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圖景

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圖景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覽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全稱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以下簡稱「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

緣起與實施過程

談到中華文明的起源,就不能迴避一個問題——中華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個傳說,還是真實的歷史?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國文明的肇始。

但是,古代文獻中關於炎黃時代的記述有不少神話的色彩,屬於古史傳說,還不能作為信史來證明中華文明有五千年。

中國史學界大多認為,中華文明開始於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而部分國外學者和個別國內學者依然懷疑夏王朝是否為真正存在過的王朝,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只能從已經被商代甲骨文所證明的商王朝後期開始算起,按此觀點,中華文明的歷史只有3300年。

要想消除社會上及學術界存在的上述懷疑,要搞清中華文明形成的歷史,依靠傳世的古代文獻資料是無能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發掘獲得新的資料來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來判斷中華文明是否有五千年的歷史。

2000年底,「夏商周斷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後,科技部採納了學者們的建議,決定立項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多學科綜合研究。

項目實施之初就確定了探源工程的宗旨:多學科有機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並探索導致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發展道路及其特點。

「多角度」就是要從環境、生產力發展狀況(包括農業和手工業)、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來研究;「多層次」就是不僅要著眼於都邑遺址和高級貴族的狀況,還要研究位於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會中下層人們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變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探源工程是一項規模空前的多學科結合的項目。

參加項目研究的學科包括考古學、歷史文獻學、古文字學、科學測年、體質人類學、同位素分析、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遺傳學、冶金史、古陶瓷、物質結構和化學成分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天文學、科技史、計算機科學等近20個一級學科。

直接參加項目研究的國內外學者有近400人。

2001—2016年,探源工程經歷了預備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階段。

主要成果與意義

通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陝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遺址開展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和對重點區域的發掘,以及各個地區的中心性遺址(如安徽凌家灘、遼寧牛河梁等)的考古工作,獲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證明距今5300—4000年期間,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分工和貧富貴賤的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與祭神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者——王和為其統治服務、專門從事社會管理的官僚階層,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相繼進入了文明的最初階段——古國文明的階段。

探源工程經過十幾年的多學科研究,以充分的事實證明,中華五千年文明並非虛言,而是真實可信的歷史。

這一結論性認識對於我國的民眾以及全世界的炎黃子孫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進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以國家的出現作為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根本標誌的文明觀,並主要依據都邑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其他中心性遺址的考古成果,歸納概括出在沒有當時文字記述的情況下,從考古發現中辨識進入文明社會的關鍵特徵:農業與手工業顯著發展,出現明確的社會分工;貴重資源和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為貴族所控制;社會發生顯著的階層分化,出現埋葬貴族的大型墓葬和專門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貴重器物體現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出現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附屬的大型高等級建築和公共設施;暴力與戰爭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形成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出現了具有強制性的公共權力——國家。

我們歸納的上述特徵是基於中國的考古材料,對世界其他地區判斷早期文明的出現也具有一定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為豐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作出了中國學者的可貴探索和積極貢獻。

通過多學科研究,對黃河、長江、遼河流域各個地區都邑和中心性遺址的年代、自然環境的變化與各地區域性文明興衰的關係,各地區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手工業的發展,重要資源的獲取及其與各地文明演進的關係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

研究結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過程,是適宜的自然環境、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精神領域的進步和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的方式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一研究成果為當今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治理一個社會,推動社會的發展,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某一個局部發生了問題,就會影響社會的整體。

縱觀長江、黃河、淮河、遼河流域等地農業發展與文明興衰的關係,可以看到,農業興則文明興,農業衰則文明亡。

從而再一次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歷史告訴我們:保護自然環境,維持良好生態,重視農業,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好民眾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問題,是維持社會安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對各區域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匯聚融合,最終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的過程,以及各個區域的文明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中華大地各個區域之間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發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農業技術由此得以在各地傳播,為各地的文明起源奠定了經濟基礎。

以玉為美的觀點和以玉玦、玉吊墜為基本組合的玉器裝飾品,在北起內蒙古東南部的赤峰興隆窪文化到長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文化之間存在一致性;到了距今6000年前後,各地的人們在相互交流中,逐漸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如對龍的信仰、對祖先的崇拜等)。

在此過程中,大約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區匯聚了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開始顯現出領先的態勢。

在思想方面,形成了民本、誠信、忠義、重禮、貴和、包容、互惠的理念,構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深刻的思想基礎,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也成為中華廣袤大地上具有不同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的各個區域、各個族群得以凝聚不散,五千年中華文明得以延綿不斷、經久不衰的重要思想根源。

大量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是在自身基礎上起源、形成的。

然而,中華文明並不是封閉的。

在其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文明之間也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交流。

大約在距今5000—4500年期間,起源於西亞地區古文明的製作銅器、栽培小麥、飼養黃牛和綿羊等新的技術傳入了黃河上游地區。

與此同時,起源於史前時期中國的稻、粟、黍的栽培和絲綢也向西亞及其他地區傳播。

這一歷史告訴我們,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早在比張騫通西域早將近3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存在。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鑒不斷地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

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學習借鑑,互通有無,和諧相處,共同發展,自古以來就是不同文明之間相處的主流方式,也是促進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正確道路。

中華文明在接受了西亞地區傳來的冶金術後,迅速消化吸收,大約在距今4300年前的黃河中游地區,發明了泥范鑄造空腔青銅器的技術。

到了夏、商王朝時期,這一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至商代晚期,已經發展到能夠製作如后母戊鼎那樣宏大厚重、盡顯王氣的青銅重器,如象尊那般惟妙惟肖、精美絕倫的青銅精品,並將這些青銅容器與王朝的等級制度相結合,成為夏商周青銅禮樂文明的重要特色。

這一歷史告訴我們,積極吸收借鑑外來先進的文化因素,將其與自身的文化傳統相融合,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保持長盛不衰的秘訣,是中華先民們為子孫後代提供的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