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正：宿門問學二十載

作者（右）與宿白先生合影（攝於2008年5月23日下午，宿白先生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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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投入宿白先生門下，至今恰是二十年。

二十年來，有幸隨侍先生身側，親承先生教誨，雖未曾學得先生之一鱗半爪，但初覺略識治學之門徑。

先生遽然離去，痛失學術上的指路人，從此就需自己摸索前行了，想到這裡頓覺惶恐茫然。

二十年來先生的教導又一幕幕回現在眼前。

工作七年之後，我於1999年考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博士研究生，蒙先生不棄，有幸得入先生門牆。

先生問我博士階段的打算，由於之前一直在徐州參加西漢楚王陵墓的發掘和整理工作，已將全國的西漢諸侯王崖洞墓踏查一遍，所以想繼續這方面的研究。

但是先生說：整理六朝墓葬吧。

雖有疑惑，還是謹遵先生之命。

從那時開始，六朝考古一直與我形影相隨。

跟隨先生時間久了，才明白先生讓我以六朝墓葬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其一，先生是唯物主義者，堅持學術研究必須有一定的基礎，考古則必須對研究的地域範圍較為熟悉。

我在南京學習工作十餘年，研究六朝墓葬自然較易上手。

而且，六朝墓葬幾十年沒有人做過系統工作，需要一次全面整理。

其二，先生的學術研究是有一定布局的。

先生不僅身體力行，而且也要求學生有周密的研究計劃。

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想有所為，就得有所不為。

考古學講究在平面上展開，需要從一個地域、一種文化現象入手推及其他，然後才能對一個時代有全盤的掌握。

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得上跨時代的研究。

跨代研究是高級階段，沒有宏大精心的布局和強大的執行力，不能至此。

其三，先生後來指出，考古研究要從最基本的城址、墓葬入手。

都城、帝王陵墓雖然都很重要且引人矚目，但博士論文是基礎訓練，不適宜作為研究的對象。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學習研究範圍從六朝擴展到魏晉南北朝，研究對象也從墓葬擴及到城址、文物制度、美術考古，遵循的就是對一個時代通盤了解才能有所深入的理路。

每念至此，更能體悟先生當年讓我從六朝墓葬入手的良苦用心，今後將繼續秉承先生的教誨，把自己有限的力量集中到魏晉南北朝考古研究中去。

宿白先生校改作者論文的底稿（之一）

學者通常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點，但不能完全跟著自己的興趣走，這是我宿門問學的特別認識。

讀博期間，有一次，我一口氣問了先生好幾個問題，先生的興致也很高，一一解答我的問題後，反問我為什麼對這些考古問題感興趣，我脫口而出：「好玩。

」說完就有點後悔了，學術是嚴肅的事情，怎麼能說好玩呢？何況是在先生面前。

沒想到先生說：「好玩就好辦了。

」後來的學習和研究在收穫之外，也有艱辛，還有彷徨和不解，讓我懂得單憑「好玩」無法維持長時間的興奮勁兒，「好辦」不等於能「辦好」。

現在經常聽到的話就是：有興趣就行。

這句話，初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要是完全跟著興趣來，就不一定合適，甚至還很不合適。

興趣為人之天性，多屬淺表層次，是一種自髮式的喜歡，實際工作時，則需要堅強的自持力，需要不停的重複和仔細的琢磨，科研工作更是一種寂寞與繁重的勞動，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永葆活力的思辨，需要數年如一日的連續勞作和思考。

不是興趣，而是對學術真諦的不懈追求才是永恆的動力。

興趣若不能化為恆心，必不能持久。

而且，既然是興趣，可能就有片面性，對某事某物特別投入，就意味著對他事他物的忽視，也就失去了平等心，這對做科研工作是不利的，尤其是對考古學的學習不利。

考古學特別講求真實性。

考古學是可以驗證的學科，新的出土資料可以證明以往認識的當否，因此，考古學是具有一定「危險性」的學科。

這個學科忌空談，不鼓勵肆意解釋和想像。

考古學首先討論的是年代問題，所有的討論必須基於正確的年代，否則，再高妙的理論，再美麗的想像，都很可能淪為一廂情願。

即使研討對象的年代可信，還會面臨出土狀況不明，或歷史文化背景不明等限制，特別是欲對流入中國的外來文物進行討論時，將相當困難乃至危險。

這個時候，如何將自己的興趣乃至慾望控制住，尤顯對學術理解之深淺。

先生年輕時曾對三代考古感興趣，跟孫作雲先生學習過神話，也寫過《顓頊考》等深具學術分量的論文，但先生後來轉向了歷史時期考古。

我曾請教過先生其間的原因，先生淡淡地說：三代考古的許多年代問題還難以解決，歷史時期則不然，後來系裡和教研室又給安排的是歷史時期的考古教學工作，所以就轉到歷史時期來了。

先生還說過，他很喜歡中外交通，並跟隨馮承鈞先生系統學習，但先生未曾寫過一篇有關中外交通的正式論文。

先生說有興趣是一回事，真正從事研究是另一回事。

先生的講義未刊稿《考古發現與中外文化交流》雖只有百餘頁，卻系迄今中外交通方面與歷史背景結合最貼切的考古論著，而當初先生連這個講義稿都不準備出版，這是一種何等的學術考量。

興趣在先生那裡一直得到呵護，但被控制在適當的限度內。

先生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學術格局中更重要的方面，並著力推進學科的全面發展。

先生不僅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對城市、墓葬、手工業、宗教、古代建築、中外文化交流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和方法論的總結，而且奠定了歷史時期考古的基本框架，稱先生為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山之祖是一點不過分的。

如果先生放任自己的興趣，可能不會有如此全面、巨大的成就吧，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發展也勢必受阻。

雖然沒有先生的天縱之才，也沒有先生的高瞻遠矚，但我有幸親炙於先生門下，就要學會管控自己的心性，不放任自己隨著興趣而奔逐。

宿白先生校改作者論文的底稿（之二）

治學需有寬廣的格局與心胸，是我追隨先生二十年最重要的認識。

到北大讀博前，我參加過幾次重要的考古發掘，如鄭州西山遺址、武進寺墩遺址、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也有過編寫簡報和撰寫論文的經歷，並且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這既讓我對學術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讓我產生了不少困惑。

舉例來說，發掘了資料異常豐富的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後，我結合文獻討論了墓主身份、玉器傳承、璽印製度等方面的問題，但始終覺得這些都是具體問題，在這些問題之後似乎還隱藏著更大問題，但究竟是什麼我自己也說不清。

聽說論文代表的是一個學科的前沿，我發表的論文未必如此，但我找不到自我革新的方法，我需要高人指點，否則我的研究只能在低層次上簡單重複，倒不如棄了學術。

這些想法我雖沒有直接跟先生提過，但先生用自己的研究實踐祛除了我的疑惑，那就是考古只是歷史的一部分，必須將考古研究放回到歷史大背景中去，舍此別無良途。

考古發掘和考證當然重要，但能與歷史大背景妥帖結合的考古研究才是好研究，不然則否。

表面上看來，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但這個要求的重點，並不只是在考古，更是在歷史。

掌握歷史大背景，談何容易！天生大心胸者罕見，後天更難培養。

沒有斷然的、連續的自我突破，大心胸不可得。

何況人文學科的發展日趨支離破碎，這與大心胸頗背道而馳。

因此，這個要求是極高的。

沒有大心胸，大歷史背景難現。

沒有大歷史背景，觸目所及都是問題，那就有寫不完的文章，出不完的書。

何況考古發現多零星瑣碎，極易將人引向瑣細問題，使人慾罷不能。

李白有詩句「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來」，先生的手錄極盡磅礴奔放之勢，詩與書相得益彰，這正是先生治學風格的寫照。

先生的研究生涯長達七十餘年，論文數量並不算多，但篇篇所論都非止具體問題，而皆是見微知著、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

能入先生法眼的，必然是重大問題。

能讓先生動筆的，必然是緊迫的重大問題。

比如說，先生關心宗教研究，但對道教極少涉及，也沒有寫過關於西南地區佛教石窟寺的論文，我曾就此請教過先生。

先生說：佛教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怎麼估計也不過分；與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國自己的宗教，解決起來難度要小點；與中原北方地區相比，西南地區佛教石窟寺屬於次要、而非主要問題，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先解決中原北方地區的問題。

這不只是一個格局問題，還是一種擔當，更是融通考古與歷史的自覺。

佛教石窟寺研究難度之大人所共知，牽涉到佛教史、思想史、雕刻藝術、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學等諸多學科，先生以一己之力創設了佛教石窟寺考古學，為中國佛教石窟寺建立起完整、清晰的時空框架，使基於佛教石窟寺的相關研究獲得了堅實基礎。

古人有云：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我想就是先生之所謂也。

沒有博大的心胸，沒有深遠的規劃，沒有雄厚的實力，沒有超人的智慧，沒有將勇猛精進化為平常之心，縱有過人天賦，也難以取得如先生這般的巨大創穫。

先生的幾本專著都是由數篇至十數篇舉足輕重、力透紙背的論文構成。

收入《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一書的論文都代表先生就某一研究方向所作高屋建瓴布局的一部分，假以時日，先生會對各個方向展開研究，只是人生有時而盡，遂留給後人無盡感嘆。

先生是不世出的大學者。

先生學術考量的起點非常之高，先生的識見非同凡俗，先生知識宏豐而無畛域，治學風格雄渾厚重，治學方法無跡可尋。

先生的學問是大海、是深山，先生的智慧如日月無所不照，先生一生虛懷若谷而從不喧囂，先生的話語和研究為後來者貽則垂範。

先生之氣度與胸懷，非言語所能描摹。

先生是我終身景仰的豐碑，永遠追隨先生的腳步，方能讓我不迷失學術方向，讓我尊重而不迷信任何學界權威，讓我不至汩沒於時下各種日新月異的學術思想和潮流之中。

作者（右）與宿白先生合影（攝於2016年1月17日傍晚，宿白先生府上）

宿門問學二十載，是親身感受先生浩瀚無涯學識、宏闊深遠格局、雄渾邃密學風和從容調伏一己之趣的二十年。

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從心所欲而允執厥中，成就了繼往開來的大學問，是學者中的聖哲。

先生翩然往矣，我將無從問學，何其之不幸也！我以平庸之質，隨侍先生二十年，又何其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