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所見絲綢之路概說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榮新江

內容提要：絲綢之路研究主要依據三個方面的資料，東西方的傳世文獻，絲路沿線發現的文書，各地出土的文物。

絲綢之路沿線的敦煌、吐魯番、樓蘭、尼雅、焉耆、庫車、和田、穆格山等地都發現過不少各種語言文字書寫的文書材料，應當收集絲路沿線出土的各種語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絲綢之路的歷史敘述當中，其中很多內容是傳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沒有的。

出土文書在研究絲綢之路上具有以下重要性：第一，出土文獻提供了有關絲綢之路交通路線的直接記錄；第二，出土文書記錄了絲綢之路的實態；第三，出土文書記錄了絲綢之路東西傳播的商品種類和商貿情形；第四，出土文書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傳播的文化。

今天我們研究絲綢之路，應當發掘絲路沿線出土文書中有價值的殘片，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有意無意留存下來的文本，豐富我們對於絲綢之路的認識，譜寫更加絢爛多彩的絲綢之路歷史。

絲綢之路沿線的敦煌、吐魯番、樓蘭、尼雅、焉耆、庫車、和田、穆格山等地都發現過不少各種語言文字書寫的文書材料，前人已經利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絲綢之路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中尤其以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為集大成之作。

但絲綢之路沿線仍然在不斷出土新的文書，而國內學人關注不夠的西域各種胡語資料中，也有很多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材料。

應當收集絲路沿線出土的各種語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絲綢之路的歷史敘述當中，其中很多內容是傳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沒有的。

本文擬從四個方面，闡述出土文書在研究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性。

一、出土文獻提供了有關絲綢之路交通路線的直接記錄

中古傳統的典籍中，如隋代裴矩的《西域圖記》、唐朝賈耽的《皇華四達記》等，都比較簡要地記錄了中國通向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十分可貴。

但對於一些道路的細節，則缺少記載。

如果我們把出土文獻整理一下，則可以勾勒出一段段道路的具體走向，連接在一起，就是一條詳細而可以貫通的「絲綢之路」。

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曾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發掘到一枚王莽時期的《傳置道里簿》木牘，上面記錄了長安到張掖郡氐池的20個置之間的里程①；巧合的是，1990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漢代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到一枚《傳置道里簿》木牘，記錄了武威郡倉松到敦煌郡淵泉間12個置之間的里程；兩相結合，正可以復原西漢時期從長安到敦煌的驛道和驛站設置情況②。

根據學者們的仔細考證，我們可以得知這兩枚簡牘所記漢代驛傳道里的詳細情形，填補並豐富了我們對於漢代絲綢之路的認識。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出土文獻都是極其偶然留存下來的殘篇斷簡，但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殘簡來舉一反三地理解歷史的真實情境。

既然漢代官方文書中有從長安到氐池、蒼松到淵泉的《傳置道里簿》，那麼我們可以推知從長安往西，所有漢代設立了驛站的地方，都應當有類似的「道里簿」，把這些道里簿連綴起來，從長安直到敦煌的道路記載應當是存在的。

出玉門關的西域諸國，《漢書·西域傳》記載了每個國家東西南北四至所達旁國的里數或馬行天數，雖然由於材料來源不同，資料並不完整，也有相互矛盾之處，但大致上可以據此勾勒出整個《西域傳》所記範圍的道路交通狀況，從長安到安息國都番兜城，清晰可見。

加之《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載，可以把漢代絲綢之路一直繪製到大秦國的黎軒。

到了唐朝，我們擁有的出土文書更為豐富。

敦煌出土寫本《沙州圖經》卷三有敦煌縣所屬「一十九所驛」的條目，詳細記錄了每個驛站的位置和距東西驛站的里程，其中瓜州和沙州之間的一條道路，摘要如下：「[沙州]州城驛，右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

東北去清泉驛卌里。

清泉驛，去橫澗驛廿里。

橫澗驛，北去白亭驛廿里。

白亭驛，東北長亭驛卌里。

長亭驛，東去甘草驛廿五里。

甘草驛，東南去階亭驛廿五里。

階亭驛，東去瓜州常樂驛卅里。

」③我們據此可以畫出瓜沙二州之間的驛路。

同條還記錄了從瓜州常樂縣界的新井驛，經廣顯驛、烏山驛、雙泉驛、第五驛、冷泉驛、胡桐驛，到伊州柔遠縣界的赤崖驛④。

這雖然記錄的是武周時期瓜州、伊州間驛道的情況，但也就是玄奘貞觀初年經過莫賀延磧的那條道路的具體走向。

《沙州圖經》卷五石城鎮下，還有「六所道路」條，我們舉其中兩條道路的記載：「一道南路。

從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里。

其路由古陽關向沙州，多緣險隘。

泉有八所，皆有草。

道險不得夜行。

春秋二時雪深，道閉不通。

一道從鎮西去新城二百卌里。

從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鎮六百一十里。

從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

從新城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卌里，中間三處有水草，每所相去七十餘里。

從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鎮四百餘里，並磧路不通。

」這就是從沙州出陽關所走的西域南道東段，中間經過石城鎮(即漢代的鄯善國)和播仙鎮(漢代且末國)，因為唐高宗上元二年後，這兩個地區劃歸沙州管轄，改名為石城、播仙鎮，所以以石城鎮為中心的道路情況記錄在《沙州圖經》中，可惜的是播仙鎮有關道路的部分殘缺，所以不得其詳。

同樣是敦煌出土的《西州圖經》，雖然保留的片段不長，但有關「道十一達」條的部分卻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每條道路都有名字。

我們也舉兩條道路的記載：「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

有泉咸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車馬行。

」⑤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從沙州，經西州(吐魯番)，越過天山，到焉耆國的道路，連綴起來。

而《新唐書·地理志》保存的賈耽《皇華四達記》，記錄了西域地區道路的情形。

《沙州圖經》和《西州圖經》的道路條記載十分珍貴，它們不僅僅告訴我們當時道路的走向和里程，還有車馬行走的具體狀況，是絲綢之路交通的真實記錄。

按照唐朝的制度規定，這類圖經每個州都要三年一造，也就是每三年要對原本就有的《圖經》文本加以修訂，補充新的內容。

道路條目是每本圖經都要有的，所以絲綢之路所經過的唐朝州縣的《圖經》中，都有類似的道路記載，把這些記載連綴起來，就是一個詳細的「道里簿」。

《西州圖經》出土於沙州，表明這類圖經也會為臨近或毗鄰的州縣抄寫留存，以供交通往來之用。

所以說，雖然目前我們在傳世文獻中沒有特別詳細的、完整的有關絲綢之路道里的記載，其實在唐朝，這種交通道路的記錄不僅有，而且非常詳細。

在出土為胡語文書中，也有類似的地理文獻。

吐魯番發現的粟特語國名表(Nafnāmak)，如編號T II D 94文書中，提到一連串的地名，按順序可以對應於漢文的拂菻、苫國、波斯、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竭盤陀、佉沙、于闐、龜茲、焉耆、高昌、薩毗、吐蕃、吐渾、弭藥、薄骨律⑥。

大體上是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向東記錄重要的城鎮，有的學者認為是表示摩尼教團位置所在，還有的認為是粟特商人的經商路線。

民國時任教於北京大學的鋼和泰(A.von Staёl-Holstein，1877-1937)曾獲得一卷敦煌寫本，用藏文、于闐文寫成，其中於闐語部分的第10至17行，記有從於闐經沙州到朔方一路的地名，第17至24行記有西州回鶻王國所轄範圍內的城鎮名，有些簡要註記城中情況⑦。

根據于闐語部分的發願文，該卷年代大概在公元925年。

這些地名可能是于闐國使者經行該地時所做的記錄，是五代時期有關絲綢之路西域南北道路的較為詳細的資料，可以和高居誨《使于闐記》或王延德《使高昌記》相媲美。

此外，敦煌發現的于闐語文書中，還有一篇往迦濕彌羅國的行紀(編號Ch.i.0021a，b)，共35行，記某人自於闐經疏勒(今喀什)，往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的行程。

文中提到當時在位的迦濕彌羅國王是Abhimanyngupta(958-972年在位)，知為10世紀後半葉的行紀，十分珍貴⑧。

從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官私文書可以得知，這類有關絲綢之路交通道里的記錄，未曾斷絕，而且有些是常規性的地方官府記錄，並制度性地上報中央，有些為國史記錄下來，有的則湮沒無聞。

今日治絲綢之路的人總是覺得史籍中沒有關於絲綢之路的詳細記載，其實不然。

二、出土文書記錄了絲綢之路的實態

絲綢之路是一條東西交往的通道，歷史上許多使者、僧侶、商人、士兵、文人都曾在這條路上行走，讓絲路變成一條活躍的道路。

傳世史料中保存有不少中外使者往來的記載，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記張騫西行事跡；也有不少僧人求法的傳記，如《法顯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這些無疑是有關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獻。

但和絲路上曾經往來的人物相比，留下來著作者要少之又少。

出土文書為我們今天了解絲綢之路上的行旅，探索絲綢之路的實態，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也補充了一些內容。

在1997年考古發掘的吐魯番洋海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闞氏高昌王國(公元460-488)永康九年(474)、十年(475)出人出馬護送外來使者的記錄⑨。

這些使者有來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區的烏萇使，有自當時南亞次大陸上的笈多王國的婆羅門使，有來自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個小國——子合國的使者，有來自塔里木盆地北沿大國焉耆的國王一行，還有來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為都城的劉宋王廷的吳客，以及來自闞氏高昌的宗主國——漠北柔然汗國的使者。

這些經過高昌的使者主要去往兩個方向：一是北山，應當就是指吐魯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過天山，向東北前往柔然的汗廷。

一是焉耆，即位於吐魯番西南邊的綠洲王國，從這裡可以去往西域、中亞、南亞等國⑩。

如果我們把這件送使文書所涉及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劉宋、烏萇、婆羅門等國標識在一張地圖上面，就可以獲得公元5世紀下半絲綢之路東西南北各國交往的歷史景象。

此時正是北方強國嚈噠擊敗薩珊波斯，占領了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寄多羅(Kidāra)領地，並進而占領了索格底亞納(Sogdiana)，還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從這件送使文書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中亞、南亞的國家紛紛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他們應當是向柔然借兵以抵抗嚈噠，所以雖然戰亂頻仍，但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往來更加頻繁活躍。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書中寫到，由於中亞或中國西北地區動亂，部族劫掠，所以絲綢之路斷絕往來。

事實上，這種說法未必正確，兵荒馬亂的年代，或許更是需要各國使者往來穿梭，密切溝通的時期。

新獲吐魯番文書中有《唐天寶十載(751)交河郡客使文卷》，記載了天寶十載從七月下旬到十月初來到西州交河郡客館居住的官人、使者，有的來自西邊的安西四鎮地區，有的從北邊來自北庭，有的從東面的伊吾、長安而來。

從絲綢之路和中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使者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寧遠國的使者，即來自中亞錫爾河中游的費而干納(Ferghāna)盆地，他們在天寶十載八月前後，至少分為八個般次前往唐朝都城。

其中記有三位寧遠國王子，一位叫「屋磨」，應當就是《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條所記的寧遠國王子：「(天寶八載)八月，寧遠國王子屋磨來朝。

」這些有關客使的記錄，豐富了史籍的記載(11)，也提供了盛唐時期絲綢之路的暢通情況。

敦煌發現的寫本文獻中，也有一些僧人行紀，包括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其中最重要的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這位開元中期經過西域地區回到唐朝的新羅僧人，不僅記錄了他本人在絲路上的行程，而且對於絲路沿線國家的政治、宗教情形有清晰的記載，提供了開元盛世時期絲綢之路的實際情況。

敦煌文書中還有許多漢文、藏文、于闐文、回鶻文、粟特文的書信，也都真實地記錄了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各色人物的情形。

三、出土文書記錄了絲綢之路東西傳播的商品種類和商貿情形

從公元4世紀初葉寫成的粟特文古信札，到10世紀的敦煌吐魯番文書，記錄著絲綢之路上一批又一批的商人活動的情況，包括他們販賣的商品，以及交易的記錄。

大概年代在公元313年前後的粟特文古信札，記錄了以姑臧(武威)為大本營的一個粟特商團的商貿活動情況。

他們的活動範圍東到洛陽、鄴城，西到撒馬爾干，長途或短途販賣，把西方的貴金屬、香料、藥材運到中國，再把中國的絲綢運到西方。

出土文書中有許多契約，記錄了絲路商人交易的真實形態，我們舉幾個例子。

1997年，吐魯番洋海出土的《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張祖買奴券》，記當地官人張祖用行紲137匹，從康國來的粟特商人康阿丑那裡，買下名為「益富」的胡奴(12)。

此外，吐魯番早期出土的《北涼承平八年(450)翟紹遠買婢券》(13)，賣主石阿奴很可能就是來自中亞粟特石國的粟特人。

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還發現過粟特文的買賣女婢契約。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天寶某年王修智賣胡奴契》(敦煌研究院收藏)，也是買賣胡奴時所訂立的契約。

畫家張大千在20世紀40年代在敦煌得到一件《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的文書，登錄著「蕃奴」「蕃婢」，與馬匹一起標價出售，這是因為在唐朝的市場上，人口和牲口同等對待，都在市場中專門經營這兩種商品的「口馬行」來進行交易，這件文書就是沙州市場官員把口馬行的外來奴婢和馬匹的價格上報給上級官府的記錄。

粟特人是絲綢之路上的人口販子，他們把中亞粟特地區、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地區的男女奴隸，倒賣到高昌、敦煌，以及中原一些地區。

這些被倒賣的男女奴隸多被命名為中國人熟悉的吉祥、褒義、好聽的名字，如「益富」「綠珠」「綠葉」等，是非常中國化的名字。

粟特商人把倒賣的奴婢起這樣好聽的名字，目的顯然是為了兜售他們的商品。

記錄粟特商人販賣的商品的典型史料，是吐魯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14)，買賣的商品有金、銀、絲、香料、鬱金根、硇沙、銅、石、藥材、石蜜，除了粟特商人向西販運的絲之外，大多數是西方的舶來品(15)。

而且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也就是說，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

至於貿易的形態，我們也可以從吐魯番文書中得到很多印證。

我們知道，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在撒馬爾乾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北邊境地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匯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為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

吐魯番文書《唐垂拱元年(685)康尾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記錄了兩組從粟特、吐火羅來的商人在西州重組商隊，準備從西州到長安去經商(16)。

另一件吐魯番文書《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則記錄了一些居住在長安的粟特人，他們與漢商一起，西到弓月城及更西地區經商販易的情況(17)。

粟特商人的活動範圍十分廣闊，一般來講，他們是要組成較大的商隊來一道行動，特別是經過像塔什庫爾干山區或翻越達坂的時候，更是要成群結隊，以防強盜劫掠。

但是，到了唐朝在顯慶三年(658)滅西突厥汗國、控制整個西域中亞地區以後，開通道路，列置館驛，行旅要較以前安全，粟特商隊可以不必再組成大的商隊，所以我們在吐魯番文書中看到的一些個人的行旅情形，如吐魯番出土的《唐開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游擊將軍石染典過所》文書，記載了粟特商人石染典帶著作人康祿山、石怒忿以及家生奴移多地，還有牲口等，從安西(今庫車)先到瓜州市易，準備再到安西經商。

文書顯示，石染典一行經過懸泉守捉、常樂守捉、苦水守捉、鹽池戍守捉等地方上的鎮防機構，由官員勘查後，來到沙州。

石染典向沙州官府呈報自己攜帶奴隸、牲口到沙州販易，並申請去伊州的過所。

文書上有沙州市令張休勘同的字樣，確認石染典所帶人員和牲口數目屬實。

這是一件難得的文書，是粟特商人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最好的證據。

四、出土文書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傳播的文化

在絲綢之路經過的敦煌、居延(黑城)、吐魯番、樓蘭、庫車、和田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屬於典籍文獻類的材料，是我們考察絲路上各種文化傳播的最直接的材料依據，這些材料可以和傳世文獻保留的正史、僧傳、地理書相互補充，但出土文獻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絲路文化的認識。

佛教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宗教文化，它從印度傳入中國離不開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歷史上不論是印度高僧的東來還是中國僧侶西行求法，都離不開絲路上綠洲王國的支持，出土文獻對於我們認識絲路王國的佛教文化傳播和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初的佛教並非從釋迦牟尼傳法的印度本土傳入西域和中原內地，而是主要從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地區傳入的，這一點從出土文獻上來看是十分清楚的。

目前新疆出土的最早的佛教文獻並不是用印度本土的梵語所寫，而是用犍陀羅地區流行的犍陀羅語寫成的，這就是和田出土的犍陀羅語《法句經》(18)。

中原地區雖然沒有保存下來最早的佛教典籍，但洛陽早期佛教寺院的井欄題記，也是用犍陀羅語書寫的(19)。

加上現存佛典中的音譯詞彙，可以確證早期進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文獻，都是用犍陀羅語所寫。

而從這些佛典以及早期梵文寫本來看，最早傳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教派，也是出自西北印度的法藏部(20)。

在絲路南道的和田地區，稍晚於犍陀羅語的出土文獻材料，主要是梵文的大乘經典，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婆羅蜜多經》《大般涅槃經》等，以後還有用當地的于闐語翻譯的大乘經典。

這是和傳世的中文史料記載相一致的，即古代于闐王國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重要輸送地，不論朱世行的西行於闐求取《般若經》，還是實叉難陀東來傳譯八十《華嚴》，都表明于闐對中原佛教的重要意義，而出土文獻部分展現了于闐佛教的真面貌，特別是于闐僧人閱讀什麼經典，講說什麼佛教教義。

與和田相對的絲路北道據史德(巴楚)、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等地，則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出土了大量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梵文佛典和戒律文獻(21)。

由於中原主要流行大乘佛教，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也多是大乘教徒，如玄奘，對小乘高僧帶有蔑視的態度，所以中原佛教文獻對於西域北道佛教水準的記錄並不準確，甚至有誤導。

通過出土的大量梵文、龜茲語、焉耆語的文獻殘卷，我們對西域北道小乘佛教的教學和嚴格的戒律制度，都有了相當詳細的了解，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留存在北道沿線的佛教石窟雕像和壁畫的內涵，因為有不少壁畫的內容是根據當地流行的佛典繪製上去的，我們從中原的典籍中有時難以找到對應的文本。

在吐魯番、龜茲、和田出土的漢文文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特別是唐朝時期從中原西傳的漢譯佛典。

這些典籍大多數屬於大乘佛教，是以書籍的形式傳播或傳抄到西域地區，是佛教在中原地區立足、生根之後倒傳西域的現象。

658年唐朝滅西突厥汗國，唐朝制度文化開始大量進入西域地區，漢化系統的佛教寺院也隨之在安西四鎮地區建立(22)，在這些以龍興寺、大雲寺、開元寺為代表的漢化佛寺當中，也保存了大量的漢文佛典(23)。

不論是龜茲語、焉耆語還是漢語佛典，都成為10世紀後半葉立國於吐魯番的高昌回鶻王國的佛教思想和文本來源。

但高昌回鶻在絲綢之路史上最值得誇耀的，應當是當時流行的摩尼教和東方基督教。

在高昌城、吐峪溝、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發現了大量用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粟特文、回鶻文所寫的摩尼教文獻，有經典，也有儀式性文本，還有摩尼教教團運營的文書(24)，表明摩尼教在9—10世紀時，曾經在高昌回鶻盛行一時。

而葡萄溝內一座基督教的寺院遺址里，更是發掘到一個圖書館，有大量用敘利亞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回鶻文所寫的東方基督教會的典籍和文書(25)。

這些文書表明，高昌回鶻摩尼教和景教都與它們的西方教團有一定的聯繫，但其中詳細的信息還有待深入探討。

在絲綢之路沿線，不論是懸泉、尼雅、樓蘭、居延，還是敦煌、吐魯番、焉耆、龜茲、巴楚、于闐，出土了各種語言的典籍類文獻，其文本本身和內容所記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都是我們研究沿絲路傳播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而這類文獻殘片還在不斷發現，充實著絲綢之路的文化史。

總而言之，今天我們研究絲綢之路，在我們的前輩充分利用傳世典籍的基礎上，更應當關注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各類文書材料，發掘其中有價值的殘片，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有意無意留存下來的文本，豐富我們對於絲綢之路的認識，譜寫更加絢爛多彩的絲綢之路歷史。

注釋：

①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頁。

②何雙全：《漢代西北驛道與傳置——甲渠候官、懸泉漢簡〈傳置道里簿〉考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30期，1998年，第62—69頁。

③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版，第64—69頁。

④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第64—69頁。

⑤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頁。

⑥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

⑦F.W.Thomas &S.Konow,"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Skrifter,vol.3,Hefte 3,1929,pp.1-40; H.W.Bailey,"The Staёl-Holstein Miscellany",AM,n.s.,II.1,1951,pp.1-45; J.Hamilton,"Autour du manuscrit Staёl-Holstein",TP,XLVI,1958,pp.115—153；黃盛璋：《于闐文〈使河西記〉的歷史地理研究》(上、下)，《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第1—18頁；1987年第1期，第1—13頁。

⑧H.W.Bailey,Saka Documents,Text Volume(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2: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Vol.5:Saka).London 1968,p.70-73；黃盛璋：《敦煌寫卷于闐文〈克什米爾行程〉歷史地理研究》，《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第27—48頁。

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62—163頁。

⑩參看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頁。

(11)參看畢波：《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31頁；又《吐魯番新出唐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9頁。

(12)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25頁。

(13)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3頁。

(14)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第450—453頁。

(15)參看朱雷：《麴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期，1982年，第17—24頁。

(16)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350頁。

參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46—258頁。

(17)《吐魯番出土文書》叄，第242—247頁。

參看黃惠賢：《〈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釋》，唐長孺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63頁；荒川正晴：《唐帝國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3號，1997年，第185—188頁；又「The Transit Permit System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Passage of Merchants」,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59,2002,pp.7-18；又《唐代粟特商人與漢族商人》，榮新江等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01—109頁。

(18)J.Brough,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9)林梅村：《洛陽所出佉盧文井欄題記——兼論東漢洛陽的僧團與佛寺》，《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輯，1989年。

(20)F.Bernhard,"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Anjali,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O.H.de A.Wijesekera.Felicitation Volume,J.Tilakasiri,ed.,Peradeniya 1970,pp.55-62.

(21)L.Sander,"The Earlie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e Sarvāstivāda Mission",Corolla Iranica:Papers in Honour of Prof.Dr.David Neil MacKenzi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on April 8th,1991,ed.Ronald E.Emmerick &Dieter Weber,Frankfurt u.a.,1991,pp.133-150.

(22)榮新江：《唐代西域的漢化佛寺系統》，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文化研究》第1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第130—137頁。

(23)榮新江：《唐代龜茲地區流傳的漢文典籍——以德藏「吐魯番收集品」為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編：《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第77—83頁；又《唐代禪宗的西域流傳》，《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禪學研究の諸相》，東京：大東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8頁。

(24)M.Boyce,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Verffentlichung Nr.45.)Berlin:Akademie Verlag,196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1、32合併號，1991年。

(25)E.C.D.Hunter &M.Dickens,Syriac manuscripts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OHD),Stuttg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