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國寶銘文：排定晉國早期編年空白

西周晉侯鳥尊及其歷史隱秘

20世紀六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交界處發現了面積約10餘平方公里的天馬-曲村遺址，九十年代在遺址中發現了舉世震驚的「晉侯墓地」，並出土了一大批鑄有晉侯名號的青銅器，從晉侯墓地豐富的隨葬品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件藝術精品——鳥尊。

出土於第一代晉侯燮父墓地的青銅鳥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鎮院之寶」，省博物院從建院之初，就將晉侯鳥尊作為博物院的標誌物。

2013年，「晉侯鳥尊」被列為國家第三批公布的禁止出國展覽的國寶級文物。

在它的背後是豐厚的歷史信息！

國寶銘文：排定晉國早期編年空白

1979年秋，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帶領商周組學生赴晉南實習調查，意在破解這一千古懸案。

根據史書的記載和之前考古人員的調查，他將目標重點放在翼城和曲沃兩縣。

在調查中，共發現十多處西周遺址，位於翼城與曲沃交界處的曲村—天馬遺址便是其中之一，距侯馬晉國遺址約25公里，三面環山，兩面近水，地闊土沃，頗有氣勢。

在此次試掘中，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群，從而得出了「該遺址作為晉國早期都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的結論。

根據鄒衡的推斷，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於1980年秋對曲村—天馬遺址正式發掘。

此後每隔一年發掘一次，至1990年，共進行了7次大規模發掘，除揭露大面積周代居址外，還發掘葬有青銅禮器或陶容器的墓葬近500座，出土青銅禮器100多件，有銘文者數十件。

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銅盉，上有「晉中違父作旅盉，其萬年永寶」銘文。

由此，鄒衡認為，曲村—天馬遺址就是晉都遺址。

同時結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圍乍新邑旅彝」的銅觶銘文和遺址附近堯都村殘存的「堯裔子□□」清代碑文等遺物遺蹟推斷：曲村—天馬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

曲村—天馬遺址在引起考古界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盜墓賊的窺伺。

在地下埋藏了2000餘年的遺址慘遭浩劫。

20世紀80年代末，因盜掘古墓暴富、被當地百姓稱為「侯百萬」、「郭千萬」的侯馬橡膠廠下崗工人侯林山、郭秉霖，以金錢開道，糾集百餘名社會閒雜人員，在當地部分高官和警務人員的掩護和縱容之下瘋狂盜掘，他們開著掛有警方牌照的警車，手持當地警方贈送的槍枝，在遺址內外耀武揚威，甚至用槍敲打著正在工地發掘的北大教授鄒衡、劉緒等考古人員的額頭相威脅，禁止他們加以干涉和亂說亂動，否則「就地正法」。

幾年之間，曲村—天馬遺址被盜掘得千瘡百孔，重要墓葬十之七八被盜掘毀壞，隨葬器物被洗劫，大批西周和漢代文物源源不斷地被走私盜運至香港、台灣，甚至遠達日本和西方國家，祖國文化遺產蒙受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晉侯鳥尊的出土之地乃晉侯墓地。

北趙晉侯墓地位於曲沃－天馬遺址中部，在北趙村南。

自199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學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進行了7次大規模發掘，共發現晉侯及夫人墓9組19座。

在每組墓的近旁，有數目不等的陪葬墓和祭祀坑，每組晉侯和夫人墓的周圍都有數座陪葬墓和一座車馬坑。

晉侯墓地出土了許多珍貴的青銅器、玉器、原始瓷器。

有的青銅器上刻、鑄有銘文，這些寶貴資料及墓葬形制、墓地布局等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使研究者有可能對墓葬年代、墓地性質、墓位安排、墓主人與《史記·晉世家》的對應關係、器用制度、棺槨制度、車馬殉葬制度等問題進行研究。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諸侯，屏藩王室。

然而，宏圖大略的周武王完成統一大業後，諸多政治理想還沒來得及付諸實施，就帶著對江山社稷無限的眷戀，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年少的成王登基不久，剛剛建立的王朝就經歷了一場反周的叛亂。

山西省南部地區，有一個古老的唐國，也參與了反周的叛亂。

叛亂很快被平息了下去。

為了加強周朝的統治，周成王把唐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弟弟叔虞。

後世將這段歷史衍化成「桐葉封弟」的佳話流傳千古。

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即位。

因為唐地境內有一條晉水，燮父開始稱「晉侯」，並最終將唐國改名為「晉」，燮父成為第一位晉侯。

此後，經過歷代晉侯的勵精圖治，晉國從一個「汾河之東,方百里」的小國，相繼兼并了周圍的霍、虞、耿、魏、荀、虢、楊、賈等十幾個諸侯小國，成為了雄踞黃河中游，地跨山西南部和河南黃河以北部分地區及秦、晉、豫三角地帶的中原大國。

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有大量銘文，出現的晉侯名字有5個，其中，8號墓有晉侯蘇，《史記·晉世家》：「十八年，侯卒，子獻侯籍立。

」索引云：《系本》及譙周皆作「穌」。

二者吻合。

以此為基點，結合對其他銅器銘文的研究以及對墓葬形制、青銅器、陶器的形式觀察，專家們大致推定9組墓葬是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的九代晉侯及夫人墓葬：晉侯燮父、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文侯。

1992年，盜掘者攜帶槍枝武器和烈性炸藥，並有警車開道，再次來到曲村—天馬遺址大肆盜掘。

瘋狂的盜賊在墓葬頂部打洞後，填放烈性炸藥引爆，隨著陣陣濃煙升起，土渣飛迸，大批「寶物」被拋出坑外，盜墓者在坑內外一番劫掠，將所得「寶物」裝入大型汽車及拖拉機拉走。

鑒於事態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徵得國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對墓地進行了數次搶救性發掘。

而惡性盜掘情況直到1995年才被最終制止，以侯百萬、郭千萬為首的36名不法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10人被槍決。

考古隊的工作比戰爭還激烈。

儘管歷次搶救性發掘都帶有清理劫餘的性質，但仍有重大收穫，至2001年初，曲村——天馬遺址的核心部分，已揭示隨葬青銅禮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500多座，隨葬青銅禮器的墓60餘座，其中包括9代19座晉侯和夫人（其中一位晉侯有兩位夫人）墓葬及與此相關的大批陪葬墓、車馬坑、祭祀坑等。

整個墓葬群出土文物總數達幾萬件，其中有青銅禮器、樂器、成套玉器等近萬件。

在60餘座葬有青銅禮器的墓中，出土了280餘件造型精美的青銅禮器，以及大批的青銅戈等兵器和車馬器，近百件青銅器有銘文，如第9組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鐫刻了6位晉侯的名或字，這一發現，為晉侯家族世系的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第七組墓葬內出土的二組14件晉侯蘇編鐘，共有銘文355個字，詳盡記載了周曆王三十三年一場由周王親自指揮，晉侯率部參加的軍事征討，這段文字的發現，堪稱20世紀後半葉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銘文資料，為國家「九五」重點學術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貢獻，譜寫了西周年代學光芒四射的華彩樂章。

經過鑽探和發掘，考古人員發現在十九座晉侯及夫人墓的傍邊，各有一座陪葬的車馬坑，其中發掘的一號車馬坑最為恢宏壯觀，東西長21米，南北寬15米，活葬戰馬103匹，戰車近60輛，如此大的規模與氣勢，在西周陪葬車馬坑的發掘史上屬於首次發現。

令研究者倍感興趣的是，坑內戰車根據車廂形制不同分為四鍾類型：雙層欄杆型；單層欄杆型；後端無欄杆型；整體形態如簸箕的簸箕型。

有一些戰車的車廂由藤條、蘆葦一類編織物構成，形似現代的裝甲車，十分奇特珍貴，為研究西周車輛製作工藝、科技水平和軍事狀況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也為後人提供了蔚為壯觀的車馬戰陣，再現了遙遠的晉國前期就已具有的堅實基業與逢勃向上，兵強馬壯的風采。

根據以往青銅器銘文的斷代和器形、花紋的分期，以及墓葬出土青銅禮器本身帶有的銘文推斷，曲村—天馬墓地延續時間從西周早期第一代晉侯燮父，一直到春秋初年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陽的晉文侯，墓地的方位與形制等特點進一步確證該遺址為早期晉都，並從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補充了歷史文獻記載的錯誤和缺憾，成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發展演變的難得的重要依據，這一發現，被譽為20世紀晉國考古乃至整個周代考古的空前發現。

2006年夏，位於曲沃縣東北方向約12公里、古翼城古北方向的一組古墓被盜墓賊盜掘毀壞，山西省考古所接到當地警方報告，立即派吉琨璋匯同當地文物局人員前往勘察並組建工作隊進行搶救性發掘。

這組墓葬位於羊舌村旁，與早期發掘的曲村—天馬晉侯墓葬群隔河相望，直線距離4500米。

發掘人員發現清理了250餘座祭祀坑與一組墓葬，即後來被編為M1、M2的兩座異穴並列、帶南北墓道的中字型土壙豎穴合葬墓，同時勘探出5座中字型大墓和一座車馬坑。

儘管發現的兩座異穴合葬大墓被盜掘，但還是出土了眾多珍貴的銅鼎、玉器、石器等陪葬品。

根據墓葬的形制特徵、等級規模和出土器物推斷，墓葬當為春秋早期，且與曲村—天馬晉侯墓地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可能是曲村—天馬墓地的繼續，也就是令考古學家苦苦追尋幾十年而不得的晉文侯的子孫——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晉侯緡的家族墓地。

這預示著晉國前期的國君墓葬全部被發現，湮沒千年的晉國早期都城之謎將隨著墓葬的逐步發掘而得以揭開，三晉大地歷史源頭與文化的血脈將由此清晰鮮活起來，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光亮以全新的面貌再度照耀三晉大地山河，並賦予現代人類堅實的精神力量和創造源泉，傳香火於天下。

（參見岳南文《晉侯墓葬的被盜與反被盜——山西考古見聞錄》，《華夏地理》贈刊《國寶山西》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