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金村周天子墓的「兇手們」

盜掘，中國考古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洛陽金村就是因盜掘而為人所知的。

19世紀晚期以來，由於隴海鐵路的修建，邙山南麓大量古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洛陽地區古墓盜掘猖獗。

1907年7月汴洛鐵路沿線挖出唐代陶俑與陶器

1928年夏天，金村村民在邙山腳下又發現了成組群的墓葬，出土無數精美青銅器、玉器、金屬器等，一場前後持續將近六年的盜掘由此拉開。

次年，這些地下器物流散到洛陽、開封、天津等古物市場，引起海內外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關注。

現今，這些曾來自金村的文物，除了少數幾件保留在國內博物館外，大部分被藏在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公私收藏之中。

「金村地下的驚世發現，使得各國眾多文化盜賊垂涎三尺。

加拿大人懷履光、美國人華爾納等所謂的學者和傳教士，以及國內的一些古玩奸商，威逼利誘當地農民為他們盜墓。

」

▌背負惡名的傳教士

每當中文文獻講到金村盜掘時，懷履光和華爾納就成了這場文物浩劫中帝國主義國家的頭號文化侵略者。

因為傳教士身份，懷履光在近現代中國常常招致懷疑，成為眾矢之的。

懷履光是加拿大傳教士，在中國賑災史和紅十字會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受聖公會派遣，他曾在福建教區擔任牧師，1910年轉向河南開封，開闢聖公會河南教區，並擔任首任主教。

到了1920年代，他喜歡上了考古。

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館館長的邀請，開始代為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

從此，考古成了他的主業，傳教倒成了副業，業餘愛好也發展成為退休之後的事業第二春。

1936年退休後，懷履光成為多倫多大學漢學副教授，兼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館東方部主任。

懷履光

懷履光在中國

懷履光在福建傳教期間，曾經趁參加會議的機會訪問過杭州。

並拍攝的了一些杭州照片。

在西湖的船上看雷峰塔。

這組照片由懷履光拍攝，時間是1907年或1909年

西湖斷橋，上面還有一個小亭（或門），與現今面貌大為不同

簡易的轎子

如今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藏品的精美珍稀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甚至超過大部分中國國內博物館。

2008年，加拿大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環球郵報》，最先對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展品提出疑問的，該報引述中國學者董林夫《雙重文化與信仰》一書中的內容，稱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明知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禁止文物出口，卻依然知法犯法，將價值連城的中國古董走私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對此，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館方給出的解釋認為，懷履光不是考古學家，按照現在的說法，那些文物的發掘都是盜墓。

但博物館方面認為應注意，當時民國時期的政局較為混亂，懷履光並沒有偷偷收集，而是和時任河南省博物館的負責人有很好的關係。

懷履光也認識很多中國學者，彼此之間有合作，經常將一些青銅器的銘文、拓片給中國專家，請他們鑑別、翻譯及解釋。

不過國內大多數人士對於這樣的辯解並不買帳。

人們深信中國文獻中記載的懷履光等「脅迫當地農民挖掘」，「從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間，他們荷槍守衛，搭棚立灶，共掘開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數千件，大部分被運往國外賣掉」。

▌「三緘其口」的歷史

懷履光是強盜，是金村文物被盜掘一空的罪魁禍首、始作俑者，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文物販子！

但這真的是歷史的真相嗎？近年來，一些國內學者在對這段歷史的深入研究中，提出這個樣的疑問——

對於這些指控，當事人都三緘其口。

在中國文獻中，被視為與懷履光「狼狽為奸」共同盜掘金村大墓的美國考古學家蘭登·華納爾的學術生涯實際以日本藝術為重心，即使在與中國藝術密切相關的1923-1936年，他也從來沒有提到金村。

懷履光的《洛陽故城古墓考》絲毫沒有提及金村古墓的具體發掘過程，甚至連發掘起訖時間也是推斷。

蘭登·華納爾

今天綜合種種材料來看，懷履光在金村發掘時確實不在現場，而是在離洛陽數百公里的開封府。

懷履光很可能是從開封古董市場上得知金村遺物的，但他始終沒有機會進入發掘現場。

實際上，金村墓葬的盜掘一直都在洛陽本地士紳和鄉民的控制之下。

懷履光雖然可能是距離金村最近的主要買家，但他並不占據優勢。

中國的古物流通網絡到金村發掘之時已完全成熟。

在這個體系中，開封只是一個次要環節。

那時的流通網絡跟以前有一點不同，就是「洋莊」的興起。

當時的洋莊，最有名的當屬盧芹齋創辦的盧吳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創辦的山中商會。

在金村器群的流散上，這兩家公司都派人駐紮在洛陽，與當地的古董商直接競爭。

這樣看來，金村從盜掘開始就融入到古物流通網絡之中，懷履光只是其中的一個買家，並沒有操縱的能力。

▌盲目的算術題

眾多古董商和掮客紛紛以金村器物為名交易，這應該是古物流通市場的一種常態。

陳夢家在一篇文章中曾寫道：「如濬縣出了銅器，一切周初銅器皆說『濬縣出的』。

大家趨尚清河與巨鹿的磁器，也說一切宋磁都是那兒出的。

琉璃廠至今有不少的沈周文徵明，都說是真的。

」這無疑準確地指出了古董行的一種趨向和風尚。

如果有大批文物湧向古董商，金村就成了最好的招牌。

不管是不是金村出來的，只要能交易成功，都會被貼上金村的標籤。

就這樣，大量並非出自金村的器物以金村之名流入古物市場。

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文物成潮流地外流，零零散散多有報導。

但是，到底有多大規模，實際上並不清楚知曉。

梅原末治借金村之名，把散布在全世界的，具有類似風格的精彩絕倫的中國器物聚攏起來，於是有了《洛陽金村古墓聚英》。

《洛陽金村古墓聚英》

據說，作者本人始終對收錄的金村器不完整性表示憂慮，覺得還有不少遺物應有而沒有收納，他在拚命的做加法，儘可能收納眾口相傳的金村出土物，但卻不曾想過做做減法，恰恰忽略了其不純潔性問題。

有學者從今天的研究角度認為，這些形形色色的器物中混入了相當數量的時代、地域和文化歸屬與金村文物相衝突的器物，同時也遺漏了不少確實出自金村各個墓室的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