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間雙向流動的通道

《絲綢之路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榮新江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唐三彩載樂駝》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

《唐客使圖》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品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著《中國》一書中，首次將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

其後，隨著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獲得持續深入的研究，「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走向和範圍不斷擴大，成為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地中海世界之間的陸上絲路，以及海上絲路所連接的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等地的往來通道的合稱。

《絲綢之路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以下簡稱榮著）是榮新江有關中外關係史的第三本書。

本書以中古中國尤其是唐代為主，從阿拉伯、波斯、印度，到新羅、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史均有涉及，重點考察經過西域地區的陸上文化交往。

本書強調文明之間交往的雙向性和互動性，肯定製度建設對於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積極作用，而以中國為根本，帶有鮮明主體意識的交往行動更具深遠意義。

此外，與前人研究較多注重外來文化進入中國的思路不同，本書作者利用多年來對西域出土文書的調查整理，開創性地致力於探討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與接受效應。

活的、雙向的「絲綢之路」

首創於1979年的著名現代舞劇《絲路花雨》，以敦煌為敘事中心，歌頌了中國畫師父女與波斯商人之間的真摯友誼。

榮著從唐朝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切入，依據史書文獻，考證當年薩珊波斯與唐朝的外交路徑，進而推斷，穿過中亞的陸上絲路來華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負外交使命的使者，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人。

這樣，《絲路花雨》中活躍在敦煌地區的波斯商人便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那麼，往來於陸上絲路的商隊究竟由什麼樣的人構成？而唐朝筆記小說中描寫的波斯胡商又是從哪條道路進入中國的呢？

根據敦煌吐魯番文書和中亞地區各種語言文獻，特別是粟特文獻的發現和整理，以及近年來大量公布的粟特人墓誌資料，榮著推斷，從公元4世紀初到公元8世紀上半葉，粟特人在中亞到中國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商業販運和貿易的網絡。

就連吐魯番文書所記和絲綢之路沿線發現的大量薩珊波斯銀幣，也應當是粟特商人而非波斯商人帶來的。

此外，因為薩珊波斯（公元651年）的滅亡，大量的波斯王族、首領和使者湧入唐朝長安並留居於此，為唐朝效力。

榮著根據出土的墓誌考察波斯在華遺民的生活，以李素一家為例，說明他們如何進入官僚體系並融入中國文化。

相對而言，社會地位較低的波斯商人有些活躍於唐都長安一帶，更多的則出現在揚州、洪州、廣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

榮著認為這些波斯胡商更可能是從海上絲路而來。

無論是作為流亡者的波斯貴族，還是遠洋漂泊而來的波斯商人，一旦進入富有深厚傳統文化的中國社會，必然受到中國文化的薰染，逐漸脫離原來文化的束縛，變成面貌雖異，而心態相同的中國人。

但同時，在被改造的漫長歲月里，他們也力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並致力於把波斯文化傳入中國。

祆教、景教隨著波斯人而進入中國，如上文提及的李素一家，即便他們改波斯姓為「李」姓，幾代人在唐為官，卻仍保持景教信仰不變，且並未影響他們參與唐朝的政治運作，甚至禮儀活動。

可見，文化交往是雙向的、互動的，浸潤緩慢的。

文化交往中的主動性和前瞻性

制度建設之於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向上理解。

其一是行政區劃分和管理。

其二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動。

榮著注重考古新發現，考辨一絲不苟，又能融合歷史關聯與想像推測，旁徵博引。

1984年，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小戶楊村附近出土了《楊良瑤神道碑》，使楊良瑤這位史傳中尚未見載，中國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者形象浮出歷史地表。

碑文記載了楊良瑤的一生，而他出使黑衣大食的部分尤為精彩。

不過，單憑碑文無法還原唐朝政府遣使大食的原因，更無從推想遣使大食之後的效果。

榮著宕開一筆，從唐朝與吐蕃的緊張關係入手，分析了在吐蕃大舉進犯唐朝之前的貞元元年四月，唐朝派遣楊良瑤出使大食的真正動機，並不像碑文所說僅僅是「播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而是「要聯合黑衣大食，請求其共同對付吐蕃」。

因此，帶著隱秘政治目的的使臣楊良瑤並未選擇危險的陸上絲綢之路，而是從廣州出發，走海路前往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達。

榮著討論了廣州作為當時唐朝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的特徵，作為楊良瑤出海的條件要素，並聯繫當時有記載的航海線路和旅行指南，推測出海祭祀之所和出使往返時間，並以《舊唐書·大食傳》記載「貞元中，蕃兵大半西御大食」，合理推斷楊良瑤出使大食「往返如期，成命不墜」的事實。

這篇海上西行的動人故事體現了有著鮮明主體意識的唐朝政府在政治和文化交往中的主動性和前瞻性。

《蘭亭序》等漢籍的西漸及傳播

藉助考古發現進行的歷史研究，受限於出土資料的散碎和殘損，考驗著研究者的學養與眼光。

榮著從德國「吐魯番考古隊」挖掘的文物和文獻材料中篩選判定為庫車（龜茲地區）出土的文獻，考察唐朝龜茲地區中原傳統國學典籍的流傳。

庫車出土文獻中包括唐朝的法律文書抄本《唐律·擅興律》，韻書《切韻》寫本，史書班固《漢書》等片段，以及漢化佛寺與漢文佛經等，雖然出土文獻多不完整，但足以說明唐朝律令的使用、韻書的功能、史籍的研習、佛典的傳誦，表明中原文化在龜茲地區的傳播。

榮著中有兩篇研究王羲之字帖流傳西域的文章。

一篇以不同時期出土的和田文書中的三件《蘭亭序》抄本為討論對象，從其「緊頂著紙邊書寫」的特點推斷其為「書法習字的遺存」，雖為臨摹或習字之類，但意義非凡。

我們知道，唐太宗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他不僅收藏了《蘭亭序》的珍本，令近臣摹寫副本，流傳宮外，甚至臨終時以《蘭亭序》陪葬。

敦煌《蘭亭序》抄本的發現，證明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

《蘭亭序》抄本在敦煌和于闐地區的被發現，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將王羲之的書法作為習字課本。

另一篇討論吐魯番出土學生令狐慈敏習字《尚想黃綺帖》，說明它比敦煌本要早很多，也表明王羲之的《尚想黃綺帖》是當時學生必須書寫的作業，是至少自武周時期就存在的天下各州學生的習字範本。

榮著認為：「《蘭亭序》是以書法為載體的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範本，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傑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闐地區傳抄流行，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西漸到西域地區的最好印證。

」

然而，進一步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在西域的接受處境，從目前西域當地出土的胡漢各種語言的文書材料來看，漢籍在當地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對於當地胡人知識建構上的意義不是很大。

榮著推測，文化傳播的受阻並非由於地理環境和交通不暢，而可能是由於語言的障礙，最根本的原因是安史之亂造成的歷史阻隔。

同時，還因為中國文化傳統里沒有自己的「傳教士」，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侶曾經努力向西域傳播漢化佛教經典和思想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分子也沒有現身西域。

倚重梳理考古史料，綜合融匯前人研究成果，榮著能從大量的散碎材料中發現史實的蛛絲馬跡，論述邏輯嚴密，讀起來引人入勝。

書中各篇議題匯合而為「絲綢之路」的總體概貌，也使讀者獲得中古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豐富印象。

往來於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品既有絲綢，又有各種手工製品、植物、動物、美術品乃至人口，文化交流涉及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術等。

蓋因中國盛產的絲綢在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絲綢之路」得以象徵以中國為根本的古代東西交往的各條道路。

若要突破「文明的衝突」論的限制，就更需充滿活力與包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的視野與立場，這是絲綢之路作為文明之間雙向流動的交往通道給予我們的當代啟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