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會 踏著海外漢學研究的經驗再出發

張國剛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學理論的研究，著有《唐代藩鎮研究》《德國的漢學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中西交流史話》等。

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等。

歐麥高(Max Oidtmann)

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喬治敦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清史、西北區域史研究。

梅凌寒

（Frédéric Constant）

法學博士，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法學院教授，從事中國法律歷史、明清之際蒙古法律文化研究。

《國史大綱》

作者：錢穆

版本：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

講述上古三代以迄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歷史演變發展的通史。

《中國通史》

作者：范文瀾

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首次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書中部分觀點有待商榷，但代表了那一代中國史學家的研究水平。

西方漢學受到學術界青睞，本身反映著中國學術界本身的種種問題。

中國歷史，作為一門本土性的學問，為何會「敗」給外國學者？在國內的學者看來，這與過去中國與世界隔絕幾十年，無法進行學術對話有很大的原因，也與中國學術體制本身的局限性有關。

當中國史學研究的前景在海外漢學的席捲勢頭下顯得有些暗淡無光，中國史學界需要急迫做出改變。

與此相反，西方的漢學家卻對中國史學前景保持著樂觀的態度。

他們認為中國的學術水平比前幾代已經提高了很多，未來中國將不再大規模地借鑑漢學著作的研究思路。

這種有趣的認知反差之中，是否蘊含著本土史學發展新的可能性？

歷史學者的寫作要關照公眾需求

新京報：西方的中國歷史著作被大量引進，受到了很多讀者的追捧，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張國剛：國外的很多通俗歷史讀物都是專家在寫，而國內的專家卻不屑於寫這些內容。

這恐怕與國內的學術體制有關。

學者一般只寫給專業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寫教材類的書籍。

因為中國人多，即使有些晦澀的著作，都能賣幾萬冊，但在西方，可能連幾百冊都賣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

這其實也是逼著海外學者寫出讓大家關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經在德國、日本都教過書，我發現他們大學的課程，面對的學生既有專業內的，也面對專業外的，這就要求國外的老師講課必須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顧。

我覺得大眾歷史的寫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現在內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澀。

西方學者看中國會有不同的角度，會引起大家興趣。

這一現象背後折射的是，現在的專家應面對所有讀者，寫內容深刻，符合大眾需要的通史，這需要讀書界、學術界共同努力。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平面媒體、網絡媒體和自媒體交互影響。

在這個時代，專家和大眾都在一個「頻道」里，彼此享受著共同的傳播渠道。

我們學者書寫歷史應該考慮更多的讀者需求，不該是象牙塔里自說自話，學術界也應該重視大眾的歷史寫作，當然這也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

中國學者有能力寫通史但缺少信心

新京報：西方漢學被大量翻譯，這對中國史學界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馬勇：改革開放前，中國歷史學界其實一直處於封閉狀態。

歷史理論一直都是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當時，我們會把古代歷史歸結為是封建的、地主階級專政的和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發展等等這些論述。

近代史呢，我們就會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結論來概括。

可是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界接觸了其他國家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突然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和他們對話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劍橋中國史》引進，中國學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

在80年代，國外的漢學研究功不可沒，那些著作確實為我們打開了眼界，讓我們收穫很多。

新京報：《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哈佛中國史》等都是國外學者合理撰寫的通史性著作，但中國當代學者卻很少合作撰寫一套通史性的著作。

馬勇：我們通史寫作比較弱，大概從范文瀾、蔡美彪的《中國通史》之後，就沒有合格的通史作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我自己來說，我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期待中國能夠出現個性化的通史寫作。

現在，我們中國的學術水平其實已經大踏步前進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來自信心。

現在有些大陸學者是有資格來合作寫通史的。

但是，中國學術界又有立門戶、分派別的不良風氣。

在這種氛圍下，根本沒有人敢做。

如果你做，馬上就會有人質疑你，你有什麼資格寫通史。

民國時期，錢穆一個人寫了《國史大綱》，我們奉為經典。

現在，我們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錢穆那個時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們為什麼不能寫？但是我們的學術氣氛和價值評判不允許大家做這種事。

中西學術交流趨勢會有所改變

新京報：西方人的中國歷史研究成果在這些年備受國內學術界關注，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梅凌寒：西方有悠久的漢學，研究傳統。

在西方國家，隨著科學發展，歷史逐漸變成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同時，有一些科學家也開始對於東方歷史進行研究。

然而，當時的中國，可能還沒有脫離古代研究歷史的傳統方式。

因此，漢學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西方國家曾有一定的貢獻。

1949年，中國學界長期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中國歷史。

這其實仍舊是源自西方的思想工具。

不可否認，此前很多現代科學的原則都是由西方制定的。

另外，因為複雜的社會和歷史原因，一直到21世紀初，中國大學的綜合水平仍然有限，很多學者對於漢學研究的資源和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

不過，這種情況現在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尤其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能夠閱讀外文書籍，開始了解西方史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角度，而且，與國外學界的學術交往也越來越頻繁，更增進了彼此的交流。

在這種形勢下，自然是越來越多的西方漢學成果為中國所知，甚至受到中國讀者歡迎。

中國的傳統教育，似乎不太鼓勵啟發個人創意。

所以，很多人主要依賴學習和借鑑外來的東西，來發展自己的思想，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討論。

在這裡面，許多外國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漢學作品，或者成為研究的前提，有時甚至成為相關研究的一種標準。

中西學術的交流影響，其實是一個永恆的命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中西學者在中國史領域的優勢和劣勢？

梅凌寒：中國歷史學者的優點在於掌握史料很多，比較能夠從整體上了解中國的文化，見識也可能更深入。

缺點或許在於太拘泥於細節，而對相關社會科學理論的掌握也有待提升。

歐麥高：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的優勢在於：不太關注主流歷史的敘述，因此研究的領域大，能注意一些少數群體的文化與思維方式，描述個人的歷史，而且還會發現很多不重要的人其實在歷史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種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大家所認知的歷史架構，會讓人們感覺到歷史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這幾年，很多人從事性別研究，關注底層社會、少數民族等話題，像民間宗教等也成了新鮮的故事。

而且這些歷史上的細節也對主流歷史有了明顯的影響。

西方中國研究的另一個優點，在於把中國歷史放到世界歷史的序列裡面做比較研究，把中國與全球的現象聯合起來。

缺點在兩個地方：第一，可能缺少文化背景，比如看檔案或文學作品時無法體會背後的文化含義；第二，可能牽強地利用某些理論進行寫作。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現在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水平？

梅凌寒：現在的情況，和我剛開始研究中國歷史時有所不同，已經變化很多了。

中國年輕學者的綜合水平，比前一代提高了很多。

中國從事學術研究者的規模，也比以前擴大許多。

所以，隨著中國學術研究的進步，大規模借鑑吸收西方漢學的方法思路應該會有所改變。

估計未來，中國學者把西方漢學研究的學術方法和理論作為標杆的傾向有所緩解。

采寫/新京報記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