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的曠野中耕耘

冬末春初，正是萬物萌生的時節。

師弟趙超寄來三晉出版社為他新出版的論文集《鍥而不捨——中國古代石刻研究》。

倚坐春日之中，漫讀一過，不禁有所感觸，寫下來與考古文博界的朋友們交流。

趙超的研究生導師孫貫文先生，也是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讀書時的老師。

尤其是1962年我在北大作商周考古研究生時，導師唐蘭先生重點輔導我研讀銅器銘文，而關於石刻的問題，唐先生就叫我回校後向孫貫文先生請教。

此後與孫先生多有往來，收益匪淺，至今還很懷念孫貫文先生。

所以趙超也算是我的小師弟。

從他研究生畢業後，我們就經常聯繫交流，還曾有過一段共同協作工作的經歷，對於他的學識、人品深為讚賞，也一直關注他的學習與研究。

幾十年過去，我們都陸續步入老年。

這時，趙超將他歷年來關於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的論文選編成集，總結了有關的研究歷程。

作為學術上的兄長與老朋友，我真心地為這本書的問世感到高興。

考古文物界的很多同志都知道，趙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長期從事古代銘刻與漢唐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著述豐富，研究廣泛，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影響。

尤其是在古代石刻研究方面，有過多部專著出版。

從綜合論述古代石刻體系的理論性專著《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古代墓誌通論》到大型銘文彙編《唐代墓誌彙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從釋讀古文篆字的《石刻古文字》到考證歷史文獻內容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乃至經其校釋審讀的《藥王山石刻藝術全集》等大型著錄，為學術界貢獻頗豐。

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古代石刻研究領域中的領軍人物。

中國古代石刻雖然是中國考古文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它的數量極為龐大、內容浩繁、延續時間長、涉及範圍廣，能深入進去睹其堂奧的人並不多，而能長期堅持鑽研爬梳，努力建設學術研究體系的人就更少。

趙超可以算是這少數群體中的一個。

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研究生畢業後，幾十年來，基本上都在從事有關古代石刻的整理研究工作，在這一冷僻的學術領域中甘於寂寞、不畏枯燥、勤於學習、不避勞苦、大量著述、造福學界。

該書收集的三十四篇有關論著，陸續構成了他有關石刻研究的系統思路，表現出一個學者勤奮耕耘的學術生涯。

這些論文中，涉及碑刻墓誌、造像題記、畫像石、刻經、摩崖等石刻類型與有關的歷史、考古問題，內容豐富、考證精到，具有不少新見解。

並且始終在探討著對石刻材料深入研究，充分發揮其學術作用的創新道路，這是尤為難得之處。

金石銘刻之學，是傳統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金石學自北宋時期興起以來，歷代著述不斷，但是它的研究方法與服務對象一直從屬於在封建社會中占據主流的傳統儒教理學，以解經證史為最終目的。

因此，這樣的學術囿於經學牢籠，路子越走越死，方法陳陳相因，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們可以看到自宋代至民初之間數以百計的金石著錄中，除收錄資料的範圍各異之外，題跋考釋卻不外乎孤立地辨識文字、校對文獻與補證經典幾類。

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到了二十世紀初，在西方思潮洶湧而來，社會革命彼伏此起，封建制度分崩離析的大動盪中，金石學的傳統學術日漸式微。

而西方考古學研究方法進入中國學界後，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金石學研究，開創了以研究器物形制與時代演變為主的古代器物學研究。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將石刻研究加以改變，適應新的學術變革，這是上世紀的古代石刻研究者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趙超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應該予以重視的。

實際上，直至目前，史學研究領域對石刻的利用仍主要集中在對具體碑誌所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相關史實的考證，研究方法總體上遵循的原則還是「以碑證史，以史驗碑」，往往顯得零碎、孤立、無關宏旨。

而趙超對碑誌的研究中，則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綜合利用一系列有關的石刻資料與考古資料、歷史文獻相結合，深入挖掘，力圖將孤立、簡略的石刻資料串聯起來，揭示更深層的歷史文化現象。

他完全遵循張政烺先生的教誨：「我致力於以古文字學的理論和方法考釋甲骨文、金文、陶文（包括磚瓦文）、簡帛、石刻與璽印文字，輔之以各類古代字書，追求中國文字的形、音、義發展演變的真跡，為的是解決一些歷史上的問題」（見《張政烺文史論集》）。

張政烺先生認為以往的金石家「所注意僅在人名、地名之考證，……這類瑣屑考證無關宏旨，但自宋到清的金石學家也未能超出這個範圍。

」「收穫微細」，所以必須強調注重用金石材料來解決歷史研究中的深層問題。

趙超的眾多石刻論文都是在向這個方面努力的結果，如《南京出土六朝墓誌綜考》《國家博物館藏北朝封氏諸墓誌匯考》《蓋蕃家族墓誌綜考》《唐代墓誌中所見的高句麗與百濟人士》《從唐代墓誌看大族通婚》《唐代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與至相寺及三階教》等論文，都是這樣的佳作。

作者充分利用石刻中有限的文字記載，深入詮釋背後隱含的歷史文化，結合考古發掘情況與歷史記載，對有關的政治變遷、歷史地理狀況、世家大姓問題、民族問題、宗教流派等重大研究課題做出了石刻資料所能提供的新貢獻。

他的研究不拘一格，多有創新，如《由墓誌看唐代的婚姻狀況》一文發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最早利用石刻資料考察古代婚姻的論文，隨後研究社會學與古代婚姻的學者，都會提到這一論述。

學術方法無論如何變革，石刻研究仍然離不開文字考釋與史料考證兩方面。

在這方面，趙超有著古文字學與歷史文獻學的深厚功底，涉獵廣泛，所以能對石刻銘文的理解深入正確，考釋結果也就真實可信。

他對在河南安陽曹操墓發掘出土的石牌銘文做過精闢的時代與真偽判定，僅用「行清」一詞明顯的時代特點就使得眾多質疑煙消雲散，令同行學者叫絕。

在《成都新出漢碑兩種釋讀》《山東嘉祥漢元嘉畫像石題記補考》《「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錄文補正與唐代墓志銘的釋讀》等論文中，充分表現出他在釋讀古代石刻銘文上的學術功力與文獻基礎。

所以，很多地方文博工作者會把新發現的石刻材料拿給他請求釋讀。

雖然這些工作在這本書中一般沒有涉及，但是他的釋讀方法與考證過程，通過這些論文，可以給予我們啟發與幫助。

學術界早就普遍認識到：面對中國現存的古代石刻資料寶庫，迫切需要完成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普查編目，建立現代化的資料檢索儲藏系統。

趙超為此不僅多方呼籲，而且在他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一書中為石刻的編目工作設立基本的目錄體例與注意事項。

他還大力支持各地文博工作者進行的石刻整理與編目工作。

在《古代碑刻目錄的編集——從<三晉石刻總目·運城地區卷>談起》《從<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看當代金石著錄的編寫》等論述中都表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期望,也顯示了他的學術眼光。

他曾在《中國古代石刻概論》一書中提出：「限於條件，長期以來一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系統匯集與整理全部古代石刻資料的工作。

因而，目前不僅還沒有一部能夠科學完整地反映全國現存石刻的總目錄，就是分類性的全國目錄（如碑目、墓誌目錄等）也沒有。

更沒有一部比較完善的古代石刻銘文內容匯錄，甚至連有關石刻研究的理論著作都很少見。

在今日的石刻研究中還不得不經常沿用清代學者乃至宋元學者的金石著錄記載。

這些狀況，都有待於學術環境的改善與石刻研究整理工作的發展去加以改觀。

」我們也希望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希望這本書的出版也能起到有益的促進作用。

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古老傳統。

真正的尊師中沒有任何利益交換成分，而是對於授業解惑者的欽敬與感恩。

趙超是我見過的一個真正尊師的學生。

他不僅對教授過他、幫助過他的師長們出於真心地尊敬，盡力予以照顧協助，而且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不忘繼承老師的事業，弘揚老師的學術。

在這本論文集中，他將導師孫貫文先生的論著《明拓孤本大相國寺碑叢考》作為序篇，「既想藉此展示孫先生教誨的傳統石刻研究方法，也想用以對照自己研究中有哪些進步與不足，同時更是為了表達自己心中對於恩師的無限懷念與崇敬。

」這一作法在使我們感動的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傳統的金石學考據方法、近代以來的石刻研究方式與有所創新的石刻研究成果這一發展脈絡，欣喜於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的前進步伐。

特別要說的是，我到河南從事文物考古已經40多年了。

也曾多次參觀過開封大相國寺，但未曾留意相國寺諸碑文。

孫先生的這篇遺作，對於研究開封這座北宋首都與大相國寺的歷史與民俗極為重要，應該引起學界的重視。

俗話說：「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

趙超的這一本論文集，對於廣博的石刻材料來說可能只是一滴水，但是通過它可以看到近幾十年來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的發展過程與學術進步。

那麼，您是不是也應該來看一看這滴閃亮的水珠呢？

（《鍥而不捨——中國古代石刻研究》，趙超著，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定價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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