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宿白 學界痛失北斗，未名空餘白沙

今日(2月1日)，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在朋友圈發布消息稱，中國考古學泰斗、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今晨6點05分在北醫三院病逝，享年96歲。

博採眾長

1922年，宿白先生出生於遼寧瀋陽；同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創立。

在中國考古學初創之際，宿白「應時而生」。

懷揣著對歷史的興趣，宿白先生於1940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求學，並在畢業後進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攻讀研究生。

那時，北大文史哲領域大師雲集，宿白先生不僅研修專業課，還經常旁聽外系的課程。

他聽歷史系的馮承鈞先生講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聽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中國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與金石學，聽哲學系湯用彤先生講佛教史、魏晉玄學。

宿白先生的學生、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張忠培先生讚嘆宿白先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能將各個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

這種博觀約取、兼收並蓄的治學理念，為宿白先生日後的考古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50年起，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並於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報告。

當時歷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於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進行記錄，卻很少深入討論相關的重要歷史現象、歷史問題。

宿白先生憑藉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閱大量歷史文獻，與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深入分析，生動刻畫了宋人的社會圖景。

儘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學界頗具影響。

在研究生階段學習過版本目錄學的宿白先生，對古籍版本目錄也有著極深的造詣，他所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和《漢文佛教目錄》都是該領域經典著作。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文獻。

他據此寫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開啟了他的石窟寺研究，也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

「溫情」學者

在學界，常有人評價宿白先生「霸氣」。

無論什麼場合，面對什麼樣的人，宿白先生從來都是同等對待。

在他的學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教授看來，宿白先生其實只是「在盡一個學者的本分」。

在學術研究領域更是如此，只要沒有足夠的材料能說服他，宿白先生就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

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1962年）

1938至1945年八年間，京都大學的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自間對雲岡石窟進行了全面調查，其研究成果《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對雲岡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

但宿白先生卻結合文獻與考古實際，質疑日本學者的雲岡分期方法論，於1978年在《考古學報》發表《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系統論述自己的觀點。

作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權威，長廣敏雄自然並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觀點，他先後兩次撰文，激烈反駁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對先生所用文獻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1982年，宿白髮文答覆了日本學者的質疑，並論證了所用文獻的真實性。

最終，長廣敏雄於1990年在《中國石窟》叢書《雲岡石窟（二）》（日文版）中《雲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徵》，在其中一個「注」中終於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

」

這場宿白先生與日本學者的論爭，最終確立了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學術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認為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

可以說，宿白先生的「霸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作為一名學者的堅守。

而在生活中，他實則是個十分謙和的人。

面對虛心求教的讀者來信，宿白先生總願意抽出時間逐一回復；面對自己的學術成就，他也總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斷也不可能永遠正確，因為「只要新材料不斷湧現，考古發現的改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對文物保護事業，宿白先生充滿溫情關懷。

作為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他多次為文物保護建言獻策。

2009年，宿白先生得知，因修建一座水電站，西藏芒康縣的鹽井鹽田可能被淹沒。

已是米壽之年的他立刻向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長信，對當地文物保護提出可行性建議，最終這座茶馬古道上的千年鹽田風景得以延續。

桃李天下

1952年，北京大學創辦全國首個考古學專業，宿白先生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合辦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教學與行政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由此感慨「新中國的考古骨幹，大多直接或間接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後，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198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被任命為第一任系主任，先生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北大考古教育的發展。

宿白先生的學生們都知道，聽先生講課是件很累的事。

他的授課內容豐富、邏輯極強，沒有為了課堂效果而加的段子與故事，全是滿滿的「乾貨」。

宿白先生要求研究生生必須手抄《漢文佛經目錄》，在過程中發現問題，隨時與他在課堂中進行探討。

杭侃教授回憶道：「對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貫的理念是，你必須得問。

」

宿白先生對學生的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

先生1979級的碩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學家安家瑤對跟隨宿白先生進行石窟調查的經歷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記得「（跟隨先生）天天都要寫記錄、畫圖，老師還要把記錄收上去批改，連字寫得不端正都批評。

」

宿白先生在新疆天池（1995年）

被譽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正是參加宿白先生帶領的田野實習時第一次來到莫高窟。

她說：「我來敦煌就是運用老師傳授的知識，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餘載的樊錦詩終於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初稿，趕忙送給老師過目，但宿白先生卻不滿意。

經過反覆幾次修改後，這本報告直到2011年才最終出版。

2004年，教學育人五十載的宿白先生因身體原因不再繼續授課，但他依舊關心著北大和北大學子的發展。

2010年，宿白先生將自己的全部藏書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總數逾萬冊，其中不乏珍稀的線裝書、金石拓本。

這些書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圖書館「宿白贈書室」，供北大師生借閱，這是宿白先生留給北大的一筆寶貴財富。

宿白先生在龍門石窟擂鼓台考古報告修訂會上

（2010年10月15日）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參觀者——被譽為「中國考古學泰斗」和新中國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先生。

95歲高齡的宿白先生腿腳行動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開場合露面。

此行回訪母校，宿白先生不為見故人、尋故景，而是為了一睹賽克勒博物館新近陳列的「山西高平開化寺壁畫展」。

「只要有考古新發現、新材料，無論多忙、多遠，先生一定會親自前往調研。

」杭侃師從宿白先生多年，提起先生時總是發自內心的敬意。

他說宿白先生一生淡薄名利、潛心治學，是一位真正的學者。

一如宿白先生喜愛的藏族薩迦格言：「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

宿白先生近照（2012年6月20日在藍旗營）

奠基之鏟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鏟」，是在河南禹縣白沙墓群。

1951年，淮河支流潁水上游要修建白沙水庫，庫區內各類遺址的搶救性發掘緊鑼密鼓。

當時參與的發掘單位有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白沙工作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現社科院考古所，成立於1950年8月1日，是中國科學院建院伊始組建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考古研究所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白沙發掘隊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國家文物局前身）工作隊，宿白屬於第三支隊伍。

「我們來到白沙工作是在1951年底，第二年的春節都是在工地度過的。

」宿白回憶。

關於這「第一鏟」的感受，宿白的回答簡潔直白：「雖然說是第一次，其實發掘的時候也顧不上什麼興奮了，都是工作嘛，認真做起來就什麼都想不到了。

」

對這位老一代考古學者來說，田野發掘不是有趣的經歷，而是一份嚴謹的任務。

聊起具體工作，宿白的話漸漸多了起來。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一個漢代磚室墓，那時正值冬季，但在深埋於地下的墓穴中竟也未覺寒冷。

大概是因為禹縣屬河南中部，氣候比較溫暖吧。

當時大家的熱情很高，很專注，也就不覺得冷了。

」

1951年11月，修築水庫的工人在取土時又發現了一個磚砌墓頂，這就是宋代趙大翁家族墓中的第一座，隨後又發現了兩座。

宿白告訴記者，當時的隊伍可謂匯聚多方力量，除負責實際發掘的文物管理局、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人員外，還有來自中央美術學院、人民畫報社的同志負責臨摹壁畫和拍攝彩色照片，後來古代建築修整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也派遣工程師參與到宋墓的拆除轉移工作中。

1952年1月中旬，發掘工作結束。

如果說田野發掘是考古學的基礎，發掘報告則是將基礎材料與研究相連接的橋樑。

1957年，宿白執筆的發掘報告《白沙宋墓》出爐，成為新中國考古報告的奠基之作。

當時，歷史考古學草創，研究方法與報告編寫無例可循，宿白在書中確立起一套開創性的標準，即嚴格區分報告主體與編寫者的研究，報告主體要客觀、忠實、完整地記錄，不能為了自己的學術觀點隱瞞遺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釋的形式交代材料出處或討論零散問題，使報告內容更加嚴謹豐富。

《白沙宋墓》出版至今，已逾五十載，在學界仍極具影響。

考古學家徐苹芳曾說，宿白的治學方法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在踏實收集田野與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從中國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大方向上考慮，終成考古學界的一代宗師。

兩次入藏

1959年和1988年，宿白兩次入藏，留下大量記錄材料與研究文章。

20世紀50年代，國家希望對全國的文物狀況做一次普查。

「當時其他省份的材料都有了，西藏解放得晚，就差這裡了。

所以，1959年，中央文化部就組織了一個西藏文物調查組，從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歷史博物館等單位抽調了不少人。

我是調查組的成員。

」宿白這樣描述自己的第一次西藏之行，「我們當時坐汽車從藏北進入藏區，經過了拉薩、山南、日喀則，去了不少地方，跑了半年多。

」

1959年的這次實地走訪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正規的文物調查。

調查期間，留下的文字記錄、測量數據、繪圖與照片成為研究藏傳佛教的重要材料。

「文革」中，很多寺院被毀，調查組在1959年留下的資料更顯彌足珍貴。

當被詢問起調查中有無身體不適時，宿白略顯得意：「我還真沒遇到這種情況。

不過當時一起進藏的同志有些高原反應很嚴重，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

」他告訴記者，調查期間每個人每天都要做大量筆記，藏區條件有限，沒有合適的測量儀器，就用腳量，用眼測，最後繪製出寺院的平面圖和立面圖。

「第二次進藏是在1988年，西藏的同志告訴我，近三十年來部分寺院損壞嚴重，讓我趕快整理之前的調查筆記，以備日後重建文物時作參考。

」宿白解釋他的另一部名作——《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由來。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不僅記述了西藏地區的寺院建築、佛教文書，而且對甘肅、青海、內蒙古以及內地部分地區的藏傳佛教遺蹟進行了考察研究，開創了中國藏傳佛教考古的先河。

宿白在前言中寫道：「寫的時間，實際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間，邊讀邊寫，臨時抱佛腳，差錯難免，只盼能有益於以後的工作，也就不顧及其他了。

」話很謙虛，但學界一直將其視為藏傳佛教考古的經典之作。

先生之風

從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到與長廣敏雄關於雲岡分期的爭論，從著名的「敦煌七講」到出版《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宿白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踏出了一條以考古學方法對石窟進行科學記錄與研究的道路，成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不折不扣的開創者。

1957年，宿白帶領北大考古系學生在河北響堂山石窟進行測繪與記錄，隨後，又陸續在甘肅敦煌、新疆克孜爾等多個石窟開展教學實習，在保存重要學術資料的同時，也為考古學界留下了一段段師生佳話。

採訪中，巧遇宿白的一位高足——安家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當今考古界主心骨級的專家。

作為宿白79級的碩士研究生，聊起和恩師在敦煌石窟做調查的經歷，安家瑤有很多故事要講：「宿白對學生很嚴格，我們在石窟里做調查的時候，天天都要寫記錄、畫圖，老師還要把記錄收上去批改，連字寫得不端正都批評，天天如此。

」

聽到學生的「抱怨」，宿白笑了：「做老師的，當然要對學生嚴格要求，要負責任嘛。

」

嚴師出高徒，僅在石窟寺考古方面，宿白就培養出了眾多優秀弟子。

多年後，他們都在各自的研究崗位上做出了一番新天地。

樊錦詩，敦煌研究院院長，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62年在宿白的帶領下來到敦煌石窟調查實習，從此便深深愛上了這片土地。

她在接受採訪時說：「宿白提出運用考古學全面記錄的方法為石窟保存科學的檔案資料。

我來敦煌就是運用老師傳授的知識，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餘載的樊錦詩，終於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的初稿，急忙送到北京交給老師過目。

然而，宿白卻不滿意，只好拿回去修改，如此反覆幾次，才得到了恩師首肯。

所以，這本報告直到2011年才最終出版。

嚴謹治學，宿白不僅親自實踐著對學術的承諾，也始終這樣要求著自己的學生。

田野能力過硬，文獻功底也不能差，宿白希望自己的學生成為「全才」。

韋正，宿白2002級的博士研究生，已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的他，說起當年老師對自己的教導，仍然感慨良多。

韋正告訴記者，剛到北大，宿白來宿舍里了解新生情況，看到書架上有一套《資治通鑑》，就讓他讀這個。

「每周都要讀，每周都要匯報。

當時覺得壓力特別大，不過現在受益無窮。

」

對於讀史書，安家瑤也說：「老師要求我們天天讀史書，讀的時候可能記不住什麼，但一旦遇到相關的遺蹟遺物就會馬上回想起來。

」

「那你現在還讀嗎？」宿白突然插話問道。

「讀的讀的。

」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學生連忙從沙發上欠起身子回答。

人生導師

宿白的「要求」不單在專業學習和研究中，在生活細節上，他也經常「管閒事」。

在弟子心中，跟宿白學知識，學方法，也學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他就像一個家長。

」安家瑤這樣評價老師宿白，「學習他要管，日常習慣也要管。

先生嚴格要求我們，自己也身體力行。

」她告訴記者，出去實習，宿白和學生們一樣到食堂打飯，從不開小灶。

有人想請發掘隊吃飯，他也極少答應，在他看來，考古發掘是腳踏實地的工作，不是吃吃喝喝拉關係。

「對於發掘地的規章制度，宿白嚴格遵守。

」安家瑤講了這樣一件往事：他們在敦煌實習時，住在研究所宿舍，吃飯在職工食堂。

當時，實習隊里有一個叫菅谷文則的日本留學生，按照規定，所里的宿舍和食堂不向外國人開放，他只好住到敦煌縣城，吃飯也只能在外邊的小店解決。

當時，如果宿白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完全可以為他走走後門，但他說規定就是規定，不能因為是自己的學生就破壞。

「菅谷當時住得是夠遠的。

」聽到這裡，宿白感慨道，語氣中充滿歉意。

但這種嚴守規定、不搞特殊化的做法不僅得到了菅谷的理解，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面對這樣嚴格的老師，學生有了不同意見該怎麼辦？」記者問。

安家瑤坦言：「他對學生管得很嚴，但從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

宿白插話：「有不同意見就討論唄。

」

「他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就是定論，一直鼓勵學生有新想法，只要能找到確鑿證據證明想法，他都會接受。

」安家瑤說。

謙虛做人，嚴謹治學——這是宿白畢生的信條。

如今，桃李滿天下的宿白已不再收徒，但還是有很多考古學、人文專業，乃至其他學科的學生去閱讀他的經典著作，思考他的研究方法，傳講他的為學故事。

記者想讓宿白對現在的青年學生說一點寄語。

老先生閉目冥思了一會兒，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珍惜做學生的時光，多讀書。

想做其他事情，畢業之後有的是時間，但可以踏踏實實讀書的時間只有學生時代，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抓緊時間，多讀些有用的書。

」

宿白的書

宿白先生（祁慶國攝）

大凡學者都愛書，宿白先生也是這樣。

先生自上世紀50年代初執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從給考古人員訓練班講課始，至今以八十多歲高齡仍帶有博士研究生，五十餘年來教過的學生數以千計。

我無緣做先生的學生，卻有緣在三十年前就與先生相識。

1973 年我由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入北大歷史系，被錄取於中國史專業。

那時家人認為學考古比一般文史在政治上保險，於是母親出面找到她當時在國家文物局的一位老同事，請他幫忙與北大聯繫，希望能讓我轉到考古專業。

很快有人帶來一張字條，說宿白先生約我到他家裡見面。

那之前我沒聽說過先生的名字，更不知道先生是誰，只是按字條上的地址，懵懵懂懂找到先生在朗潤園的家，怯生生地與先生見了面，結果卻未被接受。

後來才知道，先生了解到我文革前的學歷僅為初中一年級，感到文化課的基礎太薄，又見是一瘦小的女生，可能考慮今後做田野考古也不適宜。

說實話那次見面我對先生本人印象並不深卻對他家裡的「書山「留下深刻記憶。

就在先生與我談話的房間地當中，一本壓一本，一疊挨一疊，方方正正地碼放著一個長、寬各達二三米，高半人多的立方體書堆。

我剛從農村回來，目測那堆書的體積至少相當一卡車的土方量。

簡直就是一座書山。

好像當時先生家還有房間被別人占著，所以書只好碼在地中間。

我從小愛看書，卻沒有在誰家見過那麼多的書。

再次與宿白先生接觸，已是20世紀80年代，我從中國史專業畢業後入文物出版社，在《文物》月刊做了編輯。

那時先生的文章除了篇幅長的在《考古學報》發表外，一般都是送給《文物》。

稿件先是一位老編輯負責後來大都轉至我手上。

與先生接觸久了，特別是工作中與考古界學人的交往，才使我逐漸了解了先生的學問、為人和在考古界的聲望。

先生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讀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直接師從一批當時在校任教的知名學者，後來先生曾逐一向我說到這些老師，那真是一連串如雷貫耳的名字。

如古文字學家容庚、中西交通史學家馮承鈞、史學大家陳垣古史學家孫作雲、古籍版本學家趙萬里、考古學及中西交通史學家向達、佛教史學大家湯用彤等等，這是一批傳統文化特別是古文獻功力深厚的學者，先生正是從他們那裡得到真傳感悟了中國古文化中最核心和精華的部分——古代文獻的博大和精深。

畢業後先生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參與整理善本古籍，接觸了包括李盛鐸木犀軒藏書在內的幾批重要新入館圖書，尤其是其中一批珍貴的朝鮮刻本漢文典籍。

直接的過手和經眼，大大提高了先生古籍版本和古文獻的學養，也開始留意並盡其所能搜集自己喜歡的書籍。

徐苹芳先生曾講過先生早年與書有關的一則往事：40 年代後期先生和師母結婚住在東城老北大紅樓附近，當時內戰正酣國統區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民眾生活日愈窘迫。

一次師母拿出家中不多的錢讓先生去買米。

先生走著走著就到了隆福寺的修續堂書店瀏覽中看到一本尋覓已久的書。

猶豫再三，恐失之交臂到底用買米的錢買了書。

回到家裡，師母當然生氣。

這件事被先生記在所買之書上多年後徐先生碰巧借閱時看到。

剛聽到這個故事時我腦子裡先出現的就是當年先生家那座碩大無比的「書山」，原來那正是先生傾數十年之功，甚至節衣縮食一本一本精選和積攢起來的。

數量的積累也是學問的積累。

正是由於這些積累先生的研究功力日愈顯露。

1951年，先生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以下簡稱《校注》），這是先生將古代文獻引入石窟寺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標誌。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47 年先生在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偶於繆荃孫抄自《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志》條所引《析津志》文內，發現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錄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以下簡稱《金碑》） 文中記錄了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在歷史上的重修情況，而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從不為人知的文獻資料。

先生在《校注》中指出：「記述詳細，徵引宏博。

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

」肯定了碑文的重要史料價值。

通過對碑文提供的新資料主要是所述雲岡十寺等內容的研究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以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

此文經先生長達五年的修訂，於1956 年第1期《北京大學學報》發表，引起國內外特別是日本中國石窟研究者的注意。

原來自20世紀初年起，日本學者就開始了對雲岡石窟的考察和研究。

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已有包括伊東忠太、大村西崖、關野貞、常盤大定和小野玄妙等在內的十多位日本學者發表了關於雲岡石窟的研究文章，出版了有關圖錄。

30年代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京都大學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在1938—1945年對雲岡石窟進行了連續八年的全面調查、記錄和實測還對部分窟前遺址作了小規模的發掘。

1951一1956年，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的形式，陸續出版了十六卷三十二冊大型《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

這套書卷秩浩大，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的最高水平。

先生《校注》一文發表後，作者（先生當時尚不到三十五歲）和文章所披露的《金碑》資料都是日本學者不知道的。

但是他們不太相信這份文獻，可能也不屑與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理論。

一直到1978 年先生又發表《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1期）。

如果《校注》的發表是風乍起，則《試論》的發表無疑於投石擊水先生一系列新的研究結論終於使日本學者感到了壓力並做出回應。

1980 到1981年長廣敏雄先後在日本《東方學》第60輯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在《佛教藝術》第134號發表( 雲岡石窟之謎》，對先生的研究予以極不客氣的反駁，甚至公開質疑《析津志》所載《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實性。

1982 年先生髮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2 年2 期），答覆了長廣的質疑，論證了《金碑》的可靠性和熊自得錄文的無竄補。

1989年，先生在日本平凡社和中國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十七卷本《中國石窟》之《雲岡石窟（一） 》（日文版）發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1990年長廣敏雄於《中國石窟》之《雲岡石窟（二）》（日文版）中著《雲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徵》在該文中末段的最末一個「注」中，終於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

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 。

雖然有些扭捏卻是部分同意了先生的觀點。

這在日本學者已屬不易。

對於這場長達30餘年的筆墨官司，尤其是在這場爭論中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歷史考古學應該如何對待舉世聞名的，極其豐富的中國歷史文獻的問題。

徐苹芳先生在1998 年第2 期《文物》發表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文中作了精闢的論述。

我感到這是先生學術生涯中得益於古文獻並將其成功運用於考古學研究的最精彩的一筆。

1957年，先生的《白沙宋墓》作為文物出版社建社後的第一批書出版。

這是一本極具個性的，富有濃厚研究色彩的考古報告，但還是一本考古報告。

而學術地位之高，如先生者的第一部研究專著——《中國石窟寺研究》, 卻遲至1996 年才正式出版。

其實，20世紀80 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著作的出版特別是有些名氣的學者出書已不是太困難的事。

先生的好幾位學生就都早於先生出版了學術專著，有的還出了不止一本。

先生之所以在從事研究教學近半個世紀後才出版第一部個人專著，除了文革等因素外，主要是對專著所持的極為審慎的態度——他精選了過去發表的23篇有關中國石窟寺研究的論文，對每一篇都作了仔細的校訂。

根據新發現的資料對多數文章作了部分補充和改寫並將這些改動（包括增、刪了哪幾處文字補了哪幾張圖）都一一記錄在每篇文章的後面。

《中國石窟寺研究》代表著先生在創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的傑出理論建樹，「它記錄了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全部創建歷程，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一項豐碩學術成果，也是近年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引徐苹芳文）。

該書出版後學術聲望很高，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一等獎（且為獲獎作品中唯一的個人專著）、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以及美國史密森學院和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中心聯合設立並頒發的「島田著作獎」。

1979年考察克孜爾石窟與文管所同仁合影（圖/姚士宏）

接著，先生的另外兩部學術著作《藏傳佛教寺院考古》 (文物出版社1969年 和《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也相繼出版。

其中《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獲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和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然而，先生還有許多方面，如古代城市、墓葬、建築、壁畫、工藝、陶瓷等學術文章散見於各雜誌，據統計近七十萬字；另有《敦煌七講》《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中國佛教考古》《古代建築》《漢文佛籍目錄》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研究》等多部專題講義均未出版。

其中有的講義曾在學生中輾轉手抄或複印流傳。

我們曾與先生討論結集和出版之事，先生說，那要一篇一篇校訂修改，要有時間哪能原封不動地拿出去。

先生多次說過去古人哪有活著出文集的，只有死後才出，「文章哪有不改的,活著就要不斷修改，死了才出書，這就是蓋棺論定的本意。

」 「不要急著發表，急著出書白紙黑字，說錯了就是死了也得記在你名下也得你自己扛著。

」

先生的習慣是文章寫完了放進抽屜里，隔些時候拿出來再看，再改，再放回去。

就是送到編輯部，到了印刷廠只要有問題有新發現新體會仍要照改不誤。

我做編輯對此深有體會。

先生的稿子常常改到三校樣，核紅樣，還是有得改。

經常是新刊物剛送到北大，先生的勘誤表就拿回來了一字一字地糾錯漏。

聽社裡老人說當年先生看《白沙宋墓》校樣更是一直改到第六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中國古人從來以文字為神聖，史官因秉筆直書而不畏死。

視學術為生命的真學者往往都對自己的文章百鍊千錘而又百般呵護，字字都是自己的兒女。

2001年，先生喜遷藍旗營小區新居，房間大了許多。

記得第一次去，先生高興地先帶我們參觀，卻發現除客廳和先生，師母的一間臥室外，其餘三間都做了書房，而其中兩間根本就是書庫四壁和地中間都排列著到房頂的書架。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三聯書店1997 年) 憶自己當年在胡適家做助手幫助老師整理約二十架的藏書，仍驚異於這位大學者除預備寫中國哲學史的書外其他書籍的缺乏，他的結論是：胡適不求藏書，更不談版本，他只是為他的應用而買書的。

先生用古文獻做研究，是很講究版本的。

但先生的書也不是藏書家的收藏，主要也是為了研究使用。

先生書架上的書排列不很整齊，往往越是使用最頻繁的書，擺放得越亂，越隨意，而那些堆放在先生常坐的沙發扶手上身後暖氣上，乃至周圍地上腳邊的書則或是先生近期正在閱讀和思考的，或是各地剛出版的新書。

我每到先生家常留意距先生手邊最近的那些書，總能看到大量考古學、史學甚至文學藝術方面的最新出版物。

一次看到新版線裝大字本的《沈從文小說選》先生見我喜歡說借你拿回去看吧。

「先生近年每說，我現在不買書了新書都是人家送的。

但我知道先生遇到書還是買。

2000年夏我們和先生到開封，同去的徐苹芳先生中午出去拍照，在街上書店裡買到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的清末宋繼郊《東京志略》。

臨回來那天中午，先生一人不知去了哪裡。

大家正著急，先生熱得滿臉通紅回來了，原來也是去買這部書了，書很大很厚，年邁的先生沒叫任何人，自己走著去書店，又抱著書走回來。

那一刻不知在場的其他人我的心裡真的是無地自容。

先生無止境的求知腳步，我們是永遠趕不上了。

當時的情景，至今銘記在心。

常聽先生的學生說怕見先生，因為見了面總是要問「最近在看什麼書？有什麼心得？「現在是印刷品泛濫而少有人讀書的時代，人們一般只看報紙和電視。

答不上先生的問話，所以怕見。

我知道先生喜看書做學問的學生，喜不趨利的學生，喜與學生們討論書里的問題。

先生的標準在時下太高了，許多人真的做不到。

2002 年是先生八十壽辰學生們籌劃以撰寫論文的方式向老師祝壽。

先生得知後很高興，但說入選文章須經他自己看過。

其實先生對每篇論文的題目都有要求，聽說幾位學者的原擬題目就被否定了。

在這套現已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前面的「緣起」中，也是先生學生的編者有這樣一段話：宿先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也體現在這本論文集中。

入選的論文皆經宿先生親自審閱，有的看得很仔細，像在學校上課批改作業一樣對論文的基礎資料，推論是否規範乃至於文字的潤色，都作了一些修改。

在當前學風不正的情況下，宿先生這種嚴肅認真的學風，再一次給我們上了一堂十分有意義的課。

文集出版後，先生將一部分書存放在紅樓我的辦公室，囑按他的指示送人。

一次某省考古所幾位同志進京，見先生後拿了字條來我按字條上先生寫的幾個名字給了書。

其中一位熟人悄悄告訴我，他們一起來的其實不止這幾人，還有一位官員，先生只沒有送他書。

我知道先生送這套書的標準只有一個：給看書和用書的人。

今年春節前我們照例去先生家拜早年。

寒暄後，先生問：「看了新出的《燕京學報》沒有?」我們都答沒有。

先生始拿出兩種學報抽印本，贈我們每人各兩冊，還叮囑說：「回去要看！下次要問的！」原來在《燕京學報》新十五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 月)，先生同時發表了二篇學術文章一篇題為《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陽修定寺塔事輯》，一篇題為《日本奈良法隆寺參觀記》。

第二篇是先生據約二十年前（1984年）參觀日本奈良法隆寺塔時所記「舊日記錄「對法隆寺現存有關建築形制、遺物遺蹟所作的分析研究。

在感嘆先生八十多歲仍孜孜於學問的同時，想到先生的一批「舊日記錄」，其實也是學術筆記。

先生的步履曾遍及全國和世界，每到一地總先仔細觀察（先生最反對到了一地就胡亂拍照，帶回一堆不知是什麼的照片)，繼而拿出小本記筆記。

不但文字詳盡，重要處還有步測距離和手繪草圖，幾十年來得幾十本，先生《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的西藏地區佛寺調查部分就是主要根據1959年和1988年兩次進藏的調查筆記整理。

其中1959年調查的許多佛寺，今天早已不存，先生筆記中的文字、草圖和數據，成了復原、研究那些佛寺建築的寶貴依據。

考察南京棲霞山摩崖石刻（圖/吳江）

2001年，我為三聯書店編張光直紀念文集，有史事請教，先生很快拿出一本80年代某年某月某日的筆記。

可能當時手頭沒有合適的筆，我記得先生那幾頁筆記是用紅色原子筆寫的，總之，我認為先生這幾十本學術筆記極為重要，其中不知還有多少沒寫成的文章和書稿。

1996年，先生在侯藝兵攝《世紀學人百年影像集》（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自己的照片旁手書一則漢譯薩迦格言：「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我偶在書店看到此書中這則題字時心底起大震動：先生既公開直書這一格言絕非自詡而是自勉——要以大海為本。

只有海的博大和深邃，才能處逆境而不餒，遇榮辱而不驚。

近年常有媒體要求採訪先生多謝絕，常說：「我就是一個教員嘛，一個北大的教員。

」這話也使我震動。

常有以「高山仰止」喻學問品德的崇高，原來總覺俗濫，今天用來比先生，也感貼切。

每到先生家, 見先生坐擁書城，身邊腳下都是書，景仰之情，油然而升。

本文綜合光明日報、澎湃新聞、北大新聞中心、《文物參考資料》、《中國文化遺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