這樣的關係而得以加強。

長沙國的建立，是為南楚地區的發展和江山社稷的穩固奠定了基礎。

但是，從西漢國都長安中心而言，這個地方仍是化外邊陲之地，即使到了西漢建國相當一段時間以後，南楚仍然不被看好。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豫章、長沙，是南楚也。

南楚好辭，巧說少信。

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又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文帝時賈誼南放長沙，也「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

」頗為抑鬱。

但是，長沙、豫章卻並沒有成為西漢帝國的累贅，而是以其廣袤的地域和人民，為漢朝的發展立了下功勳。

這裡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珠璣、玳瑁、齒革，且「豫章楚黃金，長沙出連錫。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資。

不僅如此，長沙、豫章還是漢帝國南方重要的屏障和前線。

西漢立國之初，嶺南地域尚有南越國，該國的開國者趙佗乘秦末戰亂之際稱帝，漢定天下以後，劉邦並未派兵收復，而是採取了懷柔政策，「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因禁「關市鐵器」而與中央朝廷交惡，並「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

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後來中央與南越之間雖有君臣關係，但南越國仍意圖維持其獨立王國的地位。

後來更有呂嘉殺南越王及王太后，與中央抗衡。

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於是平定南越，完成國家統一。

漢帝國的五路大軍，其中四路是以長沙、豫章為基地南下的，可見這個時期長沙國和豫章郡地位是何等重要。

馬王堆、海昏侯墓考古發現也見證了長沙、豫章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西漢前期，社會生產力水平還較低，財富積累較少，國家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文帝還下令薄葬，都是基於國家財力較弱的緣故。

因此西漢前期墓葬中金器、銅器和玉器的隨葬都很少，大多以漆木器隨葬。

如西漢前期長沙漁陽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金器僅有扣飾。

長沙砂子塘M1也是一座西漢前期的大型墓葬，1941、1947遭兩次盜掘，1961年又進行了發掘，該墓出土大量漆木器，卻只發現一件銅鏡、一件玉璧，沒有見到鐵器、銀器和金器。

但是，西漢中晚期就不一樣了，長沙風篷嶺一號漢墓出土金餅19枚，每枚重250.5克，青銅器也有二十餘件。

西漢晚期張端君墓出土了銅器101件，漆木器數十件。

雖然這些墓葬均遭盜掘，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實情況，但至少讓我們了解到西漢中晚期已經較前期富裕很多。

長沙地區西漢中小型墓葬情況也可以佐證這一變化過程，如西漢前期中小型墓葬規格小，隨葬品不豐富，多為陶器；晚期墓壙加大許多，小型墓減少，陶器中出現倉、井、灶等表現財富的器物，普遍隨葬銅鏡，且這些變化基本與中原一致，這些現象不僅反映出西漢晚期要比西漢前期富裕，也反映出長沙地區社會制度的演變已經大體與中原同步。

馬王堆漢墓的隨葬品以漆木器、服飾和簡帛為主，實則表明西漢前期社會生產力較低，還不太富裕。

但海昏侯墓就完全不一樣，雖然因為劉賀特殊的身份和背景，其隨葬物可能遠超一般列侯，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過百十年的發展，西漢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的黃金、銅錢、車馬器、玉器、青銅器等極為豐富，極為奢華。

如果不是因為棺槨坍塌，若有機物能夠完整保留，則定會出土精美的服飾、帛書或者帛畫之類。

從馬王堆到海昏侯墓，從長沙國到豫章郡，大量的考古發現均見證了西漢晚期社會的富庶繁榮，見證了江南的利用與開發，原來的卑濕之地已經變得富饒了。

西漢時期的武陵郡、長沙國、零陵郡、桂陽郡，從《漢書·地理志》來看，共計人口為717447人。

海昏侯所在的豫章郡人口351965人，這是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所記載的數據。

東漢末年《續漢書·郡國志》記載人口情況做同樣的比較，前者為285萬，後者為166萬。

顯然經過兩漢的經營，長沙、豫章地區的人口有了較大規模增長。

雖然這樣的數據比較晚出，或許並不完整，但也可窺見兩漢時期南楚的人口有長足地增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其他考古資料也能夠看到，西漢時期，尤其是西漢中晚期，湖南、江西地區的聚落、城址和墓葬的規模也在持續增長。

就湖南而言，西漢城址幾乎遍及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周邊，幾乎每一處城池都有規模巨大的墓地，墓葬的隨葬品也日漸豐富，這同樣反映南方的開發，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國家經濟的重心開始向南方轉移。

由此我們認識到，馬王堆與海昏侯墓的發掘，實則見證了南方的開發和其在中國化進程所發揮的作用，西漢帝國對於南楚的開發和利用使這一地區在政治上歸入大統，經濟上獲得持續發展，曾經的荒蠻之地成為國家人口與物資的重要產區。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王堆和海昏侯墓的重大價值體現了它們所表征的歷史和歷史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正是南方族群和南方地區華夏化和中國化進程中極為重要和關鍵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