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口統計制度，戶口冊稱「籍」，壯丁冊稱「帳」，按時更新，以確保租庸調製順利實施。

當代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強調國家治理中「以數目字管理」的重要性，唐初的帳籍制度絕對是符合這一精神的。

但錢穆先生又指出：「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普遍經常的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

這須有一種精神力量來維持，否則很不容易歷久不衰。

」

然而唐代因很快走向了太平治世，故而各方面精神也難免有所鬆懈。

人口在不斷流動，壯丁也年年不同，但政府層面的帳籍統計卻由於人事的懈怠而無法跟上。

又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政府組織簡單、紙張較貴等原因，最終導致了帳籍的錯亂，租庸調製便也無法繼續施行，迫不得已而改成「兩稅制」。

兩稅制雖是為彌補人事懈怠之弊，但其本身卻也有著更大的弊端。

「兩稅制一行，便把中國古代傳統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調這一貫的平均地權、還受田畝的做法打破。

這樣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許田畝自由買賣、自由兼并。

」因此錢穆先生指出兩稅制的確立是中國經濟制度、土地制度演變的一大轉折。

此後的黃仁宇綜合考察古代的經濟制度，認為中國在「盛唐之後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進一步確認了錢穆先生的判斷。

但指出問題並非最終目的，「研究歷史，貴能鑑古知今」，此即是錢穆先生所強調的歷史智識。

他在《中國歷史精神》中借用柏格森「綿延說」來重新解釋「時間」這一概念，進而提出史學精神在於「究往窮來」。

因而他分析制度得失的最終目的在於「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

錢穆先生一方面向外關注政治制度的淵源由來以及相關制度和人事的更替興衰，另一方面又向內抉發歷代制度所涵攝的內在精神。

比如他在說到科舉制度時便指出「開放政權」才是該制度的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

這一方法正是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所說的「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的原則的體現。

此亦是錢穆先生在對中國文化有一堅定信念的基礎上，針對當時種種邪說謬論而提出的。

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本國文化的批評可謂是「激情有餘，理性不足」，他們在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中產生了偏見，又加之宣傳的得力，很快便使得整個社會民眾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自疑乃至自卑。

在政治制度上，以「專制黑暗」而統言之；經濟上認為中國自古皆為「封建時期」；文化上更是比作西方的「中世紀」來指摘其停滯不前。

這種粗淺的同質化傾向，正是錢穆先生所欲深切摒絕的。

故而他在講政治制度時反覆申說：「中國絕不是一個沒有制度的國家，而每一制度之後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論和思想，哪可輕輕用『專制黑暗』一筆抹殺呢？」文化和經濟亦復如是。

中國經數千年發展，其內部必定有僵化冗雜之積弊；然中華文明又能歷數千年而不中斷，其內部也必然有其生息綿延之精神在焉。

是故對本國歷史，應當有起碼的尊重與了解，而後方能分析其在發展中的利弊得失，就問題談問題，切不可因盲目自大而抵制西方文明，更不可因文化自卑而一切照搬西方。

就史學研究而言，錢穆先生強調：「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作號稱客觀的無人的史學研究。

」誠然，若在歷史研究中僅僅執著於史料及無甚影響的小事件的考證，則難以通觀歷史大體，也就難以真正把握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

況且從歷史文獻中所得的歷史僅為文人及史官筆下之歷史；而從出土文獻中所得歷史則又受文獻出土情況和當前科技所限，僅為當前所見之歷史。

這正如康德所說的「現象與物自身」，史料所呈現的僅為「現象」，我們不能通過現象去把握歷史這一「物自身」。

雖則「歷史自身」非人力所能得知，但從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層面出發，才是認知進而接近真理的正途。

這也正是錢穆先生從以《先秦諸子系年》為代表的歷史考據學轉向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抉發的原因。

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歷史研究流派尚有考古派和疑古派。

前者偏向於史料考訂，標榜「科學方法」，卻往往有管中窺豹之失。

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情。

」而疑古派則對古來一切皆抱懷疑態度，欲將賢者斥為常人、將經典變成史料，這種歷史研究，雖時有新論，但對我國數千年來的典籍和先賢缺乏基本的尊重。

而錢穆先生提出對本國歷史當有一種「溫情與敬意」。

前賢今哲中持此觀念者亦有其人，章實齋《文史通義·文德》篇云：「論古必恕……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

」陳寅恪先生亦強調「了解之同情」。

這些觀點都表明：只有對本民族歷史懷有這種「溫情與敬意」，才能在審視歷史時把握住其內部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發展的血脈。

郭齊勇先生說：「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

」確乎如此，錢穆先生由知生敬，又因敬生信，他從歷史中尋得傳統文化精神，又從此精神中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氣象。

「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取光輝的前途。

」這是一種純粹的摯愛與信仰！

8月30日為錢穆先生逝世27周年之期，謹以此文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