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農民的歷史觀和文化價值觀（十二）

收藏與家傳——:文化流傳的琥珀與化石

（一）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於西晉咸寧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准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亦稱《汲冢紀年》《古文紀年》（秦以前文字），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而且，《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

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說：「《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於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

」[1]《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

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為止。

《竹書紀年》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

但它在宋時歷經了佚散後又重新收集整理的過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此書開篇是以君主紀年為綱目，上下記載了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

（二）孫子兵法與孫斌兵法

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簡牘，就是這樣的一個考古奇蹟。

其最令世人矚目的是《孫子兵法》與失傳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同時出土，結束了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爭論，使千年迷案一朝得解。

銀雀山漢墓簡牘與「馬王堆」「兵馬俑」齊名，是「新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被列入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名錄。

水中漂起竹片寫著「齊桓公」

孫子兵法竹簡

在臨沂市南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崗，遍布一種形狀似鳥雀的灌木花，每到春天便開滿白色的花，因而得名銀雀山。

40多年前，臨沂地區衛生局選中此地打算建一座辦公樓，沒想到卻在施工過程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座漢代古墓，並由此揭開了一樁千古迷案。

1972年4月14日，考古工作人員清理開始這座直接在岩石上開鑿而成的漢墓，在墓坑的棺槨內發現了漆木器、陶器、銅鏡、錢幣等隨葬品。

由於墓坑內有積水，考古人員在清理器物時看到一根竹片從水中漂浮上來，在不經意漂洗竹片上的泥漿後發現上面有字，在場專家仔細辨認後，看清了竹片上有「齊桓公問管子曰」幾個字，興奮大呼：「這是古代的竹簡！」

不可思議的是，與這座漢墓僅僅相隔幾十厘米，又發現了二號漢墓，同樣出土了一批竹簡。

長期浸泡在淤泥中的竹簡因聯綴的編繩已朽斷無存，皆散亂失次，有的簡體殘損嚴重。

這批竹簡被運往北京後，考古專家用毛筆蘸著清水一點一滴地耐心沖洗，稍有不慎不僅墨跡會被抹掉，簡片也會變成一堆爛泥。

在洗去水銹之後,竹簡上的字跡逐漸顯出，被塵封的歷史重現在世人眼前。

直至1974年5月，簡牘整理工作才宣告結束。

當年6月，周恩來總理親自調撥專列將這批簡牘運回山東，併入藏山東省博物館。

銀雀山一號墓共發掘出竹簡4942枚，長為27.6厘米的長簡占絕大部分，還有長約18厘米的短簡，另外發現少量「尺牘」。

二號墓整理出竹簡32枚，簡長69厘米。

簡文上的書體為早期隸書，大致為寫於西漢文景時期至武帝初期，不是出於一人手筆。

關於墓主人的身份，雖然沒有定論，但從一號墓發現的底部刻有「司馬」二字的漆耳杯上，學者推測墓主為司馬氏，司馬本為掌管軍事之職，其後代或以其官職為氏。

也有人推測墓主人或是一位藏書家。

二號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視為二號墓主人的姓氏。

至於有學者認為這兩座墓是夫妻合葬墓，這個說法則存疑。

終於分清了孫武與孫臏

銀雀山漢墓簡牘主要包括四類古書，一兵書，論政論兵之書，數術書，和其他古書。

它們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古代兵法、曆法、簡冊制度和書法藝術等都提供了可貴資料。

尤其是數量龐大的兵書，幾乎可以陳列一個兵書博物館，銀雀山漢簡是目前為止國內出土兵書數量最大、內容最豐富的考古發現。

其中最令世人激動的是，《孫子兵法》與失傳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同墓出土，結束了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千古論爭。

大約成書於春秋末期的《孫子兵法》是享譽世界的軍事著作，被譽為「兵學聖典」，但是關於作者的身份，歷代學者卻莫衷一是。

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有《吳孫子》（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孫武因其成名在吳，故稱「吳孫子」。

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晚孫武百餘年，《史記》、《漢書》等均有記載，「孫子臏腳」和「馬陵之戰」是其廣為人知的兩則事例，因其成名於齊，故稱「齊孫子」。

因《齊孫子》不見於隋代及以後文獻，關於孫武與孫臏，學者便展開了長達千年的論爭。

直到銀雀山漢墓簡牘讓《孫臏兵法》重現光華，並與《孫子兵法》同時出土，才驅散了千古迷團，歷史原貌不辨自明：孫武，孫臏實為兩個人，且各有兵書傳世。

在編號為0233號的竹簡上，有「吳王問孫子曰」等字樣，在第0108號竹簡上，寫有「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由此看來，吳王面對的孫子是孫武無疑，而與齊威王談論用兵之策的，則是孫臏。

這個發現可謂石破天驚，一經發布便引起了世界範圍的極大關注，並掀起了「孫子兵法」研究的新一輪熱潮。

鑒於其重要性，20世紀70年代，該項考古項目被評為「新中國5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20世紀90年代，該項考古項目又被評為「新中國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21世紀初，該項考古項目再次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發現」之一。

（三）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發現於唐初，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分別刻有小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

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周宣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

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

原石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四）狀元試卷

一份明萬曆年間的狀元試卷

1月3日 · 東莞市板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經理

1983年，山東益都縣（今青州市）一趙姓人家獻出了明萬曆年間一份狀元試卷。

這份試卷是一張長、寬各約70厘米的白色折型硬紙，卷首寫著考生的姓名、籍貫，後面是萬曆朱批，每字有約5厘米大，殿試文章約占卷面的3／5。

從試卷看，這位25歲的考生趙秉忠在皇帝和9位主考官面前，不打草稿，寫出2000多字，竟無錯字，無一塗改，字跡清秀。

試卷的試題是「論天下之政」。

面對這麼個大題目，考生在時間短、無資料情況下，用典自然，論證嚴謹，卷面上布滿了主考官們表示讚賞的密密麻麻的紅圈。

文章在觸及到當朝時弊、弱點時，僅說比洪武年間有些不足比聖明的「太祖武皇帝」治國才能差一點，這顯然是明朝任何一個皇帝都能接受的。

果然，趙秉忠的試卷出類拔萃，9位主考官極為滿意地向皇帝推薦。

萬曆閱後，在文章的右上方用朱筆批「第一甲第一名」6個大字。

趙秉忠官至戶部尚書。

後來在政見上與魏忠賢閹黨發生衝突，告老還鄉。

離京時，他將狀元卷攜出，趙家一代代後人精收藏，保存至今。

（五）總兵腰牌

70多歲老頭手持腰牌，考古專家要帶走研究，老頭一口回絕

歷史真面目

8月15日

在中國明代，產生了總兵這一詞彙，這一詞用來代表戍守邊區的統兵大將。

直到清朝，這項軍事制度仍然存在。

康乾盛世的時候，清朝共設置總兵83名。

在戰爭不斷發生，政治不穩定時，總兵越來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總兵腰牌」（可以用來象徵總兵身份的物件）大多不知所蹤。

但是，不久之前在湖南某地，一位七十幾歲的老漢持有腰牌，聲稱自己是將門之後，這完全使很多考古專家都覺得看到了希望，立即去一探究竟。

在湖南有一個叫湘鄉市的地方，這裡的村子本來寧靜安詳，現在每天幾乎都有持續不斷的鳴笛聲，這一切似乎被打破了。

一位老人家中，每日前來的人至少有幾十人，而這些人前來的原因都是那一塊所謂的寶物。

這位老者的名字叫做易邵白，這是一個穿著長衫，頭髮鬍鬚花白，看起來氣質非凡的老人。

據老人講述，自己的祖上與曾國藩同朝為官，後成為了湘軍的一員，曾與自己的湘軍兄弟重創太平天國。

「總兵」一職也是因為自己的累累戰功二得到的，這塊總兵腰牌也是由家族人代代相傳，才得以保留到現在。

此牌是調遣兵力的信物，多在戰時使用。

這正與古代皇帝「虎符」有異曲同工之妙，總兵腰牌都為總兵貼身隨帶，當在上戰場後，大多有去無回，最後腰牌也下落不明。

清朝有83枚總兵腰牌，但是能保存至今的又有多少呢？正是這個原因，考古專家們的興趣也被此腰牌激發。

剛開始他們來拜訪，老人還熱情接待，但是時間一長，來的人太多了，而且好多人想帶走研究，結果都被拒絕，易邵白老人說了一句話，「此物乃先皇所賜，交出實為不忠；且祖上相傳數代，交出亦為不孝，如此不忠不孝之人，吾實不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