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把觀念的歷史還給人民——《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

再版後記

在《近代的曙光：18世紀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出版整整12年之後，故宮出版社決定將此書再版。

重新付梓之際，回顧當年的探索，頗有一些感慨。

這部著作實際上是我另外一部著作——《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的姊妹篇。

在那部著作中，我集中研究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專制君主個人性格、政治理念與清前期歷史特別是康乾盛世的關係，從政治決策的最高層面，研究了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如政治體制、文化形態、滿漢關係、閉關政策、政治腐敗，等等。

在對最高統治者個人性格和命運的研究中，我一方面看到了專制皇帝政治素質、情感、心態對時代盛衰的巨大意義，同時也發現了統治者個人意志的影響邊界。

在這個過程中，我關注到了傳統中國影響歷史進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普遍社會觀念的變遷。

在我看來，在把最高統治者的思想理念梳理清楚以後，如果再將社會精英階層的觀念文化，以及受其影響的大眾文化和生活方式揭示出來，那麼，我們將不再僅僅滿足於對歷史表象的描述，而會發現隱藏在歷史深處的文化景觀。

也就是說：決定一個時代走向的終結原因是社會經濟形態，而直接影響和支配這個時代走向的則是人們的觀念形態，特別是被廣大群眾所接受的價值訴求，以及受這些觀念支配的社會生活方式。

這本來是一個常識，但往往被人忽略。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我所說的觀念，絕不僅僅是那幾個眾所周知的思想大家或學問大家的個人成果，而更多地指的是對人們生活方式能產生影響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觀念。

現在我們看到的思想史，通常是後人站在他們所處時代的立場重新建構起來的很精緻，但未必符合當時社會文化的總體實際。

以王夫之來說，站在20世紀甚至今天的立場看，他的思想不乏偉大之處，很多觀點仍具有啟迪價值，這就是先進思想超越時代的巨大意義。

但在17、18世紀，真正了解、懂得王夫之的人並不多，更談不上思想認同，至於對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更無從談起。

相反，在18世紀，像袁枚這樣的「時尚」作家，倒顯示出非同凡響的社會影響力，至少能反映新興市民階層的一些共同性訴求，標誌著一種歷史新傳統的崛起，這和以儒家綱常倫理為主導的理學舊傳統形成了鮮明對立。

歷史學家無論如何不應該忽視16世紀以來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其他地區部分城市逐漸萌生並發展起來的新傳統，從這些新傳統以及由它引發、主導的社會文化、風情習尚的巨大變遷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本土性動因和歷史資源。

環顧世界歷史，殖民侵略從來不可能給征服對象帶來真正的現代化。

一個民族能否實現偉大跨越的歷史原因，歸根到底，要從這個民族文化深處去尋找。

還是回到研究方法層面上來。

我們在考察一個時代的觀念文化的時候，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傑出思想家們超越時代的精神成果，更要重視普通百姓共同性的情感訴求和價值取向，也就是普遍社會觀念；一方面要重視學者們「十年磨一劍」的精緻成就，更要重視真正能影響生活方式、時代變遷的精神力量。

事實上，對一種社會思想來說，如果不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不論多麼高深、多麼精緻，都沒有太大的價值。

因此，面對中國漫長的觀念文化、浩瀚的思想資料，我們要說：把觀念的歷史還給人民。

從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嬉笑怒罵中，從芸芸眾生的日用常行、聚散離合中尋找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

這就是《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的理論出發點，也是其方法論源頭。

學問之路漫遠而艱辛，沒有止境。

迄今為止，沒有哪部學術著作是完美無缺的。

人們的學術論述，必然是、也只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反映的是學者在特定條件下的思考和探索。

這部著作也不例外。

從清史研究的角度看，12年過去了，我對該書還是充滿信心的。

該書的主要結論如：關於有清一代時代精神，17世紀是經世，18世紀是求實，19世紀是變革的基本觀點；關於近代化的三個標準，以及對清初理學的基本認識，等等，我堅持至今。

毋庸諱言，該書也存在種種不足，一些地方對資料的引用闡釋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判斷，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改進和完善的餘地。

但這些問題，均不影響全書的結論。

我對17世紀至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和發展道路的探索，將在其他著作中做專門論述，但該書的思考是我繼續前行的基礎和出發點。

要特別感謝我的同事，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研究室主任周群博士．他領著張雲華、劉芳、趙晨昕等幾位年輕同志，以鍥而不捨的精神，花費巨大精力，對本書進行了通讀和訂正，改正了不少錯誤。

故宮出版社副總編輯陳連營編審以及本書的責任編輯艾珊歌女士，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不少汗水。

對他們的努力和奉獻，我心存感激。

至於該書存在的種種問題與不足，責任必須由我來承擔。

高 翔

2012年12月10日於北京

書評

該書堪稱關於18世紀中國乃至整個清代觀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專著，是一部史料翔實、內容豐富、邏輯嚴密、論證有力、創見迭出的開拓創新之作。

該書從18世紀中國知識界選取近百個人物，按照倫理觀念及其生活方式與學術、政治觀念分門別類地進行考察，從多角度多層次上展示了18世紀中國的觀念變遷和社會發展畫卷。

這種開闊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狹小圈子，拓寬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領域，也使該書有關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和社會發展及其時代精神的結論更加可靠，對所謂18世紀中國社會「停滯說」的否定更加有力。

——赫治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高翔作《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正好填補了這一長達數十年無人問津的學術空白。

作者的全新的觀念、廣闊的視野，全方位地對準了18世紀中國知識界，從其觀念變遷來揭示18世紀中國的時代精神，探尋中國近代化的內在動因。

如作者坦言：本書不是學術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關於清代中國18世紀觀念文化史的著作。

作者的命題及其研究，獨闢蹊徑，開創了清史研究的新領域，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為我國清史研究的深入啟示了新方向。

這同樣適用於全部中國通史的研究，故本書之作，是一個範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作者考察18世紀中國學術的重大變革，認為是漢學之興和對宋元以來理學思想、學風和經典著作的批判，形成漢學與理學並存的局面，但漢學顯然已取得主流學術地位，而在其內部已形成了多元化的趨勢，諸如「以禮代理」、反科舉傾向、信仰多元化、經世思潮、西學觀的出現等等，異彩紛呈，並驅爭先。

作者論證清代知識分子在極端君主專制的條件下，仍然提出了政治上的新觀念：衝擊禁區，對極端君主專制的懷疑與批判，提出新的行政管理的理論、知識分子的危機意識、民族意識、反清潛流等。

所有這些新觀念，便構成了清代中國的時代精神，作者做了精闢的概括，這就是：17世紀為經世、18世紀為求實、19世紀為變革。

——李治亭（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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