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者探討中國史學的方法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訊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日本東方學會共同主辦的「第八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辦。

日本東方學會理事長池田知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研究員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辭。

開幕式由早稻田大學教授渡邊義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科研處副處長朱昌榮副研究員主持。

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的20餘位學者參加了會議。

與會學者圍繞「中國史學的方法論」的會議主題，從多個領域、多種視角，結合自身的專業研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理論、視野、史料與方法，進行深入討論與對話，展望了未來研究的可能與前景。

研究觀念從傳統史學轉變為新史學

20世紀初，在西方學術潮流衝擊之下，中國史學研究範圍逐漸擴展，研究觀念也發生很大變化，開始從傳統史學轉變為新史學。

河南科技大學教授薛瑞澤認為，民國學人鑒於中國傳統史學存在重視政治忽視文化的不足，開始在西方、日本學術觀念影響下，展開對中國文化史的討論。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徐國利認為，胡適、傅斯年在西方科學觀影響下，開始挖掘接近西方考證史學的中國史學傳統，重視宋學、清學中「道問學」的傳統，強調可信、有條理的工具理性，認為中國學術研究應充分吸收西方近代學術展開重建。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牧角悅子則以魯迅、聞一多為例，考察了中國現代學人對構建文學史研究客觀學術範式的不斷追求。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主導性史學方法

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迅速傳入中國學術界，逐漸成為一種主導性的史學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歷史研究》主編李紅岩研究員提出，儘管史學研究的方法多種多樣，但從近代史學的實踐看，主導性、核心性的史學方法，卻是「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與方法論。

這一方法論來自唯物史觀，但在中國本土也有其學術基礎與資源。

社會史論戰與經濟社會研究的興起，使這一根本方法得到鞏固。

對這一方法的運用，促進中國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

此外，這一史學方法論早已內在地包含對「衝擊—回應」模式以及「在中國發現歷史模式」的超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啟發認為，作為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侯外廬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倡導社會史與思想史相結合，建立了關於中國思想史的整體框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汪學群也認為，未來中國思想史研究，應克服學科藩籬造成的哲學視角與史學視角的二元分野，將側重於思想內涵與思辨的哲學書寫方法與強調外延社會與文化因素的史學方法協調整合，從社會的角度研究思想，從而構建社會文化的思想史。

處理好新史料與傳世文獻的關係

伴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展開、民間文獻的陸續發現與整理，新史料在歷史研究中占據著越來越重的分量，如何處理其與傳世文獻的關係，不僅在以往的中國史研究中爭論不斷，而且關係到中國史研究的未來前景。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講師西山尚志表示，中國史學家在上古史研究中經歷的疑古、信古、釋古爭論，在日本學界也同樣存在，是東亞學術界的共同思潮。

日本愛媛大學教授藤田勝久則認為，近年出土的簡帛史料，在記述內容上與《史記》有異，應與《史記》互相參照、辨析利用，不宜簡單輕信。

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秉駿提出，當前考古學關於匈奴起源地帶與初期經濟形態的爭論，需要藉助《史記》的相關記載，才能得以真正解決。

從中國內在脈絡出發構建中國歷史框架

隨著中國的強勢崛起，在繼承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傳統，借鑑西方優秀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立反映並服務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學術體系，成為當今中國學術的歷史使命。

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上，近年來中國學人開始從中國歷史內部，尋找中國獨特歷史線索，並構建關於中國歷史的整體框架與解釋體系。

王震中通過分析中華文明的政治起源認為，複合制國家結構產生了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王權。

夏朝「天下共主」的王權源於堯舜禹時代族邦聯盟的盟主權，而夏、商、西周三代在此基礎上，依託於王國，將盟主權加以轉化，從而建立起強大的王權，開始支配其他諸侯邦國，建立起三代王朝國家的政治等級秩序，形成複合制國家下「多元一統」的天下結構，對後世影響深遠。

鄭州大學教授高凱介紹了高敏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通過綜合利用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對典章制度、土地制度、軍事制度與統治思想等問題進行的研究。

西北大學教授陳峰則認為，兩宋統治者借鑑漢唐教訓，採取東宮虛化方案，將太子權力納入中央統一權力系統之中，從而緩和了皇權與儲權之間的矛盾，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逐漸成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現海在系統考察20世紀長城形象嬗變、範式變遷與時代思潮關係的基礎上，總結了國際學術界長城研究的過去與現狀，提出了「長城區域史」研究範式。

20世紀日本史學界的中國史研究，也從追隨西方，逐漸轉向從中國內部尋找歷史動力。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吉澤誠一郎認為，20世紀初日本漢學家白鳥庫吉在中國史研究中，在模仿歐洲學術界的同時，又標榜獨立。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岸本美緒提出，20世紀中期，日本學者村松祐次認為西歐社會的「封建制」模式不適用於中國歷史，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極具活力的自由競爭的世界，但由於官方經濟秩序並未充分整備，因此經濟活動被置於風險之中，人們不得不依靠私人保證即政治權力與社會關係，以追求短期利益，相應阻礙了資本的長期集中。

東京大學教授小島毅認為，溝口雄三不僅提出了包括哲學、思想領域在內的關乎整個中國歷史的歷史觀，而且指出中華文明具有全球史的意義。

渡邊義浩也認為，中國中古的貴族制度，與西歐、日本以武功、土地為存在基礎不同，以文化價值的獨占為存在基礎，通過家學傳授，維持壟斷地位。

但伴隨宋代印刷術的普及，貴族獨占文化的時代也就此結束。

（趙現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