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區100萬港幣就買到了14件西周編鐘，只因為文物販子太專業

今天講的這組國寶文物，叫做晉侯穌鍾。

晉侯，是晉國國君的稱謂。

穌是這套編鐘的擁有者。

鍾，是指編鐘，編鐘是打擊樂器。

晉侯穌鍾是一組文物，一共多少件呢，16件。

其中，這個穌字，是左邊一個魚右邊一個禾，這個穌字的本意，是冬天到小何或者池塘里抓到被冰凍住的魚，為什麼有一個禾苗的禾字呢，因為抓這種凍住的魚，就跟收割莊家一樣方便。

然後魚被抓起來以後，一會還能恢復活力，這就叫穌，其實就是甦醒。

耶穌的穌字，用的就是這個字，有復活的意思。

這套文物，如牛郎織女般的器物，一部分在南，一部分在北，遙相呼應。

晉侯蘇鍾，晉侯蘇編鐘是一套打擊樂器，全套共16枚，因隨葬於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第七代晉侯蘇的墓中而得名。

之所以能排在第一批不能出國的國寶當中，製作的年代、工藝不用說，單憑著文物上的銘文就彌足珍貴，連史料中也沒記載的內容。

下面我就詳細的給您講講吧！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年幼的周成王與他的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成王隨手拿起一片桐葉對叔虞說：「我就用這個封你吧。

」旁邊的史官忙用筆記下：「某月某日，王封虞於某地。

」成王忙說：「我是開玩笑呢！」那位史官很嚴肅的回答：「天子無戲言。

」過了幾年，成王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把叔虞封到了一個叫「唐」的地方。

叔虞到了自己的封地，與百姓一起開墾荒地，發展經濟，國家的實力逐漸強大起來。

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

以後他的子孫又幾次遷都，國家也一步步強大，到了春秋時期，更成為當時北方諸侯國的盟主而稱霸一時。

一直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晉而亡。

然而正是這個晉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迷。

其中之一便是當年叔虞的封地「唐」到底在哪裡？為此史學界作了大量研究，但一直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公認的結論。

其中有兩種觀點支持的人較多。

一種觀點是漢代史學家班固提出來的，認為「唐」是在今天太原附近。

另一種觀點是清代大儒顧炎武提出來的，認為「唐」應該在山西省的南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帶領學生來到山西做文物調查，試圖找到晉國的始封地——唐。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說法，所以便首先來到太原。

鄒先生是個非常認真的學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文物，結果發現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時期的，這時他又聽說山西考古隊在發掘所謂的「叔虞墓」，便興沖沖跑去看，卻發現那不過是唐宋以後建的偽墓。

這件事給鄒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來班固的說法確實有問題，於是他又來到顧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無所獲。

鄒衡回到北京後，又對史料進行了一次盤查，終於決定把重點放在臨汾一帶。

1979年，鄒衡帶著學生再次來到山西。

這一天，一行人來到天馬——曲村，鄒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憑著多年的考古經驗，他認定這裡一定有重要遺址。

於是他命令學生挖一條探溝。

探溝里並沒發現什麼。

這時臨近過年，天氣又太冷，他便同意學生回家過年，自己則留下繼續尋找。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發生了。

原來早有一夥盜墓賊在跟蹤這支考古隊。

這幫強盜擁有槍枝、炸藥等先進武器，一等有機會便開始下手，他們用炸藥炸開地表，找到了幾座大墓。

其中的一座距鄒衡他們挖的探溝只有兩米遠。

一場瘋狂的掠奪開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

面對這些窮凶極惡的強盜，鄒先生也只有嘆氣的份了。

等公安部門到來時，現場已是一片狼籍。

鄒衡立刻進入現場進行搶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

經整理，發現這裡是晉國早中期八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正當學術界為丟失大量國寶而扼腕嘆息之際，奇蹟發生了。

被盜的一套名為晉侯蘇鐘的青銅編鐘被上海博物館以極低的價格搶救回國。

原來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是位造詣極深的文物專家。

他經常為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而深感痛心。

於是他便委託在海外的朋友為幫他留意這方面的消息。

這一天，馬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張光裕教授給他打電話，告訴他古玩市場上有文物販子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鐘，大大小小共有十四件，古玩店的老闆把照片和拓片交給他看，但他無法識別真偽。

按照古玩市場的規矩，賣家一次只能把一套古玩給一位買主看，這個買主不要，才能給下一個人看，到張光裕時，已有七八個看過，但由於這批編鐘形制很怪，上面的銘文又是刻上去的，刻的手法非常罕見，文物販子之前，沒有見過這麼早期的青銅器上有「刻」上去的銘文。

因為之前學界的認識，這麼早，只有鑄造的銘文。

因此誰也看不出這到底是真品還是贗品。

馬承源拿到照片後一看，卻立刻認出這是貨真價實的國寶。

經請示上海市領導，決定以博物館的名義買回。

為了進一步驗證，馬先生要求賣家將這批編鐘寄到上海，經仔細鑑定，確定這是真品。

由於當時香港還未回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手續需要幾個月時間，為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便委託張光裕與賣家進行談判。

由於賣家不了解編鐘的真實價值，又急於出手，僅以一百萬港幣的低價成交。

據行家分析，如果對方知道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連最小的一件編鐘也買不到。

流失的國寶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該讓它們發揮作用！經馬承源對編鐘（編號73627～73640）銘文的研究，發現這套編鐘並不全，馬上聯想到從山西省天馬——曲村M8大墓發掘的兩件小編鐘（現為山西博物館館藏）。

說到這兒，咱們還得停一下，交代另外兩件編鐘的下落。

1992年10月，北京大學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天馬－曲村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確認這裡是西周早中期之際的穆王前後至西周晚期宣王之世的晉侯墓地；其中8號墓 ( I11M8 ) 是這次發掘的5座大墓中規模最大的一座，雖經盜搶，仍然出土了金、銅、玉、牙、陶等器239件珍貴文物。

另有2件編鐘尤可注意：編鐘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制與上海所藏編鐘73631～73640完全一致。

其中I11M8：33號通高25.9厘米，有銘文7字：「年無疆，子子孫孫」；I11M8：32號通高22.3厘米，有銘文4字：「永寶茲鍾」。

銘文與上海博物館藏鍾76340相接，為這套編鐘的最後二鍾；如果從二鐘的測音結果看，確切地說應為這套編鐘的第二組的最後二鍾。

晉侯穌編鐘全套出自同一墓葬，應為16件！

把它們聯綴起來，這才是真正的一套。

一共可分為兩組，每組8件，大小相次，排編成兩列音階與音律相諧和的編鐘。

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

都是甬鍾。

根據馬承源先生考釋，我們知道這套編鐘的主人是晉侯蘇，也就是晉國第八代諸侯藉。

製作時間為西周厲王（公元前9世紀中葉）中晚期，編鐘為成組的青銅樂器。

鐘上刻有規整的文字,共刻銘文355字。

銘文為刻款，共計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註：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1996年第7期；《集錄》35-50。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這套編鐘成為考訂西周諸王年代最重要的參考依據。

這種在鑄造好的青銅器上刻鑿銘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見。

銘文記述的內容在史籍中無從查考，它的出土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晉國歷史極為重要。

此外銘文中多種記時曆日。

銘文除記載了這次重要的史書無載的戰爭之外，還為我們留下了兩項難得的記錄：一是記錄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個記時詞語。

在一件器上有這麼完整的時間記錄，前所未有，是我們探討西周曆法和對西周的斷代研究也有重要價值！二是全篇銘文用利器刻出，且筆劃流暢規正，為我們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藝提供了一個新的材料，完全改寫中國冶金史！

晉侯墓地除第八組為晉穆侯及兩位夫人以外，余皆為一位晉侯一位夫人異穴合葬墓。

每組墓葬之東有車馬坑，西周晉侯墓地出土的「玉覆面」其中八號墓葬陪祀車馬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15米，有殉馬百餘匹，為全國至今所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的車馬坑。

這些車馬坑的修建，比秦始皇兵馬俑還要早600年。

19座墓葬有11座保存完好，8座被盜。

晉侯墓地出土文物十分豐富，總數達萬件以上。

出土的青銅器種類齊全，從其數量和組合看，一改商代重酒之風，呈現重食、重樂的特點。

這是現如今我們第一次發現將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現刻於其上的銘文。

蘇鍾發現之後，專家們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銅利器在青銅上刻鑿文字，都以失敗告終。

這說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時期，山西人已經製造出了像鋼鐵一樣堅硬的工具在青銅器上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