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風度及玄奘及胡旋女

敦煌壁畫·舞樂圖 中唐

敦煌壁畫·反彈琵琶舞樂圖 中唐

敦煌壁畫·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晚唐

敦煌壁畫·觀音經變 盛唐

榮新江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作者：榮新江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8月1日

榮新江，1960年生於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著有《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歸義軍史研究》、《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等。

今年8月，《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出版。

（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號：ibookreview）

大學三年級時，榮新江跟隨導師張廣達去拜訪季羨林，後來加入了季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員。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季羨林把與西域有關聯的學者召集起來，數月聚會一次，共同探討西域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他開辦這個讀書班，著眼於學術的長遠發展，而榮新江「在上大學、研究生乃至變成青年教師後，在這個讀書班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季先生講過，世界上唯獨一個匯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區就是西域，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擾人的緣由。

」榮新江回憶說。

西域是榮新江的精神夢鄉和學術沃土。

1985年，時年25歲的他，對照著《歐洲、北美的東方寫本》一書，趕赴收藏著于闐、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圖書館和研究所，「沒有相機，沒有掃描儀，一切依靠手抄」。

1990年前後，又前往日本調查搜集中國西北出土文獻。

敦煌吐魯番研究成為榮新江學術生涯的「重頭戲」，1996年出版的《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被視為他的成名作，敦煌學界新生學子用以「入門與深入的教科書」。

做了多年的敦煌研究之後，榮新江想更多地展開中外關係史研究，《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001年）、《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2014年）便是這一領域的成果，關鍵詞包括「中國」、「西域」、「文化交往」等。

今年8月，「有關中外關係史的第三本書」面世，他把28篇研究新出土的文書、墓誌、考古材料相關「個案」的文章，乾脆以「絲綢之路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為名統領起來。

對於唐代絲路，榮新江予以「重點關注」。

這是因為，儘管遠在漢代乃至更早，中國通向西方的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已經逐漸成形，要說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最為繁盛的時代，則非盛唐莫屬。

唐朝先後設立安西、北庭都護府來管控西域，且按照中原制度建立館驛烽堠體系，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通過出土的文書可了解，強大的國家制度對絲綢之路的發展至關重要。

榮新江組織了一個讀書班，「帶著學生一個坊一個坊地讀長安」。

更重要的是，唐朝對外來文化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因而被認為「富有世界主義精神」。

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促成了唐朝文化的興盛，也加速了外來蕃人的「中國化」。

比如，來華的粟特、波斯人，面對具有強大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唐文化，「最後變成面貌雖異，而心態相同的中國人了」。

與學界之前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學術視角不同，如今，榮新江從全球化的視角來「平等地看待歐洲、中國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

這是一種全新的歷史眼光。

當然，絲路東西文化的交融，不是如此簡單的過程，入華波斯人在很長時間裡力圖保持本民族文化。

西安出土的《蘇諒妻馬氏墓誌》說明，直到晚唐，薩珊波斯遺民不僅保持著他們的祆教信仰，而且還繼續使用本民族的官方文字婆羅缽文。

「在大量胡人紛紛把自己改變成為地道的華人這一大趨勢下，《蘇諒妻馬氏墓誌》所表現的對波斯文化的極力維護，只能是世紀末的輓歌。

」

荒原之上，不僅傳遞著學術薪火，還延續著人性力量。

去年六七月，榮新江一行赴中亞考察，在去粟特人老家片吉肯特的路上「撞了車」。

兩個撞車的人簡短交談之後，便分道揚鑣，返回時，在另外一個車常經過的地方，兩人會合，被撞著的人檢查完車，知道「哪些地方壞了要賠多少錢」，撞車的人才把錢給人家。

「這跟古代的絲綢之路一樣。

就這一條路，沒有別的路可跑，跑別的路你就死了，所以還是會碰到的，這都是憑信用在做事。

」榮新江說。

1，季羨林先生說，世界上唯獨一個匯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區就是「西域」，西域離中國究竟有多遠？

2，作為唐朝學生習字範本的王羲之《蘭亭集序》，何以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範本？

3，唐朝時期的中國文化，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4，唐朝時期的在華老外，與現在的在華老外，有何不同？

5，唐太宗曾經命令高僧玄奘把《老子道德經》翻譯成梵文，結果究竟如何？

6，魯迅在《魏晉風度及藥及文章》中所嘲諷的「煉丹術」，為何會出現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獻中？

7，唐代知識分子會走絲綢之路出國訪學嗎？

8，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詩中，為何把天寶末年將要發生的社會巨變，和玄宗愛妃楊玉環與發動叛亂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的胡旋舞技聯繫起來？

……

■ 對話榮新江

安史之亂終止了漢文典籍的西傳

新京報：你著重探討了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其中包括多種儒家典籍。

一般來說，在絲綢之路涉及的區域，中國傳統文化對韓國、日本包括東南亞等國的影響為人所知，問題是，對於西域或更遠的中亞、西亞，是否也有類似的影響？

榮新江：我多年來一直做庫車、和田等西域地區出土文書的調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於探討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情形，這應當是前人比較忽略的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內容。

隨著唐朝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也在西域地區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雲寺，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綱領袖，還有來自長安的大寺。

隨之而來的是漢譯佛典，在當時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漢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區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內地的禪宗經典，如《神會語錄》，以及漢地系統疑偽經，也都傳播到了遙遠的西陲；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尚書正義》《經典釋文》《切韻》，道家的《劉子》，史部的《史記》《漢書》等，也都傳抄到龜茲，于闐國的沙漠綠洲；作為唐朝學生習字範本的王羲之《蘭亭集序》和《尚想黃綺帖》，也都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範本。

由此可見，最具漢文化特徵的典籍在西域的傳播程度。

至於更為遙遠的中亞、西亞，除了極其殘破的漢文佛典斷片外，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類似新疆古代遺址出土的漢文典籍資料，也就是是作為書的形態我們沒有發現。

但是，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獻裡面，有不少內容反映的是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比如煉丹術的思想，不過相對而言，有關物質文化的記錄要比精神文化的記載多得多。

新京報：如果沒有或有限，是出於什麼原因？

榮新江：首先是客觀的唐朝以及西域歷史進程的影響。

我們從典籍和文書兩方面的證據得知，唐朝在開元、天寶時期，已經把直轄領域從西州、伊州、石城鎮、播仙鎮一線擴大到安西四鎮地區，唐朝的西部邊界也西移到蔥嶺一帶。

然而，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終止了唐朝直轄控制安西四鎮的步伐，吐蕃乘河西、安西節度使下轄的唐軍主力部隊的東調勤王之機，從青海地區開始，由東向西步步攻占唐朝領地，最後在9世紀初，占領了全部河西之地，並與漠北的回鶻汗國以塔克拉瑪干沙漠中間為界，雙方各據有原屬安西四鎮範圍的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綠洲王國。

唐朝與西域的密切聯繫由此斷絕，漢籍不再能夠傳播過去，已經傳去的典籍也漸漸變成了殘篇斷簡，隨著後來這一地區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沉入沙漠當中。

另一方面是主觀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說，中原傳統的儒家文化主張「安土重遷」，民間禁忌也阻礙人們到處旅行，文人士大夫對於四夷之人抱著十分蔑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文化傳統里沒有自己的「傳教士」，不像西方宗教那樣，主動而有計劃地來傳播自己的教義。

史籍記載唐太宗曾經命令高僧玄奘把《老子道德經》翻譯成梵文，結果不得而知。

我們從西域的情形可以看到，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侶曾經努力向西域傳播漢化佛教經典和思想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分子，並沒有現身西域。

很可能，他們原本就認為戎夷之人，根本無法接受他們的「禮儀」和「典章」。

世界主義精神與唐朝興衰

新京報：在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這個領域，唐朝應該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朝代，而中西文化融合併非一蹴而就，也有對本民族文化、語言、信仰的「頑強堅持」，比如波斯人就是如此。

那麼，到底是什麼在起作用，使得這些外來者逐漸獲得文化認同，最後完成了「中國化」？

榮新江：最重要的是唐朝時期的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當時唐朝的文化是吸收了南亞、中亞、西亞、東亞各地文化精華而造就出來的，因此是最高水平的文化，比如印度佛教的精髓都已經經過佛經的翻譯和傳授，進入中國。

因此，外來民族對於包含有他們自身文化因素的中國文化，是容易接受的。

比如波斯上層人士入仕唐朝以後，就逐漸認同唐朝文化。

我討論過李素一家三代人，從波斯質子，最後成為太廟齋郎，甚至鄉貢明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相對來講，波斯商人處在唐朝社會下層，而且具有變換靈活的性格，使得他們比較容易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

波斯商胡在江南地區的廣泛活動，也使得他們越來越融入中國社會。

李珣兄弟原以賣香藥為業，後來成賓貢進士，以詩詞名家，則是深入到中國南方腹地的波斯人迅速中國化的典型。

來到中國的波斯人一旦進入這樣一個富有深厚傳統文化的社會當中，必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逐漸脫離本來文化的束縛，最後變成面貌雖異，而心態相同的中國人了。

新京報：說唐朝「確實是富有世界主義精神的時代」，具體應如何理解？這種「世界主義精神」，比如對粟特人商業、藝術等方面的吸收——與唐朝的興盛、衰亡有怎樣的關係？

榮新江：唐朝是一個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時代，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和在耶魯大學執教的芮沃壽（Authur F. Wright）教授在他們主編的《唐朝的概觀》（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一書引言（Introduction）中提出來的，基本的看法是，唐朝具有極富國際號召力的特性，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容並蓄，周邊民族對唐文化因子也可以廣泛吸收，整個亞洲不同類型的人紛紛入華，而長安更是一個大帝國的盛大國際都會。

這種「世界主義精神」當然對於唐朝吸收粟特的商業、藝術等方面起到了好的作用，大大豐富了唐朝的文化。

但是，因為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史思明都是粟特胡人，因此在叛亂平定後，唐朝社會對胡人充滿仇恨和厭惡，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一種對唐朝前期胡化現象的否定，並且把這種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

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詩中，把天寶末年將要發生的社會巨變，和玄宗愛妃楊玉環與發動叛亂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的胡旋舞技聯繫起來。

這種社會思潮實際上和當時的古文運動以及韓愈等人的反佛行動是一脈相承的。

陳寅恪先生在討論元稹、白居易《新樂府》時說：「蓋古文運動之初起，由於蕭穎士、李華、獨孤及之倡導與梁肅之發揚。

此諸公者，皆身經天寶之亂離，而流寓於南土，其發思古之情，懷撥亂之言，乃安史變叛刺激之反映也。

唐代當時之人既視安史之變叛，為戎狄之亂華，不僅同於地方藩鎮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論，成為古文運動之一要點矣。

昌黎於此認識最確，故主張一貫。

其他古文運動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則於不自覺之中，見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盪，而具有潛伏意識，遂藏於心者發於言耳。

」可謂至確之論。

其實，中唐文人的這種看法，並不符合事實。

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只能說是促成了唐朝的文化興盛，而沒有帶來唐朝的滅亡。

絲路上的統一貨幣

新京報：4世紀初葉，在建立商業貿易網絡的過程中，薩珊銀幣為什麼能取代中國和西域地方王國的錢幣，而大範圍流通？

榮新江：在4世紀以前，絲綢之路上的錢幣多種多樣，有漢的五銖和中原漢晉時期作為錢幣使用的織物，有漢佉二體錢、漢龜二體錢、高昌吉利錢等西域地方王國的貨幣，有貴霜銅幣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在流通領域裡使用。

隨著4世紀初葉以後粟特商人貿易網絡的逐漸建立，薩珊銀幣取代其他各種貨幣，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等價物。

其原因，是粟特商人沿絲綢之路東來販易，逐漸形成自己的貿易網絡，控制了絲路的商品交易。

他們所攜帶的薩珊波斯製作的銀幣，質地較佳，也取代其他絲路綠洲王國的地方貨幣和中原西傳的銅錢，成為絲路上的通用貨幣。

新京報：貨幣形式的統一，對絲綢之路的發展有何影響？

榮新江：薩珊銀幣作為絲路的統一貨幣，方便了絲綢之路各民族、各個國家之間的商品交換，無疑促進了東西方的貿易往來，也為粟特商人的經商活動帶來無窮的便利，促進了粟特商人推動的絲路貿易乃至文化交流。

宗教的傳播與流動

新京報：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各有發展，禪宗等也向西流傳，不說兵荒馬亂的時期，甚至在中印交往看起來基本斷絕的情況下，佛教徒之間的往來始終未斷。

為什麼東西文化交流之時，宗教的傳播、流動如此強烈？

榮新江：除了中國文明沒有宗教意義上的宗教，其他東西方的古代文化主要就是宗教文化，所以東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內涵，就是宗教的傳播和流動。

不論道路通暢與否，宗教的傳播、教徒的往來，都是始終不會斷絕的。

新京報：如果要理解中亞在國際社會的狀態——從「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到被邊緣化，再到如今慢慢回到舞台——若可以這麼說的話，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能夠為我們提供什麼樣的視角或資源？

榮新江：過去我們的世界史是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我們的中國史是中國中心論的中國史，因此，絲綢之路上的眾多文明被邊緣化，或者說被忘記了。

現在通過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交流歷史的研究，將會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即平等地看到歐洲、中國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化的觀點理解絲綢之路上文明的交往史。

新京報：最後提一個問題。

看了很多探討絲綢之路的歷史著作，大都會提到玄奘。

甚至有人認為，如果要從歷史上選一個人來做絲綢之路形象大使的話，應該是玄奘——你認同嗎？怎麼看這個說法？

榮新江：玄奘最合適，相對而言，他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在絲綢之路上行走最長距離的人物之一，同時他也留下了《大唐西域記》等優秀著作，同時他也有不少圖像資料留存下來，所以最合適。

（本文參考了《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辨偽與存真》《敦煌：眾人受到召喚》《中國絲綢之路貨幣》等圖書及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二十年系列講座2014年8月29日榮新江演講速記）

■ 後記

記得有一年的教師節，學生送我一個賀卡，上面手繪著一幅絲綢之路地圖，每個重要的地名旁邊，寫著一個學生的名字，這是這位學生重點研究或比較關注的地方。

這個創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我更加關注絲綢之路的歷史，關注絲路城鎮的文化。

——榮新江

采寫/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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