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立雪程門時 ——追憶拱辰師、昌五師

《西北大學學報》「大家學術隨筆」約我為專欄撰稿，受邀後高興之餘，又有些擔心和猶豫。

自己雖然在《孫子兵法》、中國思想史和中國軍事史等領域研究多年，但是的確不敢罔稱「大家」，思考再三，決定還是從我學術剛剛起步的地方寫起，對楊向奎先生和田昌五先生兩位史學大家的學術、做事為人等進行一些回顧。

1986年6月4日凌晨3時許，我和師兄王曉毅尚在夢鄉之中，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猛然驚醒，朦朦朧朧中打開門，見到的是住在隔壁的於化民師兄，他滿臉悲戚地告訴我和曉毅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我們的業師王仲犖先生因突發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而遽歸道山，我們都怔怔呆站在夜色之中，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時間，大家都默默無語，閃爍的，只有眼眶裡那盈盈的淚水。

天亮後，我們幾人立即去仲犖師家中，協助師母鄭宜秀教授辦理先生的後事，盡做弟子的最後一份心意。

仲犖師的去世，使我永遠失去了繼續聆聽先生教誨的機會，至今念及，依然泫然。

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只有仲犖師有博士生導師的資格，所以，他的離世，不僅是對我們這些在讀弟子的巨大精神打擊，也帶來一個嚴峻的現實困境，山大歷史系的博士點能否能保住，一旦保不住，我們兩屆博士生就得轉學，轉到其他有博士學位授予點的學校去完成學業。

所幸，學校出於對我們幾位尚未完成學業的博士生的關懷、負責，也為了保住山大的歷史學博士點，全力以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禮聘田昌五先生到山大歷史系任教，這樣，田先生就成為了我們這兩屆博士生的共同導師，我們這些「孤兒」從此又有了「父母」，可以留在山大順利完成博士生的全部學業了。

田昌五先生為了加強和提升博士生指導的質量，為從事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齊勇鋒、袁剛、譚世保、傅克輝等人，聘任何茲全、田餘慶先生為共同導師，為從事思想史研究的王曉毅、於化民和我，聘任楊向奎先生為共同導師。

如此以來，我的博士生導師就一共有了三位，即王仲犖先生、楊向奎先生和田昌五先生。

楊向奎先生（1910—2000），字拱辰，河北豐潤人。

193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師出名門，是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的高足。

1957年拱辰師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屆評議組成員。

拱辰師在中國學術史、中國古代思想史、經學和自然科學哲學等研究領域，造詣精深，貢獻良多。

先生同時也非常注重以學術期刊引領學術潮流，他當年主編的《文史哲》雜誌，就是引領當時學術潮流的一面偉大旗幟。

「《紅樓夢》研究與討論」「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分期問題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等風靡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的提出與討論，皆發軔於拱辰師主持《文史哲》這個刊物。

拱辰師治學勤勉，碩果纍纍，其《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繹史齋學術文集》《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兩漢經學研究》《繙經室學術文集》《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大一統與儒家思想》《中國古代史論》《清儒學案新編》《中國屯墾史》（合著）等著作，均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繹史齋學術文集》中的不少單篇論文，就是後學者日後一部學術專著的基礎，如研究莊存與、劉逢祿等人經學思想的論文，即是陳其泰撰寫《清代公羊學》一書的起點與依據，而拙著《何休評傳》的觀點也未能超出先生《論何休》一文的樊籬。

即便是沒有列入自己學術研究重心的領域，拱辰師也時有精采的論文面世，如《釋「不玄冥」》一文，就圓滿解釋了甲骨文中「不玄冥」一詞的真實含義，受到「甲骨」學界的推許，郭沫若在其1958年再版的《殷契萃編》中，在眉批上特作引述，稱「其說至確」。

拱辰師服膺王國維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在歷史學研究方法上主張文獻資料、考古發掘和民俗調查的有機結合。

1986年，先生為撰寫《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他不顧已屆高齡，親赴豫西、洛陽和關中一帶，進行實地考察，詳細了解周朝建國初年的地理環境及有關問題。

另外，拱辰師還注重史學研究現代借鑑意義的發掘，先生與人合作的《中國屯墾史》一書面世後，曾受到當時農業部有關領導的推重，對此，拱辰師頗感欣慰與鼓舞，曾在自己的「學術自述」中專門提及此事，在他看來，歷史學研究中，「古為今用」乃是必有之義，值得史學工作者努力踐行。

先生晚年在總結畢生治學經驗時說：「我始終認為，歷史學是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

因為它是探討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而物理學是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科學，因為它是探討自然發展規律的科學……但無論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必須有哲學基礎。

」這些富於哲理的話，就是拱辰師一生追求的科學方法。

拱辰師對學生的關懷與提攜也是不遺餘力的。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是《董仲舒與兩漢新儒學》，限於學植與能力，我對漢代經學的了解與認識，可謂是稍知皮毛而已，先生是漢代學術研究方面公認的屈指可數的權威，我習作中的問題他當是洞若觀火，一清二楚，然而，他還是出於獎掖後學的立場，加以寬容，讓我順利過關，當拙著在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時，他更俯允親筆撰寫「序言」，予以熱情的鼓勵。

在「序」中，拱辰師推許拙作「是一部有頭有尾、全面闡述董仲舒的思想及其影響的好著作」。

強調拙作中論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與早期的天人感應說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兩者之間存在著體用關係」，乃「是很有特色的一章，詳細閱讀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漢代儒生們發生的積極作用及消極影響」。

我心裡很清楚，自己的論文水平很一般，不足以當先生的如此表揚，就始終將這些嘉言視作鞭策之義。

學生有任何點滴的進步，先生都多加肯定。

我1990年在嶽麓書社出版了《白話孫子兵法》一書，這只是本通俗性的古籍整理圖書，可拱辰師看了後，大加褒揚，逢人就稱讚，並對林彪的女兒林豆豆說起，日後若有機會從兵學原理的層面來整理、總結林彪當年的戰例及其戰法規律，我當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1995年，拱辰師和我在淄博舉行的「姜太公軍事思想研討會」上相逢，他看到代表資格表上，我還是「副高」職稱時(我是1997年晉升「正高」的)，他老人家居然為此大為感慨，說我職稱偏低了，並說可惜他的老熟人姜思毅中將(曾任軍科院副院長)已經不在位了，否則他一定要替我發聲，希望軍事科學院對我的職稱有個公正安排。

我連連說，自己是否為正高無所謂，有導師這樣的評價，這才是最高的榮耀，表明自己的工作獲得了肯定，自己的水平得到了認可，沒有比這更為令人欣慰的！

拱辰師的治學精神與風格，也有值得我們後學者認真學習與傳承發揚的地方。

他出自名家門下，其業師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都是中國史學界成就卓著、領袖群倫的泰斗級人物，他們對拱辰師的器重和關懷也是眾所周知的。

然而，在拱辰師那裡，師生情誼是一回事，而學術上的看法又是另一回事，在學術上，他始終秉持「當仁，不讓於師」的基本立場，從不盲從附和乃師的觀點，在許多情況下，還敢於提出異議，進行質疑。

傅斯年先生倡導「夷夏東西說」，拱辰師根據自己的研究，對傅先生的這一看法進行辯駁，認為夏王朝崛起於東南地區；他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西漢的經學與政治》，其指向的對象恰恰是乃師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兩漢政治與歷史》，兩者看法截然不同。

拱辰師平時一再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乃是千古顛撲不破的真理，作為學生，要敢於懷疑和挑戰老師的觀點，而不宜亦步亦趨，畫地為牢，只有這樣，學術才能薪火相傳，代有進步。

勤能補拙，學貴質樸，這是拱辰師的堅定信仰，這也是他無論面對順境、還是遭遇逆境均能做到安之若素、泰然淡定的重要原因。

在十年「文革」大浩劫中，他被組織上安排到毛家灣的「林辦」工作，主要從事歷史資料的搜集與解讀事宜，作為1950年入黨的老黨員、老教授，當時是以黨性的原則來對待和做好這份「差使」的，可是，又有誰知道政壇是如此的可怕、政局是如此的弔詭，作為局外人的讀書人永遠無法參透其中的奧秘。

「九一三」事件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發生了，林彪外逃，墜機蒙古國溫都拉汗，作為「林辦」的編外工作人員，拱辰師也在劫難逃，被「審查」了。

這一「審查」就是好幾年。

期間只允許讀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不准看專業書，拱辰師就要求讀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的書，終獲「恩准」。

誰知這一讀，拱辰師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又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他以驚人的毅力開始研究自然哲學和理論物理學，通過他多年艱苦的努力，撰寫了《論時間、空間》《未來的理論物理學：量子與熵——二進位的數字表達式》《人生境界論——自然空間與理性空間》等著作。

這些著作，受到了國內外科學界的重視，為溝通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進行了可貴的探索。

拱辰師在和我們學生談到自己這一人生經歷時，總是說這是「壞事變好事」的典型例子，是標準的插柳成蔭，歪打正著。

同時，這也讓他悟出一個道理，人群中，「中智」之人居多，人的潛能是無限的，不過是沒有認真開發而已。

只要持之以恆，潛心專致，沒有什麼是學不會的。

拱辰師的豁達與大度同樣令人欽佩。

他對《紅樓夢》這部「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有濃厚的興趣，並在曹雪芹的籍貫問題上持「豐潤曹」的觀點---拱辰師為豐潤人，這麼講乃在情理之中，並撰有文章刊於《紅樓夢學刊》上，這一下，可惹火燒身了。

眾所周知，名人的籍貫與活動地之爭，是中國學術文化界一大熱點，如孫子故里，有山東惠民說、山東廣饒說、山東臨淄說近十種；諸葛亮躬耕地，有河南南陽說、湖北襄陽說；連究竟有無其人的大美女西施，籍貫是浙江諸暨，還是浙江蕭山，筆墨官司也打得不可開交。

這情況，在曹雪芹的籍貫問題上同樣存在，「遼陽說」抑或「豐潤說」辯駁熱鬧，訟爭無已。

拱辰師主張「豐潤說」，自然讓持「遼陽說」的學者不感冒，有一位先生撰文反駁，文中用詞非常尖銳，語氣十分辛辣，我的幾位師兄見此文後，情緒也起來了，準備組織文章展開反擊，拱辰師知道後，立即加以阻止。

他表示：這類筆墨官司的文字，多寫無益，只會降低自己的器局，何必再火上澆油呢？話雖不多，但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唯大師方能有這樣的氣象，即所謂寵辱皆不驚，從容且淡定。

接下來，再說說田昌五教授。

田昌五先生1925年生於河南省郾城縣的一個農民家庭。

當他還在開封一中讀高中時，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江山一寸血。

」正是這個口號，激發了先生的愛國熱情，昌五師慨然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

參軍後，昌五師前往印度阿薩姆邦的中國遠征軍的訓練營地，編入新一軍（軍長鄭洞國）的汽車團。

1943年10月，中國遠征軍再次入緬作戰，昌五師隨軍進入緬甸。

抗戰勝利後，昌五師棄武從文，於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5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56年進入中科院歷史所。

1987年調入山東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同時擔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和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會長等學術兼職。

2001年10月因病不幸去世。

昌五師史學理論素養深厚，思維敏捷，學識淵博，是一位具有鮮明個性的歷史學家。

他在研究中致力於踐行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歷史研究宏觀和微觀的統一，強調重經世致用，提倡通古今之變，在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的代表作《古代社會形態研究》《中國歷史體系新論》《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等，皆洞燭精微，自成體系，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如昌五師提出的中國古代社會形態說，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是宗族奴隸制，國家形態是宗族城邦；春秋時期宗族奴隸制瓦解，至戰國變法運動的結束而形成了封建專制國家。

昌五師晚年最重要學術貢獻，就是系統形成了他有關中國歷史體系新看法，他把晚清以前的中國歷史劃分為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封建帝制時代三個階段，揭示了中國古代社會文明不斷轉移和封建社會循環發展的規律，認為中國古代歷史在循環遞進，在重複中整合，在整合中前進，見解深刻，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為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昌五師是具有強烈學術自信與學術追求的史學大師。

他的獨特經歷、理論素養和不甘人後的個性特徵，都決定了他不願意做尋章摘句、餖飣補苴的「三家村」學究，而渴望在史學陣地占領制高點，開創新局面。

即便是像陳寅恪這樣的史學泰斗，昌五師也敢於撰文對其某些觀點展開質疑，進行辯駁。

如他認為陳寅格對魏晉士族制度的論述似有可商榷之處：「其誤之一，是沒有對士族制度發展的全過程進行歷史考察，而是抓住某個階段立說，因而不免於片段性和主觀性。

其誤之二，是沒有把士族制度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或仕進位度進行考察，而是就個別人物和事例立說，用以銓釋士族制度，因而不免於主觀任意性，失去客觀性和科學性。

其誤之三，是對史料的斷章取義。

」也許昌五師的這些論斷並不完全允當，但他這種不囿成說，勇於挑戰的學術追求精神，則是難能可貴，值得由衷欽佩的。

這也是學術事業代有傳統與發展的動力與保證。

他曾不止一次在我們這些學生面前講過：「五老(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五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後，史壇無主；逐鹿中原，當其時也。

」聽上去似乎顯得有些「狂妄」，但如果仔細讀過昌五師的著述，認真品味過昌五師的觀點，可知他是有資格將自己列入可以「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的。

更何況，做學問，是應該有點「狂」性、「傲」氣。

非如此，就不足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非如此，就不足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非如此，就不足以蔑視陳規陋習，挑戰權威偶像。

昌五師的真率與通透也讓人感到親切與自然。

同時，他的「揮斥方遒」，有時不免會使一些人感到有些不自在、不舒服，甚至無意之中會得罪人。

但在我們當學生的眼裡，老一輩學者之間的恩恩怨怨，更多是荒誕歲月條件下形成的睽隔與誤會，內中原因十分複雜，非三言兩語能說明道白，更無法考究誰對誰錯。

其實，我們學生心目中的昌五師，是個渾身上下晶瑩剔透的性情中人，猶如「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飾」般的自然。

在爾虞我詐的社會裡，擁有和保持這種本色，是何其難能可貴！「望之儼然，即之溫然」，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學術上絕不馬虎。

當年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一開始是寫「兩漢儒學思潮的演變」，犯了「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面面俱到，大而無當的大忌。

結果，初稿交上去，昌五師看了，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痛斥我一番，警告我若不好好修改完善，就休想提交答辯。

但是，批評歸批評，他還是盡力幫助我，指導我怎樣調整與修改，關鍵之處，他一撥點，就讓我找到了修改的方向，走上了正確的途徑：強化與擴充董仲舒學說的論述，並以董仲舒為中心，上連下靠，透視兩漢儒學的發展演變。

終於在15天之內，讓我順利完成論文的修改，參加答辯並獲得答辯委員會的一致認可。

至於在平時見面時，他更是隨和與親切，從不端導師的架子，昌五師喜飲酒，愛吸酒，深夜寫作，白日休眠到日高三尺，我們去早了，就登堂入室，自行找煙，吸得室內煙霧瀰漫，昌五師醒來見此，也不以為忤，一面打著呵欠，一面也跟著點燃菸捲，與大家一道騰雲駕霧，差不多了，這才話入主題，言歸正傳。

但是，平易隨和的同時，昌五師在學術上卻是一絲不苟，嚴格要求的，即便是對自己的門生，也是不假辭色，直言不諱的。

對此，我本人就有極其深刻的印象。

1998年，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大陸版」由嶽麓書社出版。

付梓前，我將修訂後論文呈送先生指正，並請求他撥冗賜下序言。

昌五師慨然俯允，未幾即寫出洋洋7000餘言的長序。

其實，這序言乃是一篇討論秦漢思想發展基本線索的學術論文。

昌五師在「序」中開門見山就稱道：「秦漢思想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是什麼？或者說秦漢思想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沒有一貫之道？這是一個值得考慮和深入探討的重大學術課題。

」昌五師一直以來都認為，從先秦諸子到漢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一個巨大的缺環或斷檔，通行的思想史著作與論文，都不曾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我的論文答辯稿雖是一部「上乘之作」（愧不敢當，當視為導師的鼓勵與鞭策），「但也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

即便是經我認真修改後的論文出版稿，在先生眼中，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即「秦漢思想發展中的缺環」。

接下來，昌五師系統論證了秦漢思想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進行了自己解決這個「缺環與斷檔」問題的嘗試。

先生認為從《周易》或者說易學入手，才是解開秦漢思想文化發展的唯一途徑，「易學是以天地人為架構而展開的思想體系，這不僅是秦漢思想的源頭，而且是秦漢魏晉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並展開了相應的論述。

為學生的論著作序，卻對學生的學術觀點持相當大的保留態度，下筆數千言，系統闡釋自己的見解，將習慣中屬於應酬性的序言，寫成一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學術論文，使「序言」變成一座開展學術切磋的平台，這樣的情況，在當今的學界中可真不多見。

然而，這事情的本身恰恰最生動、最具體地呈示了昌五師極富個性的學者本色！對我本人而言，這樣的批評性「序言」，遠遠比單純的表揚和推許性質「序言」來得更有意義和價值，因為它使得我保持了頭腦的清醒，知道自己的學術觀點還有不少的破綻，有必要進一步的推敲與完善，從而真正懂得「學然後知其不足」的道理。

毫無疑問，這才是昌五師對我們這些學生的真正關心與愛護！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昌五師的這種本色，在朋友交往中是重感情、重人情。

我們這些學生都知道，昌五師在學術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著名宋史專家、河北大學的漆俠。

大家都了解，每年春節的初二或初三，昌五師一定離開北京，前往河北保定，去漆俠家串門。

多少年如一日，雷打不動。

漆俠的高足、首都師範大學的李華瑞曾向我繪聲繪色描述兩位史學大家多年一貫的見面場景：昌五師前腳剛興沖沖跨進漆先生家門，口中第一句話，老兄，昌五我又來了！後腳著地，即將挎包一放，隨之一把撂起雙袖，高著嗓門來一句：嫂子，家裡可有什麼好酒！第三個動作，從挎包里掏出點心，大聲地招呼漆俠的孫子：快過來，拿去吃！然後，入座，端茶，點菸。

這就是昌五師，我的導師，一個充滿激情、充滿人味、有愛憎，有魅力，見真摯，見本色的名教授！

杜甫詩云：「轉益多師是汝師。

」在我博士學習期間，三位導師(王仲犖師我已有另文追憶)各自的人生經歷、不同的個性氣質、不同的學術方法、不同的學術成就，使我有幸地從不同側面略窺治學的堂奧，並能夠親切地領悟到學問的精髓。

這種在學術起步階段能夠擁有如坐春風親炙大師指點、耳提面命，這無疑是我學術上的造化，也是我畢生受益無窮的幸事。

飲水思源，我今天能夠取得一些小的成就，不能不歸功於當年諸位導師的悉心呵護與得力指導。

黃朴民

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 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館長

微信號：子曰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