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辰：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早期收藏歷史的復原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M）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館，坐擁近六百萬件藏品，囊括世界各地不同歷史時期的自然科學標本和世界文化的歷史文物。

最近的一次 Michael Lee-Chin Crystal新館擴建工程於2007年竣工。

如今，博物館新設置了三十個展廳，其中有五個為中國藝術展廳。

此外，亞洲地區的日本藝術和韓國藝術各自占據一個展廳。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中國展覽之重點，無疑是 the Joey and Toby Tanenbaum Gallery （中國展廳），其前身為 T. T. Tsui Gallery （徐展堂中國藝術展廳） 。

此展廳陳列超過2500件呈現中國數千年歷史的ROM館藏精品，皆精挑細選自皇家安大略博物館35000件館藏中國器物。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館藏東亞文物逾50000件，大部分收藏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

除了眾多精美藝術品之外，館藏中國文物亦以種類繁多而著稱，是海外最具綜合性和多樣性的中國藝術收藏。

它們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和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一筆重要的資料。

這些藏品並不僅限於其美學價值，更重要的還在其所具有的學術研究價值。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館藏之豐無可爭辯地歸功於首位博物館館長查爾斯•柯雷利（Dr. Charles Trick Currelly)。

他對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和淵博的學識以及為徵集藏品爭取財政支持的不竭動力，感召了如克勞弗斯（George Crofts) 和懷履光（Bishop White)等人，在20世紀上半葉促進了在加拿大境內形成世界一流的中國收藏。

柯雷利的真正研究興趣和專長是埃及考古。

他在埃及和中東都參與過田野工作。

柯雷利曾經與享有盛譽的埃及學家和考古學家皮特里（W. M. Flinders Petrie )共事。

皮特里後來成為了中國考古學先驅夏鼐（1910－1985）的博士生導師。

柯雷利親身參與的田野調查最終形成了全世界質量最高、規模最大的埃及文物收藏之一。

同時，柯雷利也最早意識到中國古代文明收藏可與古代埃及文明媲美。

博物館最早的一件中國文物收藏，來自柯雷利在1907年的埃及旅途中在開羅收集的漢代綠釉陶。

據柯雷利自述，這兩件綠釉陶由他的朋友Hornblower在開羅當地商店的展窗里發現，且這位店主是親自從中國帶回的。

自此之後，柯雷利開始從倫敦著名的東方藝術古董商S. M. Franck and Company處購買中國藝術品，以致於後來被這位賣家稱為「大主顧」。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1912年，在建造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計劃由省政府和多倫多大學接手之前，中國收藏主要由倫敦的市場流入。

當ROM於1914年3月19日首次向公眾開放時，其中國館藏古物數量已蔚為可觀。

徵集古物的資金多半來源於沃克男爵(Edmund Walker,1848-1924)。

沃克男爵後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即今之CIBC，加拿大五大銀行之一）總裁。

隨後，沃克男爵又成為了博物館的董事會主席，給予了柯雷利極大的支持。

每當柯雷利發現任何適於其博物館收藏的佳作，沃克都千方百計保證柯雷利有足夠的資金做成這筆交易。

華倫太太（H. D. Warren）亦為早期熱忱的博物館贊助人之一。

1914年夏天，柯雷利帶了幾位博物館贊助人去倫敦，旨在做一批大規模收購，沙拉•華倫即在其列。

在此趟徵集之旅的一年前，大英博物館向 S. M. Franck收購了一尊三彩羅漢造像。

柯雷利對這尊精美的十一世紀遼代佛像興味盎然，原因之一是他聽聞此乃當時流出中國的為數不多的佛教造像之一。

因此，當華倫太太目睹另一尊剛剛抵達倫敦的羅漢時，她毫不猶豫地為襁褓之中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購入了這件寶物。

柯雷利對這次收藏極為重視，他甚至派遣了一位專業攝影師到倫敦為羅漢造像拍照，並製成明信片作為開館的宣傳。

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收藏成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文物收藏史上一次重要的契機。

克勞弗斯生於英格蘭的一個愛爾蘭家庭。

他於1896年在天津成功創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即永福洋行。

其收藏中國文物進行出口貿易的愛好亦肇始於這一時期。

1918年早期，克勞弗斯於從倫敦到中國的旅途中經停多倫多。

在他居住的愛德華國王飯店裡，他偶然發現了柯雷利製作的宣傳明信片。

克勞弗斯認出來，這尊藏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三彩羅漢是曾經為他所擁有的一尊羅漢造像。

於是，他決定造訪安大略博物館看望這件寶貝和其它收藏，此時距離他登上火車繼續他的長途旅行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碰巧，此時柯雷利館長正帶著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校長在館內參觀。

因此，當克勞弗斯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柯雷利並無暇給予他足夠的關注，二人僅僅是互致了問候。

當克勞弗斯離開之後，柯雷利突然意識到什麼。

馬上致電所有大酒店尋找克勞弗斯。

而此時克勞弗斯正準備離店。

二人在克勞弗斯的酒店房間裡簡短地會面，克勞弗斯向柯雷利展示了若干張他現有的中國文物的照片。

據柯雷利記述，這些器物「是我平生所見最精美的唐代收藏」。

當柯雷利意識到克勞弗斯為這些藏品開的價錢只是倫敦市場價的五分之一時，對克勞弗說：「請您將這些照片給我，我不能讓博物館欠下債款，但是我將努力說服多倫多，不讓這珍貴的機會流逝。

」在這次簡短的會面之後，克勞弗斯立刻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亞的火車。

1918年1月23日，在一封發自舊金山的信件中，克勞弗斯寫道：「我想的讓你知道這樣一個事實，你收藏的羅漢像是從中國來的。

您精美的瓷器收藏便是由我賣給倫敦 Messrs. Franck & Co.的，甚至您的絲絨、刺繡、屏風和大多數購自倫敦的展品皆源自我手。

因此，我感覺我應該向貴博物館投資，並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安排合作。

」後來擔任遠東部研究員的芭芭拉•史蒂芬曾經提到，克勞弗斯對倫敦藝術市場日漸不滿，並意欲直接與加拿大的新興博物館做買賣。

於是，在柯雷利與克勞弗斯之間的友誼催化下，中國文物源源不斷地從天津直接進入多倫多，景象之繁盛超出了柯雷利的預期。

一個直接結果是，柯雷利時不時要令博物館背上債務。

他毫不猶豫地向沃克男爵和華倫夫人爭取財務支持，也總能得到他們熱忱的反饋。

克勞弗斯將器物從他天津的貨棧中裝箱運出中國之前，總是周到地安排人員為器物拍照。

1921年起，即他生命的最後四年里，他將其公司中與中國藝術業務相關的圖片全部託付給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在迄今可查的檔案中，有屬於克勞弗斯的21本珍貴的影集，共有962張中國流失文物的原始照片。

這種清晰地記錄著原始情境和文物集體照片的文件實屬罕見。

1922年，柯雷利與沃克男爵安排多倫多大學授予克勞弗斯一個榮譽學位。

「除騎士勳章之外，這便是最高的榮譽」，這一舉動旨在褒揚克勞弗斯為多倫多的新興博物館所作的巨大貢獻。

喬治•克勞弗斯收藏的建立，無疑為經克勞弗斯手的每件器物提供了信譽的保證，與此同時，這個名譽也表達了多倫多文化界權貴對克勞弗斯的崇敬之情。

懷履光與柯雷利的初晤在1924年，當時懷履光已經以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生活了28年。

據說懷履光當年抱著一幅中國繪畫就來到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他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物市場的淵博知識贏得了柯雷利的信任與尊敬。

就在同一年，克勞弗斯的生意由於倫敦碼頭工人罷工而瀕臨破產，而懷履光與柯雷利的會晤事出偶然。

但是一年後，克勞弗斯重病去世，懷履光非正式的成為接替他作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在中國徵集文物的代理。

懷履光在孩提時代便隨家人從英格蘭移民到加拿大，在多倫多大學的Wycliffe 神學院受教育，隨後決定致力於在中國傳教。

1910年，他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聖公會主教並定居河南開封。

來到河南後，他深深傾倒於這個地區考古發掘出土所見的歷史。

據其傳記作者Lewis C. Walmsley介紹，1924年到1934年間，懷履光似乎有了一份新的職業以及專業，即成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專職中國藝術收藏家。

顯然在他心目中，這一職責與侍奉上帝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與克勞弗斯相似，懷履光敏銳地捕捉每一個千載難逢的收藏機會。

1925年，是懷履光開始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集中國文物的第一個年頭，單單在這一年當中，他就為博物館寄去了8次貨物，共計300多件中國文物。

用Walmsley的話說，「這些器物尺寸各異，小到細碎的裝飾部件和小型托架（brackets），大至體量巨大的墓葬頂蓋。

」在這十年中，博物館中與懷履光相關的船運清單顯示，有來自開封郵局的74次貨運。

而數據顯示，超過8000件器物都明確地與懷履光相關。

柯雷利一度為其驚人的收集速度而發愁，以致於要請求懷履光停止收集。

然而，懷履光絲毫沒有停步，因為他知道自己收集的器物將為博物館帶來難以估量的研究和教育價值。

受到柯雷利的感召，懷履光竭盡所能地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尋覓柯雷利願望清單上的器物。

譬如，當柯雷利發現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擁有一件極具研究和展示價值的周代青銅頭盔時，他便竭力鼓勵懷履光去尋找一件類似的青銅頭盔。

一年之後，懷履光發來的一封電報上寫道：「我發現了！我們找到那頭盔了！」類似這樣激動人心的電報頻繁地在這對友人之間傳送。

懷履光收藏極大地補充了此前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從克勞弗斯處獲得的藏品。

後者的收藏集中於墓葬中的陶俑、精美的瓷器、造像、織物和繪畫，時間跨度從漢代到清代。

由於任職於開封，因此懷履光利用其地理優勢與當地古物掮客保持了緊密聯繫，並主要收藏安陽和洛陽出土的漢代之前的青銅器和玉器。

懷履光在當地有專用中介。

這些中間人會拿出到手的古物讓懷履光先進行第一輪的挑選，然後才送往北京的藝術市場。

懷履光向他們詢問這些古物的來源並記錄下其中細節。

然而，由於多數器物源於盜墓或者其它非法的發掘，懷履光得到的信息未必準確。

因此，懷履光在其後發行的出版物中提到的器物源流不能盡信；但是，這些信息在今日仍然是彌足珍貴的，應當得到充分的研究。

由於中國政治環境的劇變，懷履光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古物的生涯結束於1934年。

1930年，民國政府頒布了第一條國家文物保護法。

1931年，這條法令付諸實施，使得流出中國的古物數量驟減。

毫無疑問，搜集和出口中國文物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1934年，懷履光回到了多倫多。

此時，來自克勞弗斯和懷履光的古物已蔚為大觀，陳列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

當時，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附屬於多倫多大學。

多倫多大學設有中國研究系，即今天的東亞系。

在這裡，懷履光對中國文物的巨大興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他是中國研究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並同時作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遠東部第一任主任館員。

他將畢生知識傾注於教學與講座中，感召了一大批博物館愛好者，並獲得了他們對博物館遠東藝術忠實的支持和友情。

與懷履光相比，明義士更像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學者。

作為牧師的明義士為懷履光主教搜集河南文物過程中給予了大量的學術建議。

明義士生於安大略省柯林頓市，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後成為一名長老會傳教士，並於1910年開始了他在河南省的傳教生涯，他在河南省一直駐紮到1936年才返回多倫多，其中1917至1920年他在法國服役。

在河南任職牧師時居住在安陽，舊名彰德府，彼時正值商代歷史因安陽甲骨的重見天日而得以證實。

明義士迷上了這些考古發現，自此畢生致力於中國甲骨和青銅兵器的研究。

明義士的收藏始於1914年。

他被新興的中國考古學所吸引，並竭盡所能地探訪考古遺址。

他首次田野調查即搜集了來自地表的考古遺物——破碎的陶片、石器和青銅器，如今也成為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特色館藏之一。

明義士以甲骨為主要搜藏對象，並於1917年出版了第一本關於甲骨的著作，因此成為第一位研究甲骨的西方學者。

明義士甲骨無疑是海外博物館中的最佳收藏。

1936年返回多倫多之時，明義士已有超過五萬件考古學遺物 （大部分是甲骨），為了避過戰火損毀，他將這些器物仔細打包並隱藏起來留在中國。

在明義士離開中國之前，他還擔任濟南齊魯大學（今山東大學的一部分）的中國歷史教授一職。

回到多倫多後，他總是期待再次回到中國繼續研究並教授他自己的收藏，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致使他再也沒有踏足過中國，抱憾終身。

當年明義士收藏的大部分，約三萬件器物，如今藏於山東省博物館，其餘藏於南京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和山東大學。

1936－1941年，明義士居住在多倫多。

據傳記作者董林夫（Dong Linfu）研究，這段時期是明義士「最消沉沮喪的日子」。

在此期間，明義士在多倫多大學師從懷履光攻讀博士學位，同時於懷履光手下擔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研究助理。

明義士知道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部分館藏都經懷履光之手從安陽而來，所以，他懷著繼續研究中國藏品的信念來到了這裡。

柯雷利和懷履光都十分欣賞他對青銅時代藏品編目工作的嚴謹性。

然而，在個性極強的懷履光的嚴格控制下，明義士喪失了學術自由，感覺懷履光像對待僕人一樣使喚他。

於是他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滿腔失望離開了多倫多。

近年來，由中國學者著述的兩本關於明義士傳記說明，通過研究其搜藏之物和學術探索，再次肯定了明義士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貢獻。

1947年，天津運來六隻板條箱到多倫多，此時明義士已經離開。

這是他在中國走避戰爭之前留在一所教會大學閣樓上的收藏的最後一部分。

考慮到這些物品是明義士的個人物品，他的同事將這些板條箱寄送到加拿大聯合教會海外傳教總部，彼時，這一機構已經完全停止了在中國的活動。

這些板條箱就靜靜地停留在多倫多的倉庫里。

直到20世紀50年代，明義士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攜帶這些藏品重返中國進行研究。

在他1957年離世之後，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決定向明義士的家族出資購買這些板條箱內的古物，但是，他的家庭成員決定將其所藏盡數捐獻給博物館。

此批收藏共有約六千件器物，其中五千多件是甲骨。

這成為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中國收藏歷史上最慷慨的單筆捐贈。

在收下這份禮物之後，博物館提供四萬美金資助台灣大學中文系師從屈萬里學習古文字的學生許進雄到此研究明義士的甲骨收藏，並出版圖錄，並基於這些材料進行博士論文研究。

許進雄日後亦成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一名資深研究員。

到1960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中國古物收藏已增長到三萬五千件，當時已經是海外博物館收藏中國古代藝術品最多的機構之一。

館藏的獨特之處在於，這些物品所經之收藏者，深諳這些器物的雙重價值。

它們既是博物館中亟需研究的物品，又是向西方世界傳達其所不熟知的古代文明極佳的媒介。

這種視野來自於柯雷利的感召，正如克勞弗斯在1918年的信中所述：「閣下無疑對這個領域了如指掌，而且您還比任何人都懂得高屋建瓴地甄選於我們而言彌足珍貴的藏品，您不僅僅在意器物的藝術價值，更明白其所展現的歷史深意。

一件殘器往往具有斐然之重要性。

」

事實上，明義士收藏體現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藏品背後的收藏理念。

當古董商弗蘭克•凱洛（Frank Caro）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評價道：「這些物件只能作為研究材料，大部分都不可能具有市場價值……但是對於任何一個嚴肅的學人而言，它們都價值連城。

」在十年之後的另一個場合，凱洛補充到：「依我之見，這是全世界最好的考古學收藏之一」。

這些藏品，與其後的考古發掘材料一道，亟待更加詳盡的研究。

為了促進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這類學術研究，明義士家族最近慷慨以50萬加元成立「明義士中國考古和歷史研究基金」，專用於早期中國研究。

20世紀動盪的社會歷史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直接從中國徵集文物製造了許多機會。

然而，克勞弗斯、懷履光和明義士所經歷的那種收藏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返。

在1950年至1980年間，當中國關閉了與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門，西方博物館對中國器物的收藏銳減至僅有來自藏家本人和後裔的饋贈，數量時多時少，通常亦是20世紀前半葉收購的中國出口古物。

比如，多倫多一位卓越的收藏家、藝術愛好者、好古敏求的學者鑑賞家, Dr. Herman Herzog Levy（1920－1990），向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貢獻了一批珍藏。

20世紀70年代，Levy與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羈絆緣於他對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銀器的迷戀。

然而，他的喜好迅速轉向了中國瓷器。

Levy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遠東藝術的不懈支持者，他勤奮自學成為一位收藏鑑賞行家，並獨力形成了可觀的中國瓷器收藏。

他的知識與熱情贏得了博物館研究人員的尊敬。

他1990年逝世，為博物館遠東藝術收藏遺留下一筆一千五百萬加元的遺產。

這筆慷慨的遺贈為館內增添了三百多件藏品。

露易絲·斯通（Louise H. Stone）與博物館的緣分始於她對增進了解世界文化的熱望。

她少時環遊世界，並深深著迷於世界文化與歷史的多彩。

她嫁給了一個美國銀行家，後者是財力雄厚的希金斯家族成員，自此衣食無憂。

老希金斯太太是一位博物館捐贈人和籌款組織者，她身居紐約時，最初便是通過老希金斯太太加入了博物館慈善事業之列。

1939年，斯通夫人的丈夫去世之時，她只有三十五歲。

於是，她返回故鄉多倫多並在多倫多大學報考學習遠東歷史與文化。

懷履光便是她的導師。

而這段在多倫多師從懷履光的經歷極大地改變了她今後的生活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收藏史。

斯通夫人曾經說過，「我十分艷羨美國博物館裡那些氣勢恢宏的捐贈，但這在加拿大卻不常見，所以我尋思著，有朝一日我回到多倫多，一定要努力嘗試做出改變。

」

斯通夫人於1946年向博物館捐獻了她的第一件藏品，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她總共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收藏增添了將近三千件器物。

然而她對博物館的貢獻超越了藝術品捐贈，她給博物館留下的遺產還包括了各種項目計劃和教育活動。

1960年，懷履光去世之後，Louise Stone成立了迄今影響深遠的懷履光主教委員會（ the Bishop White Committee ），在財務上和精神上支持東亞藝術研究與收藏。

1996年，委員會成立兩個研究館員席位，露易絲·斯通研究席（the Louise H. Stone Chair）與懷履光主教研究席（the Bishop White Chair）。

1997年，斯通夫人去世，享年93歲。

她遺贈四千五百萬加元予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用於收藏和出版，也成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歷史上單筆捐贈數額最高的贊助人。

這筆年度財政基金的規模之大，使其由遠東藝術惠及博物館所有領域的收藏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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