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行竊」敦煌、陳寅恪哀痛敦煌、張大千被趕出敦煌...那些踽踽獨行大漠的先行者

其後，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

敕轉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勿稍污損，免滋誤會。

」向達在敦煌所居的中寺，與張大千居住的上寺就在隔壁。

《大公報》文章發表後不久，雙方關係隨之頗為緊張。

直至最後，兩人在榆林窟考察時仍有不愉快的遭遇發生。

到 1943 年5月，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幾乎是被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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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九零零年，英國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穿過克什米爾進入新疆，在遠遠看到維吾爾語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時，他興奮不已，意識到「已經進入要進行研究的地區」。

當時，古文字學家赫爾勒關於中國塔克拉瑪干沙漠附近抄本殘片的研究文章發表，暗示了該地區歷史的複雜性。

瑞典人斯文 · 赫定則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驗證了塔里木盆地埋藏著古代城市的推斷，帶回了大量實物。

這一系列事件讓野心勃勃的斯坦因看到了在中國西北出人頭地的希望。

伯希和

斯坦因的第一次考古之旅在丹丹烏里克、尼雅和拉瓦克大有斬獲，由駱駝和矮種馬組成的運輸隊馱著數量驚人的珍貴文物離開。

1906 年的第二次考古之行則令他意外地收穫了敦煌的無價之寶。

之前斯坦因已得到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個秘密石窟里發現了滿滿一屋子古書且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負責看管。

斯坦因馬上前往敦煌。

在精明的中國師爺指點下，他打算利用王道士「虔誠、無知而又執著」的性格「，採取審慎、緩慢的行動」得到這批文物。

斯坦因發現「王道士儘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卻對唐僧頂禮膜拜」，所以他總是在王道士面前把有關玄奘的記載和他漫長旅途的風土人情描述得細緻入微，竭力讓王道士相信將這些來自印度的佛經運回它們的故鄉一定功德無量。

最終，閉塞無知的王道士接受了斯坦因開出的條件，以40 錠馬蹄銀的代價出賣了所有被斯坦因 選中的經卷和帛畫，並且追加了60 捆漢文寫卷和 5 捆藏文寫卷，雙方約定這些銀兩為「功德錢」。

伯希和於1908年拍攝的莫高窟96窟外景（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王道士把藏經洞文書經卷及藝術品交給斯坦因，也因之交出了敦煌一度輝煌的歷史。

從漢武帝起，漢朝的版圖擴大到河西，隨後在張掖、武威、酒泉、敦煌設河西四郡。

長城一直修築到敦煌以西，設立起玉門關和陽關，從此敦煌成為由西域進入中原的大門。

藏經洞裡秘藏千年的文書、經卷、典籍、方誌、信札、契約、戶籍、帳簿、曲子等都是印刷術使用之前的手寫珍品。

這些文書的書寫時間從 5世紀至11 世紀不等，除漢文、藏文外，還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

世界上影響深遠的文明體系有四個，為中國、印度、伊斯蘭和希臘，季羨林先生曾說，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個交會點，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區。

因此，誰得到了敦煌及西域的文書文物，誰就能有機會復活中國及世界許多被忘懷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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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造訪敦煌 36 年後，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聞名的向達隨西北史地考察團前往敦煌。

他精力過人，敦煌相關學識之富，堪為國內考察人員之首選。

1944 年，向達作為西北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赴敦煌。

兩次珍貴的敦煌之行讓他得以深入西北，日後他在《西征小記》《莫高、榆林二窟雜考》中寫道：「自安西至敦煌舊為四站，二百八十里。

三十一年尚無公路，汽車即循大車轍道，順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頗崎嶇。

」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對日戰事最艱難的時光，國家與民族的希望日漸黯淡與渺茫，但西北的世界卻如同世外。

身為學者的向達一行身在西北，更身在歷史活靈活現的存在當中。

過往的那個世界中有一個民族強大而深厚的存在，那是一種靜默無聲的生機與力量。

130窟 盛唐（705—781） 是大像窟，古稱南大佛，27米高。

南壁繪有樂廷瑰夫婦供養像。

樂廷瑰夫人頭飾拋家髻，身穿綠衫紅裙，著巾帔。

身後有二女和侍女九人，或半臂衫裙，或幞頭男裝，顯示出供養者的虔誠和富有（此圖為段文杰復原臨摹圖）（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經過漢代玉門關及陽關遺址時，向達一行如入古城，如游墟市。

沿途所見胡楊成林，漢唐烽燧掩映其間，薄暮時夕陽斜照烽燧以及土阜之上，反射後呈黃金色，似蜃樓，又似海市，令人心疑此身不在荒漠之中。

初見莫高窟令向達感慨萬千：「六朝諸窟，素樸莊嚴，李唐諸窟，雍容華麗。

唐窟諸供養女像最佳，面容豐滿，儀態萬方，幾欲拜倒……」至西千佛洞，向達瞻禮北朝遺蹟，徘徊不忍去。

其後，他「朝夕徘徊於諸窟之間，縱觀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跡 ……神遊藝苑，心與古會，邊塞行役之苦，塵世擾攘之勞，不復關情，平生之樂無逾於此也」。

向達這些考察所見，後來都形成言簡意賅、內容豐贍的記錄。

他在兩次敦煌之行中親自進行考古發掘，做古窟調查、美術史分析、寫本文獻考釋，以科學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

其實，向達早年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時就與敦煌結緣。

1935 年秋，他更因「於經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

在斯坦因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考察隊從中國西北荒涼沉寂的地方不斷傳出驚人消息，埋藏在那裡的漢簡、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和文書上的多種文字都牽涉到久遠的時代，並暗示出被丟失的記憶。

當時在這塊土地上密集地來往著各種探險隊、考察隊、測量隊，從 1876 年起，50 年間進入中國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隊大約有 42 支。

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等人也接踵而至，捆載而歸，敦煌文物大量流散海外。

向達先在素以收藏東方善本書籍著稱的牛津大學「鮑德里圖書館」考察。

1936 年秋轉赴倫敦，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檢閱敦煌寫卷、漢籍及俗文學等寫卷。

1937 年末，又訪問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考察了來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寫卷。

在巴黎期間，還著重研究了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卷。

事實上，英國人把大量敦煌經卷拿走數十年，卻連一個起碼的目錄也未能編寫出來。

向達在國外抄錄整理，留下約一二百萬字的材料，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

後來，他據此撰寫的《倫敦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等為國內新興的敦煌學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後來藏經洞文書在中國亦成就一門敦煌學，這與向達的相關研究和考古工作密不可分。

莫高窟第130窟，大佛，盛唐（攝影：吳健）（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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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王道士把藏經洞遺書交給斯坦因，並非簡單的愚昧、貪婪所能描述的。

從1900 年 6月22日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到斯坦因到來，數年中已有不少經卷通過王道士之手散落到地方官紳手中。

藏經洞被發現之後，王道士曾向地方官報告，也為他們送去了寶物，卻未獲重視。

從 1907 年到1928 年，外國考察隊幾乎未受任何限制地從藏經洞帶走文物，而中國的官紳文人對這些文書價值的認識並不高於王道士。

地方官潘震看著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運走時詢問對方：「為何要把這些古代資料運到西方？」斯坦因沉默不答。

伯希和的考察團在100多年前拍攝的敦煌舊影（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直到1910 年清政府才作出決定，清點藏經洞的劫後殘餘並把剩餘卷子運往北京。

但在運送路途中文物又一次嚴重流失，幾乎每到一處就失竊一部分，無非是被拿去求官、賣錢，或是納入私囊。

陳寅恪曾經如是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 藏經洞文物的流散對中國學界實在是個警醒，從此，中國關於歷史學的概念發生了現代轉化。

王國維把殷墟甲骨文、漢簡、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敦煌藏經洞唐人文書視為中國現代歷史學四大發現。

但在這些歷史文獻被發現之初，中國學人大多反應遲緩。

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而從未想到刊布於世以供研究。

清內閣大檔剛被翻出來時險被焚毀，羅振玉聽說後把它弄到學部保存，辛亥革命後又移到歷史博物館，後因經費短缺，其中3/4的檔案被賣了廢紙，又是羅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販賣的檔案後，追到紙場用 3倍的價錢才買回來。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博士吳欣說：「中國過去的歷史著重考據，主要依靠正史。

但隨著 20 世紀考古的發現，需要從考古的方向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論證法。

敦煌文獻就證明了二重論證。

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沒有的，鮮活的社會各方面的細節和毫末。

能最直觀地反映社會的真實生態。

」可以說，正是敦煌文書的出現改變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情況，從此，中國的學者可以通過文本與實物去復原歷史的原貌。

1948年敦煌藝術研究所職工合影（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4

當向達於 1942 年到達敦煌時，張大千一行與另一個畫家王子云所率的考察團已待在那裡有一段時間了。

張大千於1941 年到達敦煌，率子侄門生與工匠歷時近三年，在敦煌莫高窟、安西 榆林窟臨摹壁畫大小270 余幅。

由王子云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也以臨摹為主，王子云說：「我們目的是為了保存現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

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

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已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可見身為藝術家的張大千在對待文物的態度上亦頗為「藝術」。

張大千在陪同於右任參觀張編第 20窟（今編號 130 窟）時，曾揭掉表層的宋代壁畫，露出盛唐時畫的樂庭瑰及夫人太原王氏供養人像。

於此事，從張大千自己早年的記錄來看其並不以為意，他說：第 20 窟「甬道兩壁畫，幾不可辨，偶於殘破處，隱約見內層朱色粲然，頗以為異，因破敗壁，遂復舊觀」。

張大千在敦煌

這種輕率的做法當然會激怒向達，他在1942 年11 月給傅斯年、李濟的信中指出：張大千「盤據此間，已歷年余，組合十餘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或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

隨後，向達在《大公報》撰文呼籲將千佛洞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管理。

這個呼籲日後漸成輿論。

對於向達而言，敦煌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國及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是公器而非私物，是民族精神、人類文明的命脈之所在，更是學者不惜一切代價要護持的神聖之物。

正如向達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張大千的行為太過「率爾從事，徒然損壞遺蹟，見譏識者，而於學術曾無補益也」。

張大千並不具備現代學術的知識概念和相應能力，經他剝離的外層壁畫被完全破壞。

這違背了基本的保護文物法則和學術道德，絕不能相容於學者。

220窟 初唐（618—704） 這是220窟的《舞樂圖》。

此畫是敦煌壁畫中規模 最大的舞樂圖。

人物眾多，場面宏偉，色彩絢麗， 線描豪放，神采生動（圖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5

向達可以說是第一個真正從考古學意義上提出敦煌保護的人。

當年他身在敦煌時曾遙想西千佛洞當日之莊嚴華麗，又感慨所見之毀壞崩塌，向達這樣寫道：「……故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黨河北岸，為風剝蝕，崖壁裂成深溝，形同峽谷。

」除卻自然之力，人為的破壞更令人痛心疾首，《西征小記》處處可見這樣的記載：「……不知是何妄人思欲以刀子截去，以致殘損……」，「…… 題記一方，為張大千所剝離，臨行以贈敦煌藝術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內何處……」解放後，向達曾歡欣萬分：「敦煌千佛洞設立了研究所，石窟裡面裝上電燈了。

西自天山，東至於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國家進行保護了。

敦煌發現的俗講文學的話本也已匯集起來即將出版了。

回想以前埋首伏案於倫敦、巴黎的圖書館中摸索敦煌殘卷，以及匹馬孤征，僕僕於驚沙大漠之間，深夜秉燭，獨自欣賞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畫，那種『摘埴索塗』、『空山寂歷』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然而，他的個人命運卻正走至令人悲傷的拐點。

解放後，向達說社會活動過多，「幾乎要 abnormal了」。

又說自己八個月來未有一日安坐於書桌之前，大有倦勤之意。

1957 年2月，全國政協開會，據鄭振鐸的日記所寫， 座談會上向達牢騷甚多。

向達的「倦勤」和「牢騷」，應該都與1949 年後政治運動過頻的社會氛圍相關，當然也與其個性相關。

他自恃畢生獨立治學，一向出言無忌，秉性狷介。

鄧嗣禹就曾目睹向達在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面前出言質問圖書經費一事，他當時表情嚴厲，完全不留餘地。

1949 年後我們對知識界預設的隔膜，乃是用積久的成見所築起，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時緊時緩。

從來天意高難問，向達不明其究竟，天真地認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它做得好，不讓它變化。

」他在 1957 年被劃為史學界第二號大右派，罪行中有一條是「文教部門的一些黨員領導人員無不被他誣衊謾罵，和他接觸過的四五十個共產黨員中除兩人以外，都有遭受過他惡意攻擊」。

加之曾建議認定「土家族」而被誣為「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致使向達在政治上被徹底打倒。

在運動中不知所從的向達後來交代說，自己早年從歐洲回國乘船過南海時，俯看海水碧藍，有此是歸宿處的感覺，而迄今彷徨茫然，既不甘落於朝代，又難捨棄治學生活，時時覺人生如同朝露。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向達被下放勞動，因身患尿毒症卻不能得到及時治 療而去世，時年 66 歲，這正是一個學者的黃金時代。

也是在那一年，籌劃多年的《敦煌莫高窟全集》被迫終止。

遠在西北大漠中的敦煌格外沉寂，那些久遠豐美、記載著人類文明的榮耀正黯淡失色○

（本文選自《敦煌：眾人收到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