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春熙路宋代就有商業街，江南館街遺址還原唐宋春熙路商圈繁華

​ 謝濤講述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的發掘。

封面新聞記者 曾潔 實習生 曾貝佳 宋浩征

炎炎夏日，如果想尋找一處清涼之地，博物館無疑是不錯的選擇。

正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展出的《考古成都——新世紀成都地區考古成果展》，首次集中展示了成都商業街船棺葬、老官山漢墓、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等，21世紀以來成都地區重要考古遺址出土的300多件/套文物。

從考古發現到出土文物解讀，再到文物修復背後的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呈現了成都考古的重大發現。

談及這份考古「最牛成績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劉雨茂備感欣慰。

伴隨著金沙遺址的出土，成都考古進入了黃金時代。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老官山漢墓等考古成果，先後6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成都歷史變得血肉豐滿，城市考古碩果纍纍。

隋朝開鑿的摩訶池，是成都人自古以來就「好耍」的明證，也表明唐宋時期的成都就已經非常富足。

先秦時期的考古發掘，在成都周邊區市縣都有所發現。

溫江紅橋村遺址水利設施，是目前古蜀人治水防洪的最早實物見證。

它的發現，將古蜀人治水年代上溯到新石器時代。

墓葬考古成績斐然，秦漢到唐宋以來出土的墓葬數量可觀，春秋戰國時期墓葬群雙元村墓地，被譽為「地下青銅器寶庫」。

這裡出土的660餘件青銅器紋飾精美，銘刻著神秘的巴蜀符號，如一本寫滿密碼的書籍，等待著解讀和破譯。

成都茶馬古道考古取得突破性進展，文物工作者歷時5年調查研究，發現成都地區現存茶馬古道遺址53處之多，宋代掌管茶馬互市的茶馬司就設在成都。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考古成績單」中頗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是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錦江區江南館街唐宋羅城富春坊東北隅「大區」內，發現了唐宋時期的街道、房址和排水設施等大量重要遺蹟，不僅填補了成都城市方面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國城市考古獨一無二的發現，被評為「200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在此次考古成都展上，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出土的瓦當、雲紋建築構件、陶彈珠等文物首次亮相，被悠悠時光塵封千年的成都繁華古城，款款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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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城市規劃，唐宋時的成都水平高

老子《道德經》云：「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

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的發掘，讓人恍然大悟，早在唐宋時，成都「打call」聖地之一的春熙路，就已經門庭若市，車水馬龍。

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為配合香港九龍倉集團國際金融中心項目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對緊鄰紅星路步行街這一面積約50000平方米的地塊進行文物勘探工作，不想觸摸到了唐宋時期成都繁華的商業街。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研究三部負責人謝濤，曾經主持江南館街遺址現場發掘。

他向封面新聞記者回憶說，2007年考古發掘的時候，春熙路的地價大約是9000萬/畝，是當年名副其實的「地王」。

這次考古發掘同樣碩果纍纍，發掘出唐宋時期房址22座、鋪磚路4條、泥土支路4條、大小排水渠16條，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瓷器、陶器、骨器、石雕、錢幣等文物標本，是四川在唐宋時期文化遺存中遺蹟最豐富、出土文物最多、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遺存。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曾因唐宋時期古城街道、房址和完備地下排水系統，榮獲「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一街坊遺址從晚唐五代一直延續到南宋早中期，屬於富春坊一帶的商業中心。

這次考古發掘，對復原古代成都城市面貌、了解它的建築方式、分析城市功能分區等，都意義重大。

「這處遺址，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

」謝濤說，這些主次街道、房屋、城市下水道規劃科學，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當時設計者超前的規劃意識。

唐代末期高駢擴築羅城，使成都城從原來東西（大城、少城）並列的「日」字形，向內城外郭的「回」字形轉變，江南館街遺址唐代晚期街坊正是這一時期規劃設計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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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鋪磚路面。

鋪磚道路，再現宋代春熙繁華

行走在IFS古蹟廣場，你或許不會想到，在古蹟廣場玻璃地板下沉睡的這片遺址，來自唐宋時期。

「這處遺址填補了成都城市考古的一大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發現了唐宋時期縱橫交錯、長達數十餘米的鋪磚坊內街道。

這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城市規劃等方面提供了寶貴材料。

這些鋪磚道路使用了特製的磚，並非一般房屋建築磚石，其上可以看到大量行走、車轍的痕跡，類似現在鋪設著彩磚的步行街廣場。

謝濤介紹，中國古時城市道路在南宋以前全是土路，這4條鋪磚古街建造時期在南宋，考古工作者根據車轍痕跡推測車有多寬、行車頻率多高，可以想像宋代春熙路車水馬龍的景象。

這片遺址位於江南館街北側，往西數十米是春熙路，往東數十米是大慈寺。

在唐宋時期，這裡處於成都城的東南部，文獻所載的富春坊的東北隅。

《資治通鑑》形容揚州和成都的富庶時說「揚一益二」，說明唐代的成都是全國商業最發達的城市之一。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正是經濟空前繁榮的成都城重要的見證者。

有趣的是，這片遺址區域的房屋款式不一，有單間、兩連間甚至三連間，不過面積都不算大，最小的單間七八平方米。

謝濤推測說，這些房屋極可能不是住寓，而是用於經營的商鋪。

值得一提的是，商鋪的建造者比較講究風水，建房子時，在墊土下埋了許多瓷器。

這些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宮窯、邛窯為主，也有龍泉窯、定窯系等外地產品，外來品的數量和質量明顯多於成都其他同時期的遺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盤、盞等為主。

漫步在縱橫交錯的鋪磚道路上，目睹數不勝數的車轍和琳琅滿目的瓷器，足以想像宋代春熙路比肩接踵、燈紅酒綠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