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的理論建設

作者：鄭煒明

饒宗頤先生，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1917年生於廣東潮州，學問淵博，著作等身。

先生治學雖以考證為主，但亦不乏理論建樹，現略述如下。

華學與關聯主義的國學

饒宗頤先生雖有國學大師之美譽，但他本人卻甚少提及國學一詞。

他是主張用華學一詞的。

1994年他創辦主編了《華學》這份學術刊物，在發刊辭中寫道：

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

「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

現在是返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我們所欲揭櫫的華學趨向，有下列三個方面：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後層次，加以疏通整理。

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

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係。

我一向所採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發揮特點，尤其特別用力於關聯性一層。

因為唯有這樣做，才能夠說明問題而取得較深入的理解。

Assyrian文法上的關係名詞（Relative Pronoun）有一個（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義，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我所採用的，可說是一種「Sa」字觀，有如佛家的阿字觀。

從饒宗頤先生的夫子自道，可知一般人心目中所謂國學，即先生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諸己的傳統中華文化之學，所以他會稱之為華學。

找回中華傳統文化的真義，正是他認為應該重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先生在講了華學的範疇之外，也談及了他所主張的方法論：史學上的關聯主義。

他一向認為一切文化領域的研究，皆文化史範疇的研究，故必須具備史學的角度。

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學的關聯主義（Sa 字觀、阿字觀）等等，以及所謂在研究時所采的縱、橫和交叉錯綜等切入角度和坐標，其實最終皆可總結為文化的關聯性研究。

因此，筆者認為大可以將之稱為饒先生的關聯主義國學。

至於文化的關聯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複雜性和多元化，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內涵及其條理和因果等關係，正是饒先生最有興趣、認為最值得探索的。

從「三重證據法」到「五重證據法」

饒宗頤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及中國上古史地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則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興趣逐漸移到印度至西亞，而新世紀時又回歸到中華上古史地。

由於先生精通中國傳統文獻，史學根基深厚，又長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秦漢文字，並通曉英、日、德、法等國語言及印度與巴比倫古代語文，研究問題能旁徵博引，突破地域與學術門類的界限，並常能著人先鞭，發掘新問題，提出原創性的命題與立論，在多個學術領域皆有重要建樹。

作為一個劃時代的大學者，饒先生有著自己的研究方法論。

上世紀20年代間，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主張運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證古文獻記載的數據，著重以兩重證據互證，為考證學奠下新法，對傳統學術研究進行了改造與革新。

過去數十年間，大量的文物與文獻相繼出土，面對這些豐富的史料，饒先生認為研究者應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以縝密的方法與角度，對新出土文獻進行研究，結合傳統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這些珍貴的資料。

1982年，饒先生首次提出以「三重證據法」研究夏文化，認為「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互相抉發和證明」。

而先生後來在《論古史的重建》一文中，再次闡述了「三重證據法」的要旨︰「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較王靜安增加一種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與文物之文字記錄，宜分別處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錄，其為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

」此外，更提出史學研究必須採取的三種途徑︰一是儘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們所說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範圍下，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後，取得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

至於民族學材料，先生指出只可作輔助資料，而非直接史料，從而引申出他的「五重證據法」。

筆者曾對於饒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五重證據法」作有簡析︰

饒師是先將有關史料證據分為直接、間接兩種，再分成中國考古出土的實物數據，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國傳統的經典文獻與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簡帛等）資料、中國域內外的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和傳世的經典文獻）五大類；前三類為直接證據，後二類為間接證據。

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過比較研究各種證據中各種資料的關係（特別是傳播關係）與異同，從而希望得出較為客觀的論點。

從「三重證據法」至「五重證據法」的建立，可見饒先生所提倡的考證法兼顧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兩個層面，以上世紀的新資料和新方法為嚮導，拓展出研究證據方法的多重性，發展了前人的方法論，是古史及古文獻研究方法上的創建，並突破了傳統文史研究學科的發展空間，引領研究者進入一個新的學術潮流。

其實，這種研究方法，應可適用於華學研究的各個領域。

新經學的提出

饒先生所提的「新經學」，主要是想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統的代表中華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傳統的「聖經」，因為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應有其代表性的經典，這有助於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

所謂「新」，是指：一、重新整理和研究，因為現在新出土了不少材料，要求我們做這個工作；二、重新界定傳統的經的範圍，不應只限於儒家；三、可擴大經的範圍至各家各派的著作。

先生提倡的乃中國古典學在新時代的復興，為當代中華文化發展奠定精神基礎。

學藝雙攜——通人的培養

饒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學問本就重視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要求學者做通人。

這個通究之道是要付出極大心力。

他就是這樣教學生的。

當代學術界重視專家，不重視通人，阻礙了人文學科的發展。

先生主張學者可以先成專家，然後再追慕會通，以終成通人為目標。

饒先生極力主張，學術研究特別是在文藝研究方面，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實踐作後盾才能踏實。

這是先生的另一重要教導。

此所以他教古典文學，一定要學生寫作舊體文學；他教藝術史，也同樣要求學生兼通藝術創作。

饒先生是一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通人，擅書畫，能操縵，亦長於各體傳統詩詞、駢、賦、古文，在學術研究、藝術創作和文學創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謂一身兼文、藝、學三絕。

先生自字「選堂」有三義，其因之一為對錢選「學藝雙攜」的景仰。

加上先生有感於現今是一個學、藝隔閡分家的時代，故要求自己的學術研究與藝術實踐合而為一，力圖突破二者之界限，其在敦煌學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

先生長年致力敦煌的研究，將理論、實踐互為表里，例如，他用臨摹古代壁畫所得來的經驗、技法等來研究中國傳統繪畫技法；另一方面，他又將中國繪畫的傳統技法，結合現代思維的表現方式、構圖方式和繪畫理念，通過其對中國西北地區的研究與體會，晚年開創了西北宗山水畫派的理論和技法。

先生今遽爾仙遊，了脫凡塵之錮，作為追隨了他38年的學生和助手，的確悲欣交集；適逢編者命題索文，乃匆匆草就此篇，並致哀悼。

（作者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