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堅：重新認知中國博物館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南通博物苑

原震旦博物館舊址，位於現上海市重慶南路225號，如今是交大醫學院健康科學研究所

文/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圖/由受訪人提供

徐堅，2000年獲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學位，同年起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南中國即東南亞大陸地區考古學、藝術史和物質文化。

2005-2006年擔任美國巴德學院訪問助理教授，2008年獲法國高等人文研究基金會愛馬仕學人資助。

繼《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之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堅近期又推新著《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繼續其對1949年之前中國文博事業的梳理與闡發，「告別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名山》一書，書名似乎取意太史公所云「藏諸名山」，可見名山與「藏」的關係，而近代博物館的本質，正是將各種類型的「收藏」公於天下。

今天，中國正迎來博物館、美術館建設的新熱潮，從思想史角度梳理、研究、闡釋早期中國博物館歷史，實有啟示意義。

徐堅在書中指出，上世紀30年代早中期，中國博物館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代，此後既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創造，也經歷了「從舊到新」的改造；既與風雲詭譎的時代風潮欲說還休，又與新生的實證科學同聲共氣；既有域外觀念和實踐的移植，也有獨特本土實踐和經驗的總結。

壹 「古為今用」的

一種表達方式

羊城晚報：其間先後出版《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它們之間構成怎樣的聯繫？

徐堅：兩者之所以被當成姊妹篇，並不因為它們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相反，作為作者，我絕不希望這是個複製過程——無論是學術上，還是在社會文化上，這都是毫無價值的。

但是，兩書仍然有超乎尋常的密切關係。

首先，姑且不論學術遺產的正負面價值，考古學是博物館的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我甚至在《名山》中提到，幾乎同期起步的兩者構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

作為一個二三十年前的考古學專業學生，我從本科時代開始就同時涉足博物館學。

對於我和很多人而言，博物館學就是我們的專業。

上世紀九十年代晚期，紐約歷史學會的以非裔紐約人為主題的黑色紐約史展和果園街97號的移民博物館給我以巨大的衝擊，我又開始接觸新博物館學。

第二，無論是考古學史，還是博物館史，我都試圖強調，相對於編年史，我更傾向於學科史和思想史。

藉助發現歷史上被隱沒的前輩，被曲解的經典，被遮蔽的光芒，藉助重估學科遺產，我想表達對學科現狀和未來走向的關懷。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古為今用」的一種表達方式。

羊城晚報：您在《暗流》《名山》中著重呈現、分析了不少典型個案。

您如何處理「以小見大」與「宏觀史觀」的關係？

徐堅：兩書之中，我都強調了被我稱為「情境主義「或者「情境分析」的方法。

正是這種方法，幫助我將具體敘事和宏大結構聯繫起來。

簡單地說，情境就是一切關聯的總和。

在情境主義觀念下，孤立的器物、事件或者人物都沒有分析價值，真正有闡釋價值的是情境。

將任何器物、事件或者人物從它所從屬的情境中剝離出來，當作「證據」，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也不傾向採取「小中見大」的方式。

麻雀不是獲取關於世界的知識的樣本，麻雀就是世界，或者說，世界的種種現實和想像都體現在麻雀上。

貳 侵華戰爭終止了博物館「以日為師」

羊城晚報：您在《名山》中指出：「以張謇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博物館實踐就是在日本影響下出現的。

」如何評價日本對中國近代博物館的影響？

徐堅：我個人認為，在很長時期，日本博物館是中國近現代博物館的效仿榜樣、經驗來源和競爭對象。

在博物館領域，沒有任何國家像日本一樣有那麼多學者牽涉進來，也沒有任何國家像日本一樣，影響了中國博物館從最具體的館藏到最寬泛的博物館理論的方方面面。

我們還可以發現，博物館入華實際上是更為宏大的日本對華思想和文化影響的組成部分。

比如，博物館觀念是如何被中國接受的，這不僅僅是國人如何翻譯特定術語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博物館作為承擔特定功能的社會機構的觀念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張謇日記和孫鉞等人的回憶顯示，張謇的博物館實踐是他在家鄉南通的整體性社會改造的一部分，博物館上的「以日為師」可以從其他的教育、實業等實踐中得到進一步證實。

中國最早湧現的博物館學觀念、方法和理論都明白無誤地顯示出日本博物館之父棚橋源太郎的深刻影響。

羊城晚報：但是日本侵華戰爭改變了這種正面影響。

徐堅：不可否認，正因為博物館是社會文化和文化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日本學人和博物館人都參與了殖民地和占領區的博物館的建設，這是具有政治和道義罪惡的。

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既終止了中國博物館學習和借鑑日本的潮流，也迫使中國博物館開始清理日本印記，塵封早期進程中「以日為師」的記憶。

更為致命的是，日本侵華戰爭給剛剛走上發展之路的中國博物館帶來了滅頂之災。

叄 抗戰之前的博物館已具備「中國特色」

羊城晚報：那麼中國是否有自己的博物館傳統？在中國博物館模式的探索過程中，出現了「中國特色」嗎？

徐堅：為了避免歧義，請允許我分成兩個時間範疇來回答：在近現代意義的博物館出現之前，中國自身沒有博物館淵源。

中國歷史上有收藏，甚至有不少聲名赫赫、令人懷想或者景仰的收藏，但是絕沒有「博物館」的前身。

「博物館」是特定的社會文化概念。

缺乏公共性，就不會出現博物館，所以博物館顯然是文藝復興之後的產物。

博物館不可能從歷史上的收藏自然成長或者過渡而來。

按照李濟先生的話，宣稱近現代學術和學科「古已有之」，無異於冒充漢姓的胡人。

但在近現代意義的博物館出現之後，也就是《名山》所覆蓋的時間範疇里，甚至形成了「中國博物館的第一個黃金時代」的高潮。

到抗戰之前，中國博物館取得的成就基本都是中國所特有的，也可以說，就是「中國特色」。

羊城晚報：那麼如何理解在上世紀前中葉出現的這個中國博物館的「黃金時代」？

徐堅：最早出現在中國、由西人創設的博物館總體上和中國人社會無關，以張謇和南通博物苑為代表的遵循日本經驗的嘗試篳路藍縷，有開創之功，但卻過度依賴張謇，也不具有推廣的可能。

甚至在張謇去世之後，南通博物苑每況愈下，難以為繼。

但是，無論是帝室收藏的改造，還是全新的國家和省市博物館的創立，都是近現代中國的特有情境的產物。

遍觀中外，絕無僅有的民眾教育博物館在中國的博物館建設歷程上，第一次如此廣泛地深入社會各階層，如此強烈地引起觀眾回應，如中國最早出現的省級博物館之一——脫胎於圖書館的雲南博物館。

此外，地質學和生物學催生的中國最早的科學類博物館，就是中國科學事業最直觀的成績單。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但無一不是中國特色。

所以，博物館在中國誕生和成長的最初半個世紀裡，不僅形成「中國特色」，而且還有毫不遜色於歐美日本的「黃金時代」。

肆 博物館應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利器

羊城晚報：今天被認為是博物館、美術館的時代，但軟體（策展、收藏）完善似乎遠沒有趕上硬體建設的步伐。

重新發現早期中國博物館的黃金時代，可以給今天怎樣的啟示？

徐堅：在今年的幾次演講中，我提到中國博物館正在邁進第二個黃金時代。

史蒂芬·康恩在《博物館與美國智識生活》和《我們還需要博物館嗎》中都詳細討論了博物館的「黃金時代」的概念。

當下的發展潮流出現了博物館的數量激增，博物館建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漂亮，躋身於城市新地標等新現象，但是，這並不是「黃金時代」的必要內容，甚至都不是核心內容。

只有回顧歷史，回顧前一個黃金時代，我們才能知曉，博物館的黃金時代是博物館走向社會文化生活中心舞台的時代。

因此，觀察博物館先驅在第一個黃金時代里的作為，就很容易理解當下的博物館人的努力方向。

羊城晚報：今天的博物館到底應該向前輩們學些什麼呢？

徐堅：我所指的向歷史學習，並不是亦步亦趨地複製前輩們的成就，儘管不少前輩可能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已經取得了我們今天都艷羨不已的成績。

相反，我更強調的是情境式反省：博物館第一個黃金時代相對於它所從屬的大時代意味著什麼？博物館前輩們是如何實現第一個黃金時代的理想的？只有這樣的比較，我們才能明白，博物館第一個黃金時代所對應的範式是經典博物館學，即作為絕對的、客觀的社會教育和休憩機構的博物館是如何確立，並發揮功能的。

而當下的範式則應是強調底層、多元視角和多元價值的新博物館學。

所以，今天的博物館應該成為多元社會的代言人和多元價值的守護者，換句話說，應該通過表達、訴求和溝通，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利器。

在中國博物館最早的半世紀發展中，我非常欣喜地發現，我們的前輩已經達成多樣追求、多元表達和底層關懷的群體性認識，這甚至領先於國際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