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華不再 唐韻猶存

原題：韶華不再，唐韻猶存

——山西臨汾西趙村唐墓的發掘

欲要喬遷，考古為先

「源自於法蘭西的唯美城市墅群」「寧靜與繁華，一切隨心切換」「城西龍首高位——堯豐之西、汾河以東、上風上水、藏林納湖」，這些華麗的辭藻都是開發商用來形容一處在售的商品房住宅區——臨汾三星鳳凰府。

臨汾三星鳳凰府實景

兩年多前，在三星鳳凰府尚未動工之時，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組成的聯合考古隊於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對項目範圍內的西趙遺址進行了部分發掘。

西趙遺址位於臨汾市堯都區堯廟鎮西趙村西100米處，遺址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300米，總面積約60萬平方米。

本次發掘區域位於遺址中部，發掘面積近2000平方米，清理內容包括灰坑12個、墓葬40座，其中出土墓誌的三座唐代墓葬（M2、M17、M45）是本次發掘的最大收穫。

西趙遺址位置示意圖

目前山西省內發現的唐代墓葬主要集中在中部的太原地區和東南部的長治地區，晉北地區也有少量發現，晉南、晉西南的臨汾和運城兩地則很少，除本次發掘的唐墓外，見於報端的僅有6座墓葬，為運城地區的薛儆墓和侯馬的另外5座墓葬。

此次發現的唐代紀年墓葬及出土器物不僅增添了山西唐墓的資料，而且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和研究山西唐墓提供了較為準確的參考。

三座墓葬，兩種形式

三座唐墓位置及分布圖

唐代北方地區典型的墓葬形式為磚室墓和土洞墓，這三座墓葬中M2和M45為磚室墓，已被盜擾，M17為土洞墓，未被盜擾。

M2位於發掘區東北部，方向195度；M17位於發掘區中部偏西，方向205度；M45位於發掘區南部，方向195度。

兩座磚室墓都由墓道、甬道、墓門和墓室組成，墓道均位於墓室南部，為在生土中挖出，墓門均已塌陷，墓室均用磚鋪地。

M2墓道北寬南窄，平面近似梯形，墓室、甬道、墓門均為磚砌，甬道內用條磚封堵，墓室平面為弧邊方形。

考古工作者在墓室中部偏西發現I個頭骨，由於被盜，骨架較為散亂。

隨葬物品位於墓室中部和西部。

M45墓道南北基本同寬，平面為長方形，墓室為磚砌，墓室中北部發現人骨二具，保存比較好。

頭骨均向西，男主人位於南側，仰上身直下肢；女主人位於北側，側上身屈下肢，面向男主人。

表明男女有別，女主人從屬於男主人。

隨葬品位於墓室中部和西部。

土洞墓M17由墓道、墓門和墓室構成。

墓道位於墓室南部偏西，平面為長方形。

墓門位於墓道和墓室連接處，墓室平面為多邊形，考古工作者在墓室中部發現人骨二具，保存同樣比較好，根據殘留的木棺痕跡判斷為共用一具木棺。

木棺西側比東側大。

與M45一樣，頭骨均向西，男主人仰上身直下肢，女主人側上身屈下肢，面部朝向男主人，但是男主人位於女主人北側。

隨葬品主要位於墓室南部。

同為墓誌，信息有別

墓誌指放在墳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文本，材質一般為石頭或者磚。

墓誌始於秦漢，發現最早的有秦勞役墓瓦志和東漢刑徒磚志。

這三座唐墓雖然都出土了墓誌，但由於材質、書寫方式及保存狀況等因素的影響，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量的大小是有區別的。

M2的墓誌為青石質，深灰色，經磨光處理，長57、寬56、厚14厘米。

志蓋和墓誌分離。

志蓋斷裂，平放於墓室中部，墓誌豎立於墓室前部。

志蓋上用篆書題寫著：「大唐晉州洪洞縣何君墓志銘」，這就很明確的把墓葬的時代和墓主人的姓名交代了。

志蓋四剎陰刻卷草紋、側面陰刻四神。

志蓋北側為雙朱雀，南側為玄武，西側為青龍，東側為白虎，青龍及白虎均有線條形的翼。

墓誌用楷體書寫墓主人生平，秀麗規整，保存完好。

墓誌側面陰刻卷草紋，表面用陰線劃出方格。

M2出土墓誌

M17的墓誌為方磚製成，通體磨光，長32、寬32、厚7厘米。

墓誌緊鄰木棺立於北側。

墓誌用陰刻豎線劃出10列，志文用墨書寫，由於保存較差，目前沒有辦法釋讀它，故M17墓誌幾乎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信息。

M17出土墓誌

M45的墓誌同樣用方磚製成，長42、寬42、厚8厘米。

出土時志蓋和墓誌平放於墓室中部偏南。

志蓋為盝頂形，看不清有無內容。

墓誌字體為行書，用白色顏料書寫，由於保存不好，目前無法完整釋讀它，僅能看到墓誌中有「長安三年十二月七日奄」等內容，其中「年」、「月」、「日」均為武則天時期新造的字。

雖然沒有提取到墓主人的有關信息，但是我們根據僅有的一些內容仍然可以判定墓葬的年代。

相比而言，這比M17的墓誌能提供我們的信息量要大得多。

M45出土墓誌

陶俑世界，精彩紛呈

提起陶俑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秦始皇陵兵馬俑，其實在唐代墓葬所有隨葬品中，陶俑的種類多、造型生動、製作精美，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陶俑的製作有模製和捏制兩種，以模製最為常見，捏制的比較少，且主要存在於晚唐時期。

陶質彩繪俑最為常見，盛唐時期，三彩陶俑也比較常見。

唐代的陶俑一般可分為四類：鎮墓類俑、出行儀仗類俑、家內侍役類俑和動物模型俑。

陶俑的隨葬在種類、數量和尺寸等方面存在著等級的差異，高等級墓葬中出現數量眾多的各類型的陶俑，低等級的墓葬中出行儀仗俑就很少甚至沒有。

比如M17中就沒有出行儀仗類俑和家內侍役類俑，但M17也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個陶俑的世界，共計48件陶俑。

陶風貌男俑20件，高約25厘米。

有一種俑整體修長，臉部橢圓，頭戴及肩風帽，外穿翻領窄袖長袍，內穿圓領襦衫。

左臂貼身下垂，左手藏於衣袖中，右臂抬起彎於右胸下，右手緊握成拳狀。

另一種俑整體較粗壯，臉部近圓形，風帽形態和外袍的翻領與第一種稍有不同。

陶單刀半翻髻女俑11件，高約30厘米。

俑頭梳高大的單刀半翻髻，上身穿袒胸長袖襦衫，下身穿曳地長褶裙。

左右臂相交於腹部，兩手藏於襦衫長袖中，腿和腳均藏於長裙中。

陶風貌男俑和陶單刀半翻髻女俑

陶騎馬人物俑6件，高在30厘米以上。

第一種人物腰部以上已殘，馬匹保存完好。

馬頭略微偏左，張嘴露齒作嘶鳴狀，馬鬃齊整，馬背上用泥塊做出鞍韉，前鞍橋直立，後鞍橋向後傾斜。

馬尾較寬且下垂。

第二種為小型男騎馬人物俑，馬頭下垂，鬃毛齊整，腿部粗壯，尾部下垂。

俑頭部略微偏右，濃眉大眼，留八字須，身穿翻領窄袖長袍，短靴套在馬鐙中，兩手彎曲至腹部。

第三種為小型女騎馬人物俑，馬與第二種相似，騎乘者梳單刀半翻髻，穿束胸長裙，裙前有兩根較長的飄帶，左手彎曲至上腹部，右手下垂，雙腳踏於馬鐙上。

陶武士俑2件，高約50厘米。

濃眉大眼高鼻樑，八字須，頸部系有結領巾，雙肩下系帶，內穿長袍、戰袍，外穿鎧甲，下身穿寬口袴，腳穿靴子，右臂彎曲置於身體右側，右手握拳狀，左臂下垂置於左側腰部以下。

陶鎮墓獸2件，高約25厘米。

獸面似虎，雙耳上翹，眉骨突出，怒目圓睜，大嘴微張露出牙齒，前腿較細直立，後腿粗壯蹲踞，尾上翹且緊貼於後背。

陶武士俑及陶鎮墓獸

另外還出土陶羊2件、陶牛1件、陶狗2件、陶豬2件。

陶羊和陶牛

陶狗和陶豬

唐代的彩繪陶俑及隨後出現的三彩俑，將我國古代的陶俑製作推向了高峰，安史之亂以後，陶俑的葬俗日漸衰落。

儘管這三座唐墓中沒有出現三彩俑，但是M45出土了一件三彩瓶。

口徑6.3、底徑8.1、高25.5厘米。

胎體為白色，質地細膩。

外壁通體施釉，口沿內局部施釉，釉色呈黃、綠、褐三色，玻璃質感較強。

三彩瓶

縱然破碎，亦為首現

玻璃器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器類，但是在中國古代，它卻相對是一種「奢侈品」。

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先民就已經開始使用玻璃器了，但是在墓葬中發現的玻璃器卻很少。

在這三座唐墓中，M2出土了至少屬於3件個體的玻璃器殘片。

可見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件器物口徑3.2厘米，故這些玻璃器的器形都不大。

大體呈瓜棱形或喇叭花狀，相鄰花瓣的部分內凹處以鎏金銅條加固。

部分花瓣口沿處也有銅條加固，顏色為青色、淺綠色或灰白色。

M2出土的玻璃器為山西唐墓的首次發現，儘管破成碎片了，但是它對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國唐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玻璃器

如此這般，何為唐墓？

考古學上通常是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來綜合判斷墓葬年代的。

不同時代的墓葬形制有所不同，但是同一種形制的墓葬形式也可以出現在不同時代。

僅根據墓葬形制我們只能大體判斷這三座墓葬的時代框架，最關鍵的還是要看出土的器物。

考古工作者當然最希望看到的是出土帶有文字的東西，這樣對於確定墓葬的性質和年代有極大的幫助，但並不是所有的墓葬都能如人所願。

M2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帶有明確紀年和人物資料的墓誌，根據墓誌內容並查閱文獻可知墓主人為何洛，字通達，晉州洪洞縣人，漢大將軍何進的後代，爺爺當過北齊卓郡的太守，爸爸在隋朝任請大夫，他本人在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二月六日葬於州南三里處。

連具體哪一年都知道了，此墓為唐墓無疑。

M17確定為唐墓的方式就要複雜些了。

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的基本理論之一，說的是遺蹟和遺物的形態變化過程是有演變規律可循的，細微說來就是由於M17出土墓誌墨書內容保存不好，我們要根據這座墓葬出土的陶俑與周邊地域墓葬中出土相似陶俑的比較研究來確定墓葬的相對年代。

慶幸的是我們在不遠處的西安地區就找到了線索。

風帽男俑與西安郊區516號初唐墓出土風帽男俑幾乎一致。

單刀半翻髻女俑與西安郊區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劉寶墓的單刀半翻髻女俑極為相似。

騎馬男俑、狗、豬、羊與龍朔三年（公元663年）的新城長公主墓同類器物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鎮墓獸、武士俑同陝西長安南里王村初唐墓所出鎮墓獸和武士俑也較相似。

因此，M17的年代應與上述幾座紀年墓葬的年代大體相當為唐代初年。

M45的墓誌無法完整釋讀，關於墓主人的更多信息還無法確認，但是根據墓誌我們可以知道墓主人死於長安三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七日，墓誌中更是出現了武則天時期的造字，這樣就確定了墓葬年代應在武周時期，且墓葬的年代下限應在長安四年。

（文章來源：《發現山西——考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