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漢學心態」：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方法論芻議

摘 要：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出現的大量翻譯、引進西方漢學論著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曾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正面推進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那就是「一味追求和模仿」西方漢學風格的「漢學心態」。

造成漢學心態的原因比較複雜。

如果試圖推動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走向深化，那麼走出漢學心態、重建學術自信，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任務。

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無不是站在以西方為主體的立場之上，既有意無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歷史經驗的影響，又受不同地區漢學學術傳統的制約，因此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解讀存在著明顯不足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唐宋城市史研究等為例證，可以探索出一條走出漢學心態之惑的可能途徑，即發揮本土學者在掌握歷史資料方面的長處，更具體、更細緻地重構史實。

在更加接近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重新解釋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自覺可能也就在其中了。

作者簡介：包偉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是我國學術進步最為顯著的一個歷史時期。

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都廣泛地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

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西方漢學對它的推動與影響相當明顯。

對一個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觀察與研究，局外人的「話語權」有時甚至超過本民族學界，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奇異的事情。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難簡單評判。

不過，研究古代歷史對於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希望中國古代歷史這個研究領域今後能夠得到持續的與實質性的進步，認真分析、思考這一現象，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試圖以筆者熟悉的學術領域——主要是唐宋歷史研究為例，對這種現象的表現、原因與利弊稍作分析，並就如何樹立學術自信的路徑略陳己見。

一、理論饑渴與漢學心態

筆者此前曾撰小文，指出當前史學界存在著一種「理論饑渴」的症狀。

①所謂「理論饑渴症」，指學者痛惜本學科可用以指導學術研究的理論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說的一種焦慮心態。

這首先可以從近年來學界對探尋新理論方法的不絕呼聲來觀察。

有學人甚至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理論範式未見更新的狀態，描述為一種「理論危機」。

②也有學者反思30年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認為其中的一個不足就是「史學理論的匱乏甚或缺失」。

③當時，筆者雖然點明了「饑渴」的各種症狀，卻未及深入分析其成因，只是簡單提到，傳統理論研究的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在理解上的教條主義，造成了新一代學者對它產生疏遠感等。

同時，學者困惑於如何推動學術發展的心理壓力，也是產生「饑渴」現象的一個原因。

其實如果稍加深入，還可以發現，經典理論的主體內容，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一些總體性的宏觀結論，因此也常常被稱為「歷史理論」或曰「史觀」。

④它雖然在理論信仰的層面給了學界以指導，不過宏觀理論與落實到可供具體「操作」的研究方法——也被稱為「史學理論」者之間，存在著一定距離。

經典理論中屬於具體研究方法的那部分內容，大多是關於某時某地具體史事的結論，一方面，理論界一向認為這些具體結論對於歷史研究雖仍有重要指導意義，但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涉及研究不同方面的人類社會活動，其中有一些，經典理論的積累較為豐厚，例如關於經濟學就是如此，但也有許多方面，或者涉及不多，或者是在社會演進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經典理論無法給予我們現成的答案。

經典理論無法包攬一切，是可以理解的。

歷史學將以往的人類社會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但由於這一研究對象許多必要信息的缺失，以致很難歸納演繹出一整套針對當時人類社會不同側面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話，所以不得不經常借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類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等學科。

歷史學常有待於這些學科研究的進展，提出新見，以便得到幫助。

可是及至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學科，發展比較遲滯，其所能夠提供給歷史學借鑑應用的學術資源，也就極為有限了。

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傳統史學源遠流長，但近代史學並非傳統史學的自然延續，而是20世紀初年在西方學術影響之下構建起來的一門新的人文學科。

長期以來，因受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發展很是緩慢，及至20世紀80年代，仍然相當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礎性的學科規範，都不甚健全，亟須參照一些成熟的學科，引為借鑑，以有利於提高。

於是，出現了大量譯介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現象。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我國學術思想開始「走向世界」的歷史時期，「文化熱」方興未艾，知識界與出版界聯手，開始大量譯介西方的學術著作。

其中有幾種大型譯介叢書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從1981年開始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至2012年共出版14輯600種。

在海外漢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則首推江蘇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開始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截至2013年，這套叢書共譯介西方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著作161種，既囊括了費正清等名家的代表作，也推出了一些作者相對年輕但在叢書主持者看來其論說不乏價值的著作。

近年來更按專題，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學子系列」、「環境系列」等子系列。

至今每年仍推出新書十餘種，在知識界與出版界享有盛譽。

在此之外，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別推出的各種譯介西方漢學著作，面廣量大，比較重要的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中文本、中華書局的《世界漢學論叢》數十種，各省市出版社也大都推出過數量不等的譯介海外漢學的著作，例如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國學者筆下的傳統中國》叢書，等等。

三十餘年來，雖未見有人作過精確統計，但如果說這樣的譯介著作已超過千種，估計不致過於誇大。

專著之外，各類學術雜誌也多開闢專欄，或撰文，或傳譯，介紹西方學界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

與此同時，一些專業研究機構陸續被建立起來，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學術研究。

這些機構大多辦有專門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的專業期刊，如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漢學》，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漢學》，陝西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漢學集刊》，以及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漢學研究》等。

這些機構還經常性地組織召開關於海外漢學的專題國際學術會議，出版學術專著，討論、介紹海外漢學。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譯介工作的推進，國內學者接觸了解西方漢學學術成果越來越方便，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幾乎每一個研究領域，都出現了重視、借鑑西方漢學的現象。

在上述多方面的推動之下，西方漢學開始對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產生持續性、全方位的影響。

正如《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劉東曾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引進的不僅僅是一批書，而是一個知識領域、一個學術傳統。

當今中國學界，幾乎罕有人不受這套書的影響。

」④這種「影響」表現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其對學術的正面推動意義不容置疑。

在各個專題具體研究之外，最有意義的，一是有助於基礎性學科規範的確立，二是對一些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無論是以「新史學」為標榜的社會史，或是以「華南學派」為重要代表的歷史人類學，還是常常攪動學界一池靜水的個別爭議性議題的提出，例如所謂「新清史」的說法等，無不如此。

2004年，鄧小南在梳理國內宋代史研究學術史時，就曾指出：「近年來，我們在研究方向、取徑，乃至議題的選擇方面，許多是受海外學界的影響。

」⑤所以有學者這樣說：「在我們看來，我們一直是在做中國自己的學問，其實背後卻受到國外漢學治學模式的很深影響，它在不斷地重構我們的學術。

」⑥

可是，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

矯枉過正是最為常見的認識路徑。

在「幾乎罕有人不受」其影響的格局之下，一些為推動者所始料未及的現象於焉產生。

這就是劉東所說的「現在國內有些學者研究中國也凈是漢學意識，年輕學子更是惟恐學漢學家的風格學得不像，這恐怕也是問題」。

⑦張西平這樣界定所謂的「漢學心態」：「西方漢學作為主導世界文化的歐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學術界對它的接受也顯現了另一種特點：漢學心態的出現。

這就是對西方漢學的一味追求和模仿。

」「急切地套用西方漢學著作中的學術術語，照搬西方漢學的研究方法，這已經成為當前文科研究中，特別是在傳統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論，如果我們深究一下，幾乎都可以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著作中找到原型。

」⑧一些儘管相當不經、卻比較能迎合民眾心理的西方學者的論點，經過一些文化人士的鼓譟，其影響甚至已經溢出學界，波及到了社會，例如關於「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論即是。

⑨

影響過於強化所帶來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學者的論說為標準的現象，當然不僅無法對學術研究產生正面的促進作用，更有可能反過來阻礙它的發展。

因此，有學者甚至將對這種複雜影響的評判，提升到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這樣嚴重的程度。

⑩在一些具體的研究取向上，類似的批評也不少。

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評近年來西方漢學流行的區域研究方法，認為它「至少在歐洲，對於民族國家作為論述基本單位的質疑，我相信，是出於一種正當的理由，因為民族國家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建構起來的」。

但在中國，由於民族國家發展歷史與歐洲存在差異，這種方法雖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卻意外地引出了對『同一性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不能不令人擔憂。

(11)

在西方漢學被大量譯介三十餘年、目前勢頭仍未稍見消減之時，針對其在我國學界所產生的複雜影響，冷靜客觀地評估這一學術潮流，並站在學術本土化的立場上，就如何推動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走向深化，提出自己的思考，是這一學術領域每一個具有責任心的學者不應迴避的任務。

二、西方漢學的主體性與其特點

這就提出了一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西方漢學的問題。

簡單說來，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國，自然是出於他們了解中國的需要，並且反映了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影響的擴大，漢學日益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的必然趨勢。

不過深究起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無疑會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因而變得複雜起來。

最早較有系統地觀察了解、進而初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是從明代末年開始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

這批「上帝的僕人」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帶有明顯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歷史的真相，已是學界常識。

傳教士認識到，中國社會的主導階層與歐洲不同，並非僧道等宗教人士，而是儒士。

基於這樣的認識，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上帝福音」，他們開始將傳教對象集中到士人階層。

利瑪竇從著僧服到儒服的「易服事件」即為典型案例。

傳教士還在反饋回西歐本土的信息中，儘量放大中國作為一個由知識階層管理的「開明君主制」國家的形象，這既是為了儘可能地將他們在東方的傳教事業描繪得前途光明，以便爭取本國教會信眾的支持與捐資，更是對當時西歐貴族專制君主統治的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後來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得以借用耶穌會士告訴他們的關於東方「開明君主」制度的信息，來批判西歐的君主制度，從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

(12)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軼事，無非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對於另外一個文明的了解，無不出於實際的目的，而這種目的，有時就可能扭曲學者觀察的眼光。

當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國，也未脫離這一規律。

當今以美國學界為代表的西方漢學研究，是在二戰以後發展起來的。

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門與一些私人基金會資助漢學研究項目，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背景，那麼，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個體學者的一些研究項目呈現出多樣化的價值取向，比較顯見。

儘管如此，在觀察與被觀察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前者作為主體的地位不可能改變。

也就是說：研究者總是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研究對象進行觀察，以服務於自己的目的。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明顯的「他者」，撇開政治、宗教等因素，對於西方的研究者來說，它的意義何在呢？

以西方學界為主導的近代學科體系建立以來，儘管因為西方文明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時也使得其知識界感到困惑與沮喪；或是因為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也促使西方學者去反思他們觀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觀，於是才有了「中國中心觀」命題的提出。

但究其根本，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為了構建一個在他們看來可能更為客觀、更為正確的學科體系，這個體系的主體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

在這裡，他者只能是西方的一個映襯物。

一些學者的研究個案給了我們很好的例證。

張西平曾舉法國漢學家於連(Frangos Jullien，1951- )的例子來作說明。

於連認為只有從外部來重新審視歐洲，歐洲才能獲得自我的認識。

他說：「從嚴格意義上講，唯一擁有不同於歐洲文明的『異域』，只有中國。

」因此，於連是為了解決歐洲思想的問題，找到了中國，他研究中國不是為了做一個漢學家，而是做一個歐洲的哲學家，中國只是他為衝破歐洲思想的藩籬進行反思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臘，是歐洲。

(13)

與於連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證，則是在西方漢學界著名的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

國內有不少學者曾將施氏所謂中國帝制後期的「基層市場理論」，即城鎮分層與正六角型分布結構，應用於不同的地區，試圖「檢驗」其假說的適用性。

不過他們往往都會發現，或者某地城鎮的分布，僅「在某些方面與施堅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14)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堅雅「『作為社會體系的市場結構』的基層市場理論似有修正的必要」。

(15)也有學者採用實證的方法，建構了清代華北及陝甘兩個不同區域的城市人口等級模式，據此對施堅雅分區理論從歷史學方法的角度提出異議，認為施氏試圖建立一個超區域的城市等級與人口數量之間關係的模式，從根本上說來是錯誤的。

(16)殊不知，施堅雅作為一個經濟人類學家，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模型，中國歷史只不過是他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素材。

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夠吻合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各種複雜情形，本來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會有「大多數學者覺得施堅雅的分析模型過於規則和『理想』」的問題。

(17)

因此，那些「檢驗」工作當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忘記了西方觀察家的這種「外來者」立場，誤將他們「內化」，就免不了會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

有學者已經指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常常陷入一種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力圖運用中國素材來評論西方社會理論的一般性問題，使其研究在理論界獲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為了突出其研究的獨特意義，他們也十分強調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素材時表現出的弱點。

」(18)或曰：「一方面，他們為了突出其研究的獨特意義，對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素材時所表現出來的弱點，進行不遺餘力的抨擊；另一方面，為了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獲得一席之地，又力圖運用中國素材來說明西方社會理論的一般性問題。

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稱為是『中國中心觀』的學者，他們雖注重從中國的傳統中探求歷史發展的真相，但由於受西方學術傳統的影響，在具體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學術規範套用於中國研究。

」(19)造成這種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漢學家的這種外來者的立場。

中國歷史研究似乎成了西方理論的試驗田，所以說，漢學「本質上仍然屬於一種西學」，(20)它是一門西方的學問，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西方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從立場到情感都轉移到中國。

根據這樣的分析，再來觀察學界長期以來批評西方漢學家所提出的一些學術假說，其背後往往隱藏著他們本民族歷史經驗的影響，也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時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開幕式致詞中曾說「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他認為這一現象「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

如果對其評說略作補充，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世界各地漢學所展示的「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當然不是指中國歷史這個研究對象，而是可能指以下兩方面的內容：其一，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受到本民族不同歷史經驗的影響；其二，受不同地區漢學學術傳統的制約。

也就是說，西方不同地區的漢學研究，其發生與發展自有因緣。

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無論是他們提出的議題、觀察的取向，還是所採取的分析方法與歸納總結的學術傾向，都有著內在的隱情。

中國學界作為漢學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了解隱藏在每一部漢學著作背後的文化因素與學術史背景，就很難把握恰當地借鑑利用的分寸。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學術要求也許是勉為其難的，這也正是為何有人會對西方漢學「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

三、走向實證與學術自信

那麼，「漢學心態」之惑究竟應該如何破解呢？

空洞地指責學界缺乏學術自信是沒有意義的。

學術自信與否並非單純的學術問題。

在現階段，就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而言，可行的路徑之一，就是發揮本土學者在掌握歷史資料與感悟歷史情景方面的長處，通過復原更為準確的史實，來為進一步的理解闡釋奠定基礎。

易言之，就是要通過發揮實證史學的優勢，在各專題研究中取得切實的進展，來構建以本土經驗為基礎的歷史闡釋學，樹立民族學術自信，從而走出「漢學心態」。

下文，筆者將以近年來討論唐宋城市史專題的體會，略作說明。

當今歷史學正越來越趨向於社會科學化。

不過受歷史學基本特性的制約，它在研究方法層面有一些自己的顯著特點。

例如，史學研究不得不依賴於存世的歷史信息才能展開研究，但存世的歷史信息總是那麼的殘缺不全。

因此，如何應對研究信息殘缺不全的困難，就成為史家無法逃避的功課。

所以，史學研究首先必須重構史實，然後才能在此基礎之上來解釋這些歷史現象。

現代社會科學各門類的研究也需要作現象論證，但它們與歷史學研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當代社會，許多社會現象為眾所周知，既不必為那些社會現象的存在與否大費周章，論證過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繹多於實證歸納，史學研究則不然，特定歷史現象的存在與否，本身就需要複雜的論證研究。

所以，史實重構工作是否可靠，就成了下一步概念演繹的基礎，前者失之毫釐，後者就可能謬以千里。

在中國唐宋城市史研究領域中，有一個所謂宋代發生了「城市革命」的假說，比較典型，可引以說明本文的論點。

宋代「城市革命」說最初由英國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中提出。

(21)此書所討論的議題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領域的所謂「李約瑟難題」如出一轍，(22)試圖回答近代中國為什麼未能產生工業革命的問題。

伊氏的基本觀點是：傳統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宋代達到了當時技術所可能利用資源的頂峰；宋代以後，受資源與技術等因素的制約，中國經濟的總量雖然仍有所增長，但在質量上卻再無提高，即所謂只有數量上的增長(Quantitative Growth)而無質量上的發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

這就是他所說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

(23)為了證明宋代經濟達到傳統時期的頂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學者研究的二手成果，來描述在宋代發生了一場中世紀的「經濟革命」，所謂的「城市革命」正是這場「經濟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唐宋城市歷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了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

統計其書中描述史實的引文注釋，超過90%出自日本學者的論著。

必須指出的是，伊氏此書的議題，反映了明顯的將中國歷史納入歐洲發展軌跡的企圖。

這當然說明了前文所講的西方漢學家總是站在本民族歷史經驗的背景中來理解中國歷史的現象，同時也說明了伊氏在引用學界關於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時，有著明顯的選擇傾向。

所謂中世紀「經濟革命說」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書主題能否成立的前提。

由此可見，所謂宋代產生「城市革命」之論在伊氏推論結構中的地位，並非在於其對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進，而只是作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說的一個鋪墊。

因此這一論說充其量只不過是對宋代城市發展現象的一種定性描述而已，用以表達對主要由日本學者所重構的唐宋間城市發展史實的認可，以及伊氏本人對於如何描述這種城市發展水平的概念選擇：「革命」。

這一概念在史實重構方面全無貢獻，對於歷史現象的解釋也不見得是什麼重要的創新。

而且，這原本也並非是伊氏論述的重點之所在。

數年後，當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這部論文集時，在第一編《導言》中，歸納傳統中國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發展史，專列一節，題作《中世紀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關於宋代產生「城市革命」之論，列出了「這個革命的鮮明特點」：(1)放鬆了每縣一市、市須設在縣城的限制；(2)官市組織衰替，終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滅，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規劃，可以城內或四郊各處進行買賣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擴大，城外商業郊區蓬勃發展；(5)出現具有重要經濟職能的「大批中小市鎮」。

(24)很顯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創，這些關於「革命」的「鮮明特點」的史實描述，也幾乎全部出自日本學者之舊說。

僅就這一點而論，若說施氏對於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沒有什麼貢獻，應不為過。

不過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並非針對唐宋時期，他歸納那些「鮮明特點」，只是為他討論我國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鋪墊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從伊懋可到施堅雅，他們關於宋代產生「城市革命」之論，雖然有著相當明確的論述目的與論證特點，但當這個概念被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反覆徵引之後，卻被不斷「哄抬」，最終被譽為「理論」，認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變革研究的深化」。

(25)關於宋代產生「城市革命」的說法也被眾多論著所徵引。

箇中緣由，除了它迎合了數十年來主導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模式的心態外，看來就是「漢學心態」在作怪了。

(26)

如何破解這種心態，在「革命」與否的概念上與之糾纏是無謂的。

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是重新檢驗日本學者關於唐宋間城市演變史事的描述是否符合史實。

核心內容當然在於如舊說所描述的，從唐代的城市居民區(坊)與市場區(市)相互分隔、封閉狀態，隨著坊牆倒塌、市制崩潰，轉向宋代的沿街開店、居民區與市場區相互混合的開放狀態，亦即所謂從「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轉變。

這一轉變所蘊含的，則是中國古代城市從封閉到開放的革命性轉折。

這樣一來，中國古代城市發展演變的歷程，在相當程度上，也就可以與西歐城市史相互映襯了。

在這裡，關於市制，舊說的核心論據，就是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十一月敕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

(27)新近的研究已表明，這一敕條指令「不得置」者，並非泛指一般的市場，而是指要限制在高級市場設置市官。

在當時的農村地區，一般市場(草市)正在不斷產生，政府並未頒下專條，予以取締。

將商業活動集中在特定區域，與其說是為了「限制」商業的發展，不如說是為了方便官府征取商稅。

到了宋代，商賈雖然有了在城市其他區域設立店鋪的自由，但在實際的城市生活中，商鋪仍多集中於傳統的市場區域。

宋代歷史文獻所記載的州市縣市，並未成為如加藤繁所稱之「單純的地名」，(28)大多仍為活躍的城市市場地塊。

與此同時，由城牆等物體所標識的整個州縣城區，又由國家法規界定為廣義的城市市場，商品進出城市須納門稅，與前期市的區塊相仿。

其與前期的差異性，基本體現在市的區塊與市民階層的擴大。

(29)

與此同時，由唐代律令所描述的嚴格的、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坊區制度，顯然只推行於以京城為主的少數規劃城市。

這一制度相對多地被地方城市所模仿推行，已經是晚唐五代時期的史事了，而且大多出於軍事防禦的需要，各地擴建羅城，才乘機重新整頓城區里的里坊布局。

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從唐初到唐末五代，地方城市的坊區都只不過是一種以戶籍控制為目的進行編組的基層行政單位，它以居住區塊為基礎，但並不一定就是封閉性的區塊。

在現存文獻中，均未見有在羅城中營築坊垣的記載，考古發掘也未見有可以確證的坊牆遺蹟。

中唐以後各州府城市(特別是節鎮駐在城市)大規模地興築或擴修羅城，在羅城內普遍推行里坊制，正說明各地軍閥、官府對城市居民及其經濟社會生活的控制呈現出逐漸強化的趨勢，而非如舊說所云，晚唐五代時期城市中里坊制逐漸鬆弛、終致崩潰，城市居民的經濟社會生活日趨自由。

(30)

總之，所謂從封閉的「坊市制」轉向開放的「街市制」的描述，無疑誇大了唐宋間城市結構演變的力度，並不符合史實。

唐宋間的城市無論在經濟還是其他方面的發展，雖然極其顯著，不過新近的研究已經可以證實，以所謂從唐到宋坊牆倒塌、市制崩潰為主要論據的「城市革命」說，恐怕無法成立。

這樣一來，在這些虛構的史實基礎之上演繹出來的關於中國古代城市史的一些認識，並進而涉及關於中國帝制後期歷史演進軌跡的一系列推斷，顯然就有了重新考慮的必要。

我們也就有可能來勾勒一幅與西歐不太一樣、更重視唐宋間歷史承續而非斷裂的演進軌跡。

關於宋代「城市革命」說的檢討雖然只是一個個案，但它向我們展示了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如何切實提高研究水準、走出「漢學心態」的一條路徑，或曰一個方法：發揮本土學者掌握歷史資料方面的長處，更具體、更細緻地重構史實。

有時候，這種重構不一定非得著力於那些「前人尚無研究的空白點」，用心於重新檢驗前人的舊說，其實也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面。

前人的研究無不都是從史實考釋的基礎上逐步展開的，他們的研究條件在某些方面其實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尋既已困難，現代化的大型全文資料庫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誤並不意外。

可是，迷信舊說、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舊說的現象，在史學領域卻不勝枚舉，這就使我們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礎之上。

「漢學心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

外國人看中國，當然會與中國人看中國存在顯著差異。

我們不可能要求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來觀察中國，也不必要賦予本文討論的學術問題過於沉重的政治使命。

而且，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學術領域之深入發展，仍需要在方法、規範、思想等方面向西方漢學學習。

譯介工作仍然很有意義。

當然，如果對譯介哪些漢學專著的篩選工作做得更用心、更專業化，效果會更好。

不過，我們還是將西方漢學放到「他山之石」的位置上去吧，不應讓它喧賓奪主。

為什麼應該走出「漢學心態」？主要的理由只在於：中國人看中國應該、也必然比外國人看中國來得更準確、更深刻一些。

為什麼？除了對歷史資料掌握可能更全面，理解可能更準確，解讀的立場可能更貼近實際等理由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當史學研究越來越趨向於社會科學化之際，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貼近感悟，仍然應當在人文學術研究中占據至關重要的位置。

時至21世紀，我國相關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為史學理論體系本土化奠定了可能的基礎。

歷史學科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也已經擁有了比較豐厚的學術積累，如果我們文化自覺的意識能夠更強一些，學術管理體制能夠更科學一些，史學研究更多地走向本土創新是必然的。

關於西方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問，學界有不同的命名，或稱之為「漢學」，或稱之為「中國學」。

考慮到本文討論的是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領域，筆者以為名之為「漢學」比較恰當。

參見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第1講，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注釋：

①參見拙文：《「理論饑渴症」——中國古代史領域學術生態一瞥》，《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日，第1版；《「理論與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史學月刊》2012年第5期。

②參見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代緒論)》，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頁。

③參見張其凡：《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1978-2008)》，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刊》第2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55頁。

④參見張艷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史學理論》，《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

「史觀」，或稱「世界觀意義的方法論」，參見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④轉引自王洪波：《一套書與一個知識領域的引進》，《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17日，第14版。

⑤鄧小南：《近年來宋史研究的新進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9期，第23頁。

⑥崔秀霞：《漢學研究的發展、影響與交流——「漢學研究：海外與中國」學術座談會綜述》，《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

⑦轉引自王洪波：《一套書與個知識領域的引進》，《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17日，第14版。

⑧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第1講，第27、28頁。

⑨參見魏峰：《宋代「GDP」神話與歷史想像的現實背景》，《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14年第2期。

⑩顧明棟：《漢學與漢學主義：中國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93頁。

(11)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9頁。

(12)參見周寧：《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第2章《大中華帝國(天堂傳說之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140頁。

(13)參見張西平：《西方漢學十六講》第1講，第16頁。

(14)胡勇軍、徐茂明：《「施堅雅模式」與近代江南市鎮的空間分布》，《南通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15)朱炳祥：《「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再認識——以摩哈苴彝族村與周城白族村為例對施堅雅理論的檢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6)參見曹樹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與施堅雅商榷》，《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4期，第28頁。

(17)陳倩：《從韋伯到施堅雅的中國城市研究》，《重慶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第103頁。

(18)王銘銘：《社會人類學的中國研究——認識論範式的概觀與評介》，《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第117頁。

(19)陳君靜：《施堅雅中國城市發展區域理論及其意義》，《寧波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第68頁。

(20)劉東：《清華國學和域外漢學》，《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第14頁。

(21)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13-199.

(22)關於「李約瑟難題」，參見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1,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Cambridge: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譯本題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袁翰青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頁。

(23)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p.113—199.

(24)G.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中譯本題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4頁。

(25)參見寧欣、陳濤：《「中世紀城市革命」論說的提出和意義——基於「唐宋變革論」的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

(26)筆者稱近二三十年來史學界在討論唐宋間社會變遷時一味強調歷史發展的單一思維方式為「發展」模式，參見拙作：《宋代城市研究》序論《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批判》，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41頁。

(27)《唐會要》卷86《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冊，第1874頁。

(28)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市》，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吳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96頁。

(29)參見拙作：《宋代城市研究》第3章《城市市場》，第172—236頁。

(30)參見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67—274頁；成一農：《「中世紀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