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遼代青銅蓮花形薰香爐的形制特點

（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中圖分類號：K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1-0027-03

遼代蓮花形手持執香爐是遼代生活用品種之一,它不僅具有遼代細膩質樸、淡雅雋永、清新含蓄等種種美的特徵,而且與中國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風俗有著一衣帶水、不可割斷的聯繫。

隨著近年來在已發掘和徵集的遼代文物中，發現了一些造型精緻、簡潔大方、崇尚仿生的遼代香爐。

這些發現為我們研究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生活以提供了實物資料。

本文擬就考古發現的遼代香爐略述以下幾點。

圖一 內蒙古赤峰徵集

（內蒙古博物院藏 尺寸:長:32CM,高:12CM,底徑:8.5CM）

一、遼代香爐的外形以及特點

銅香爐是銅做的焚香器具，是歷史悠久的漢族傳統工藝品。

銅香爐雖然質地相同但是不同時代的能工巧匠們卻把他們做成了作成種種形式。

銅香爐用途亦有多種﹐有熏衣銅香爐﹑或陳設銅香爐﹑或敬神供佛銅香爐。

該遼代青銅蓮花形薰香爐徵集於內蒙古赤峰市，其形似一束三頭蓮花，蓮莖為手柄。

盛開向上的仰蓮巧制為爐身，向下的蓮葉作爐座。

分為器蓋、爐身、爐座，蓋為圓形，鏤空；爐身作仰蓮瓣形；爐座為覆荷葉形，座身通體飾有寫實的荷葉脈紋。

二、遼代民族融合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

目前所發現的遼代香爐而言有瓷質的、銅製的以及銀制的。

為了更好的了解這件遼代青銅蓮花形薰香爐，我們先要簡單了解一下遼代這個由契丹建立的王朝在我國歷史上對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

遼代是中國歷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國北方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眾所周知遼代所處的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割據時期,作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占據了北方大片地域,與北宋長期對峙,其民族關係、文化衝突和交流,顯得更為複雜。

遼代其總體水平雖遠遜唐宋，但其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和別具一格的文化成就，決定了它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

遼代的民族融合是在自然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雙軌制政治文化機制。

遼代民族交融歷史特色的形成與遼代深厚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有著緊密的聯繫。

遼朝契丹政權幾次南下征伐帶來的人口交叉式的遷徙以及中原王朝大量徵調勞動人民到邊地服役，客觀上推動和開發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因俗而治」的雙軌制是對不同文化多這有力地證明在民族大遷徙的背景下，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融合是在共同進行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形成的自然融合，它是以勞動人民間的相互平等為基礎的，是適應歷史前進的趨向的，所以在階級社會時代也能表現為進步趨勢，同時它也是社會自然歷史過程的客觀反映。

遼代民族交融在歷史特色的形成與遼代深厚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有著緊密的聯繫。

兩百餘年中形成的遼文化，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同時具有契丹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

遼文化的發展道路既不同於它之前的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也不同於其後女真族所建立的金。

從契丹民族的歷史文化進程分析，足以證明它具有較為強烈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融合是歷史發展的潮流，落後的文化終究缺少生命力，先進的文化總是要戰勝落後的文化。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農、牧民族的大融合，總是以「漢化」為主要的形式，即遊牧社會的封建化，遊牧政權的中央集權化，遊牧人口的農業化和定居化，以及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漢字、說漢話、通漢婚、改漢姓、穿漢服，等等。

當然在其封建化和漢化過程中，也會保留其本民族的特色。

每一個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區，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走上了這條漢化的道路。

遼代歷史充分證明了歷史文化認同，意識和「漢化」進程是契丹民族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特別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蕭太后與聖宗率大軍南下，與宋軍在澶州（今河南濮陽）展開大戰，結果宋軍取得勝利，宋遼雙方簽訂協議，史稱「澶淵之盟」。

這一盟約的簽訂，對於宋遼之間邊境安寧和貿易來說無疑起到了推進作用。

而在現已出土的遼代香爐，應當是宋與遼之間的貿易往來和交往的結果。

同時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赤峰寧城縣蕭孛（bei）特本墓都徵集和出土過相同器形的香爐，從這一側面反映了宋遼之間的文化交流。

圖二 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蕭孛特本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尺寸:通長36.5CM）

圖三 內蒙古呼和浩特徵集

（內蒙古博物院藏 長26.5CM，高8CM，底徑8.5CM）

三、遼代香爐的特點及所反映的問題

通過對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遼代不但有普通的隨葬香爐，同時也有一些與佛教相關的香爐，這件遼代青銅蓮花形薰香爐的蓮瓣造型是我國古代香爐製作中常用的紋飾，它與我國的佛教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菩提樹」、「蓮花台」從來就是佛教的象徵。

自從佛教傳入我國，佛教文化便滲透到我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們平時的考古工作中，常常發現各類文化遺存有佛教文化的影響，比如瓦當、銅鏡、各類石刻以及其它的生活用品時有蓮花紋飾、蓮瓣紋飾、忍冬紋飾。

這些紋飾反映了人們對法輪常轉，生死輪迴佛家思想的理解和認同。

因此，佛家思想就很自然地表現在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就目前對一些已發掘的遼代墓室所出土的文物和墓室壁畫如，遼寧朝陽遼趙氏族墓出土一件金剛杵形水晶飾件[1]、在河北宣化五號壁畫墓山土木棺上以梵、漢兩種文字寫滿經咒[2]、在內蒙古寧城縣埋王溝遼四號墓葬山土一件銅質凈瓶[3]、在遼寧新巴民圖營子遼墓山土一件刻有《餚炬如來必破地獄真言》鎏金銅牌飾[4]、在山西大同臥虎灣遼代壁畫墓出土一件刻有《凈法界真言》的石碑和刻有經咒的石棺[5]、在遼寧喀左北嶺遼墓出土一件玉飛天[6]、在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出土一件水晶金剛杵飾件[7]、在北京西城區阜城門外遼董庠夫婦合葬墓出土刻存「《滅罪真言》的石刻一件[8]、在河北宜化遼張文藻壁畫墓山土木梢上以梵、漢兩種文體寫滿《佛說生人陀羅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咒[9]、在內蒙古庫倫旗八號遼墓墓門繪有迦陵頻伽壁畫圖四緲[10]、在內蒙古敖漢旗白塔子遼墓的墓道、天井上口發現石經幢[11]、在北京大興遼馬直溫夫婦合葬墓出土石幢[12]。

諸如此類的發現還有很多恕不一一列舉。

這些與佛教有關的各類遺物和香爐一起構成了遼代佛教信仰狀況的真實畫面，反映了佛教己經深深地影響到遼代的葬俗。

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族原無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個部落主耶律阿保機統一鄰部，擴大經略，即有意吸收內地文化，以收攬漢人。

據說唐天復二年（902），遼太祖始置龍化州（西拉木倫河上流今內蒙自治區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開教寺的創建。

在經濟上遼代佛教由於帝室權貴的支持、施捨，寺院經濟特別發展。

在政治上綜觀整個遼代，統治者幾乎都從信仰出發，其佛教政策具有明顯的非功利化取向。

從佛教信仰上看，遼代社會上至皇帝、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幾乎無不認同和支持佛教，而且他們的信仰非常虔誠，無功利目的，具有平民化而不世俗化的特點。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各階層對佛學教育有強烈的需求。

從宗教社會史角度來說，遼代佛教延續了中古社會的特徵，但在胡漢交融的社會背景下又顯示出自己的特色。

另外，要特別提說明一下，焚香在我國有著非常久遠的傳統和歷史，自從佛教與外來的一度文化傳入我國不僅為寺廟帶來了大量新的香料，而且眾多的有關焚香和香料的習俗和信仰也隨之傳入中國，從而加強和豐富了中國古老的焚香傳統[13]。

隨著佛教的傳入焚香的習俗也就發生的較大的變化逐漸由原來一般意義上的薰香演變為供養佛的一種行為而且成為社會習俗的主流。

就社會生活的複雜性來看儘管焚香不都是為了禮佛、拜佛以及供養佛但在遼代這樣一個佛教盛行的王朝不能不考慮佛教的影響。

香爐作為焚香的器具其出土地點不僅限於寺廟遺址而且見於墓室之中，並與其他有關佛教文物共存，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它已經是佛教文化影響當時社會習俗代表物種的一類了。

參考文獻：

〔1〕鄧寶學，孫國平，李宇峰.遼寧朝陽趙氏族墓[J].文物，1983（9）.

〔2〕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遼代壁畫墓[J].文物，1995（2）.

〔3〕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遼中京博物館.寧城縣埋王溝遼代墓地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集[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4〕馮永謙.遼寧省建平、新民的三座遼墓[J].考古，1960（2）.

〔5〕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臥虎灣遼代壁畫墓[J].考古，1963（8）.

〔6〕吳佳昌.喀左北嶺遼墓[J].遼海文物學刊，1986（1）.

〔7〕吉林省博物館，哲里木盟文化局.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3（8）.

〔8〕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J].文物，1972（3）.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宣化區文物管理所.河北列化遼張文藻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6（9）.

〔1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內蒙古庫倫旗七、八號遼墓[M].呼和浩特：民族出版社，1987（7）.

〔11〕敖漢旗博物館.敖漢旗白塔子遼墓[J].考古，1978（2）.

〔12〕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J].文物，1980（12）.

〔13〕（美）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M].北京：年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

《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