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迴避的三個歷史人物——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與敦煌學的淵源

難以迴避的三個歷史人物

——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與敦煌學的淵源

雒青之

一個多世紀的風雨，清晰了一門顯學的容貌。

敦煌學在曲折發展中終於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中國敦煌學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但是，籠罩在敦煌學上空的疑雲迷霧，卻久拂不去，王圓籙、斯坦因、伯希和這些人的評價問題已經使我們難以自噤——迴避的時代已經結束，要麼繼續舊日經文的誦頌，要麼進行深刻的反思，二者必具其一，因為以上三人是所謂敦煌學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前提，任何企圖繞開他們侈談敦煌學顯然是徒勞無益的。

這三個人的歷史定位究竟如何？是像我們多年來乃至今天仍然堅持宣傳的那樣，是「賣國賊」、「強盜」、「騙子」，還是對敦煌學發展具有歷史功績的普通民眾與著名學者？筆者認為，結論應該是後者。

肩負十字架踽行敦煌學數十年的王圓籙、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我們進行敦煌學研究的夢魘。

在學術理論上正本清源，匡誤糾錯，是每一個研究敦煌學學人起碼的良知和勇氣，這，也是筆者寫作《百年敦煌》一書及本文的初衷。

（王圓籙）

王道士何許人也？一介草民而已。

他是陝南某山區人，祖籍湖北麻城。

可能與戰爭、饑饉引起的流民遷徙有關。

1899年，作為遊民的王圓籙來到敦煌，開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王圓籙這個名字，是在他成為道士後改的。

如果不是他於1900年偶然中發現了藏經洞，王圓籙這個草民姓名，決不會見於經傳的。

及至他處心積慮地用他認為是最滿意的方式和斯坦因、伯希和做了交易，最終使石窟藏書的精華部分流落國外後，落在他身上的罪名也就難以洗刷乾淨。

人們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勾結外國強盜的賣國賊」。

特別是在三個主要問題上，即斯坦因、伯希和與王圓籙交易的性質；王圓籙對藏經洞文物的權力與義務；王圓籙宗教行為的價值判斷，許多人並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事物發生髮展的本質，得出說服人的結論。

因此，筆者在其拙作《百年敦煌》中探討了這些基本觀點。

關於藏經洞交易的性質問題，人們習慣上認為，愚昧無知的王道士，勾結外國強盜騙子，出賣國寶，遺罪千古。

當年王圓籙和斯坦因、伯希和進行的交易畢竟是一種商業行為。

斯坦因用七百兩白銀，伯希和用五百兩白銀，換取了藏經洞裡近二萬件文物，連斯氏本人也毫不掩飾，認為確實便宜。

可是，對於王圓籙來說，他不認為有什麼吃虧的，反而很高興，覺得買主頗為大方。

因為在此之前，當他想方設法把這些文物向地方官員「出賣」時，對方不是不識貨，就是只拿東西不給分文。

而對於王圓籙來說，需要籌措錢款維修莫高窟和實現他「宏揚佛法」的理想。

關於王圓籙對藏經洞文物的權力與義務，有人指出，王道士一沒有權力出賣，二有義務去守護。

他未能這樣做，自然應以「監守自盜」論處。

但堅持這個論點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藏經洞是「國家財產」；王道士是「法定」或「准法定」文物保管人員。

問題是，這兩個基本條件存在不存在？

眾所周知，中國的寺院在歷代皇權的推波助瀾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權力，而且伴生出獨特的寺院經濟。

寺院田地可以免繳賦稅，可以出租，寺院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連皇帝都要給著名寺院「進貢」。

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中皇室供奉珍品之事，足以證明。

王圓籙身為莫高窟實際意義的「掌門人」，只有他有權掌管藏經洞的鑰匙。

他也是這樣做的。

他並沒有「愛國主義」或「賣國主義」的頭腦。

只所以最後與外國人成交，是因為外國人掏了銀子，不象官家只想白拿。

作為官府，也自始至終沒有把那一洞子佛經占了絕大數量的文物視為「國家財產」。

1900年王圓籙初次打開藏經洞後，就用毛驢馱了兩箱經捲去見安肅道台挺棟，這位官人看了兩卷，就說古人的毛筆字還沒有他寫得好，使王道士碰了一鼻子灰。

1902年，湖南進士汪宗翰任敦煌縣令，得到了王圓籙送的卷子後很感興趣，遂報告了甘肅學政葉昌熾。

葉昌熾學識好，愛金石，又適逢編訂《語石》一書，了解到藏經洞情形後，托汪宗翰「代求」了一些卷子以備出書之用。

一直到1910年，藏經洞下余卷子才輾轉運抵京師學部。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斯坦因第一次離開千佛洞時，拉了五牛車卷子，地方政府並沒有干涉，相反是「得地方官之允許」。

第二次從藏經洞購得十二大箱文物後，為了先去其他地方考察，他競將這些東西「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縣衙門裡」，1910年下余藏經洞文物解往北京時，清廷學部曾給千佛洞寺院「補償」了一筆錢。

從「補償」而非「賜賞」來看，清廷也承認藏經洞文物乃為寺院所有。

連葉昌熾編書需用的卷子，也是托汪宗翰「代求」的。

求誰？自然是王圓籙了。

可見藏經洞文物歸寺院所屬確鑿無疑。

既然藏經洞文物不是「國有資產」，王圓籙又不曾拿官府俸祿充當保管員，就不存在「盜賣」、「監守自盜」之說了，問題本來就極簡單，王圓籙既沒有保護文物的法律責任，也沒有「無私貢獻」的義務，他是出家人，世俗的道德難以約束他。

王圓籙一輩子都在為恢復莫高窟昔日的榮耀做不懈的努力。

他參與或直接完成了「九層樓」、「三層樓」、「古漢橋」、「太清宮」等建築的修建。

補葺大小佛洞，建造廳堂客舍等寺內建築，綠化寺外環境。

今天我們引以自豪的敦煌莫高窟標誌性建築——九層樓，就是王圓籙擴建成的。

王圓籙在二十世紀初期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成為特定事件的關鍵人物，既有歷史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

是王圓籙，而非別人發現了藏經洞，他從此就成了敦煌學研究鏈條中不可舍的一環。

王圓籙的歷史功績的實質是：凡經過他的手賣給外國的石窟遺書，至今沒有一件毀損，全部靜靜在存放在國外的博物館和科研單位里。

而流失於國內的則絕大部分不復存在。

當年藏經洞文物總數達五萬件以上，斯坦因、伯希和等人運走的不到一半，那麼，其餘的東西如今在哪裡呢？君不見藏經洞「劫餘」後剩下的千餘件卷子，在宣統元年運抵京師時，被當時堪稱「著名學者」兼朝廷大員的「四人幫」連偷帶搶，做為私產，甚至把長卷一分為二，手段殆毒。

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的動盪年月里，適逢西方優秀的、卑劣的探險、考古者們，紛紛前往中亞腹地探寶之時，歷史推出了一個並不愚昧的王道士，與職業道德及個人素質堪稱當時一流人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相遇，實乃不幸中之大幸。

由於這個歷史的偶然性，造成了一個歷史的必然——敦煌學由此誕生！在被譽為二十世紀初「四大考古發現」之一的藏經洞的發現中，王道士永遠是難以迴避或排除的關鍵角色。

是敦煌學產生的重要人物，從這個歷史意義上講，建立一個「王圓籙紀念館」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二

與王道士相會於敦煌的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在世界上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在中國，他們歷來被指責為「帝國主義分子」、「強盜」、「騙子」、「間諜」。

而在國外，他們的肖像高掛在學術殿堂的上方，他們的有關著作成為敦煌學研究的經典，他們的學術成就照亮了幾代後學之士，他們的文化人格成為做學文者的楷模，兩種評判，就如同川劇藝術里的「變臉」，何其差別乃爾！其實，只在認真翻閱一下斯、伯二氏的學術著作和有關傳記，我們就會發現，以前的一些判斷何其差廖！

人們斥責斯坦因、伯希和，總認為他們就是「文化強盜」，劫掠走了國寶，盜走了地下文物，橫行於中國西部，拍攝地形，幹著不可告人的間諜探子活動，是品質惡劣的帝國主義分子。

實際上恰恰相反，斯坦因、伯希和是著名於世界的學者、考古探險家。

著作等身，是敦煌學這一世界顯學的奠基人。

是西亞、中亞考古發掘的發現和保護者。

他們擁有合法進入中國考古探險的護照，他們在西域的考古發掘嚴格遵從行業規矩和要求進行，是當時眾多外國考古探險家中最具職業道德者。

在考古、地理探險、東方語言學諸多領域內，他們分別取得了無人企及的成就，成為一代文化巨人和曠世大師。

斯坦因、伯希和都是二十世紀傑出的科學工作者，他們從小勤奮好學，並且學業有成。

斯坦因先後攻讀於維也納大學、萊比錫大學、土賓根大學、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獲哲學博士學位。

他還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

伯希和畢業於法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為法蘭西遠東學院漢語教授、法蘭西學院特設講座終身教授、法國亞洲學會主席、蘇聯科學通訊院院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斯坦因最負盛名的是他的三次中亞考古探險，就是在這歷時幾十年的時間裡，總計獲得各類文物數萬件，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的有關收藏。

那些包括藏經洞發現物在內的敦煌古代文物，以及內容翔實、範圍廣泛的敦煌學巨著，極大地豐富了中亞考古內涵，為敦煌學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實物資料，使研究人員有可能從學術研究的荊棘中走向坦途。

結合考古發掘，斯坦因利用其淵博的知識，準確認證了一些久已湮沒於流沙的歷史古蹟。

如中國史書所載「精絕國」；玄奘當年經過的「 貨貨邏跡」，以及大名鼎鼎的「陽關」。

從斯坦因三次中亞考古探險的實際觀察，他是最有職業道德、最注意文物保護的學者之一。

他的考古實踐雖然採用多種方法，但從不採用本能使文物保存下來而去破壞的手段。

他的考古方法符合考古工作的一般要求。

如果告知那些一味指責斯坦因的人，斯氏發掘出來陳列在大英博物館裡的那些珍貴的文字文書資料，竟然相當一部分是從臭不可聞的垃圾堆里翻撿出來的，相信者肯定不多。

人們總願意把斯坦因和當代的揭墓賊聯想在一起，以為他穿堂入室，然後一件件地拿走其中珍寶。

孰不知，斯坦因每到一地，目光首先傾注於遺蹟的垃圾堆。

這是因為，經過當地「尋寶人」，亦即土生土長的文物盜賊的長期光臨，容易得到的珍寶類文物大都喪失殆盡，而保存在古代垃圾堆里的文字文書以及織帛類遺存物，是任何「尋寶人」不屑一顧的。

在丹丹烏里克遺址、尼雅遺址、安德悅遺址、樓蘭遺址，斯坦因和他僱傭的工人，長時間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撿幾個世紀前的垃圾堆，尋找其中的遺存文物，得到了我們稱之為「國寶」的東西，斯坦因堪稱為「垃圾博士」。

在清理遺址，發掘古墓，割離、搬走壁畫這些考古內容方面，斯坦因表現了一個有著良知的考古學家的理智。

有的地方，他對清理出的壁畫造像拍照後回填。

有的地方，他只一鏟下去，探明文化層的關係即可。

而有的地方，則需要做永久性剝離搬遷，如坍塌的寺廟，「尋寶人」劫掠一空的墓室、自然力下即將毀滅的遺蹟等。

搶救性措施可能是保存這些遺存物的唯一辦法。

有些人對於中國的文物放在外國總是想不通，但是如果對他說不這樣做這些文物早就消失，他們反而坦然。

這不是一種奇怪的心態嗎？

斯坦因的地理考古與探測也極具水準。

通過艱難的地理勘探，斯坦因解決了其考古探險中一系列疑難之點。

他沿途拍攝的山川風土人情民俗照片，生動高雅，為其著作增輝不少，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那種認為斯坦因可能負有某種「間諜」任務的觀點，純粹是毫無根據的臆想而已。

斯坦因身為著名學者、專家，其個人品行素質、在其對從事的科學工作的責任意識和獻身精神上，中外學術界有口皆碑，無不予以高度評價。

從興都庫什至帕米爾，從崑崙山到羅布泊，從廢棄了的古絲綢之路到風沙掩埋了的長城烽燧，斯坦因一步步走了過來。

在高山雪地，他曾凍掉了幾個足趾。

在羅布泊沙漠，他差一點命喪沙漠。

在吐魯蕃，他遭遇攜帶槍枝的強盜。

為了事業，他終身未娶。

1943年，八十一歲的斯坦因獲准進入他盼望已久的阿富汗去考古探險，卻中風逝於喀布爾。

根據本人遺願，斯坦因遺體被安葬於喀布爾公墓。

當時，阿富汗、美、英、波斯、伊拉克、蘇聯及許多國家駐阿代表參加了斯坦因葬禮，表示了對其的敬重。

斯坦因一生勤於著書立說，他的關於中亞的考證報告與研究論著一直到現在仍然是敦煌學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貴原始資料，他是敦煌學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之一。

在敦煌學建立上同樣有卓越功勳的，是斯坦因同時代、學術活動上的強有力競爭者法國學者伯希和。

如果說，斯坦因以其豐富的中亞考古資料和實物奠定了敦煌學的基礎的話，伯希和則憑藉其深厚的漢學大師地位，以其對敦煌學資料的分析和研究，成為公認的「敦煌學之父」。

伯希和自幼便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語言天賦，尤其對東方語言具有罕見的興趣和才能。

他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不可多見的東方語言天才，他精通古漢語、梵語、藏語、突厥語、蒙古語、波斯語、回鶻語、粟特語、吐火羅語、龜茲語、西夏語、安南語等數十種語言。

王道士和斯坦因的交易為伯希和的效仿鋪平了道路。

王道士只認馬蹄銀，儘管他絲毫不知道對方是多麼傑出的學者。

接過王道士遞過的鑰匙。

伯希和秉燭三周，從斯坦因過了一手的石窟藏書中精選出經卷寫本和少數民族文卷共計六千多件。

可以說，藏經洞卷子裡最有文物價值的，莫不被他搜羅而去。

1909年8月，伯希和將一箱敦煌寫本精品帶至北京「六國飯店」，並用一口流暢的漢語作了演講。

中國學者羅振玉等參加後「驚喜欲狂，如在夢寐」。

羅振玉相會伯希和並索要有關敦煌遺書資料，伯希和慨然相付，同時與之暢談，據羅回憶二人相談投機，以至於「戶外大雨如注，若弗聞也」，這就是羅振玉著述《敦煌石遺書》來由。

之後，伯、羅二人關係日趨密切，學術交流頻繁。

從1910年至1913年期間，伯希和從法國源源不斷地給這位相識不久的中國學者寄來了包括古典籍、地誌、圖經、星占書、陰陽書、古類書等敦煌寫本的影照，這又形成了羅振玉的《鳴沙室佚書》。

伯希和的虛懷若谷不僅於此，他還同時對其他求教的人在學術上給予幫助，包括中國學者王國維和日本著名敦煌學家羽田亨。

中國敦煌學的萌芽，就是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在國際學術交流中茁茁而生。

首先是羅振玉、王國維和伯希和的個人交往，為中國敦煌學的萌芽提供了一塊小小的園地。

憑藉這一塊沃土，中國敦煌學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達到舉世矚目的境界。

那些認為中國敦煌學是中國人白手起家，與「強盜」無關的看法，顯然是不客觀的。

除了國際學術交流外，伯希和在敦煌學領域內創造了若干個「第一」，成為和斯坦因並駕齊驅的西方敦煌學研究權威。

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同時代所有敦煌學家。

伯希和是最早對敦煌莫高窟進行編號的人，由於歷史原因，這種編號目前在敦煌學研究中仍然是一種無可替代的參照。

他是最早對莫高窟進行系統、大規模攝影記錄的人。

其結果是六卷本《敦煌石窟》的大型畫冊問世。

在東、西方，這個畫冊成為啟迪、研究敦煌學的鑰匙。

常書鴻走上敦煌，據他自己講，就是從巴黎街頭書攤一冊《敦煌石窟》畫冊引發的。

現敦煌研究院一些老研究人員，也承認自己從伯希和有關著述中受益非淺。

伯希和又是最早研究敦煌寫本的人。

1911年開始，他就開始就敦煌寫本不斷發表研究論文，其論文的價值舉世共認。

伯希和還是最早為敦煌寫本編目編號的人。

最後，他曾詳盡地對莫高窟壁畫中大量的題識、題款、榜題做了記錄，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學專著《筆記A》和《筆記B》。

從伯希和A、B筆記中最大獲益者是敦煌學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珍重這兩部筆記的原因，是因為伯希和抄錄下的題記的完整性。

這種完整性，對洞窟壁畫一個世紀來，由於天災人禍和自然因素而造成的某些題記的損壞、剝落、消褪，引發研究困難時，尤其顯得重要，它起了「孤本」校勘依據的作用。

1994年，我國正式出版了伯希和AB筆記的譯本，這成為中國敦煌學研究中的一件盛事。

無論是斯坦因還是伯希和，敦煌的考古探險和敦煌學的研究，都只占他們一生中學術成就中的一小部分。

即使這一小部分，卻已使其他研究者難以企及。

因此，無論身前身後，他們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推崇，這其中也包括中國敦煌學前驅人物羅振玉、王國維、蔣斧等人，他們對伯希和在學術研究上的幫助懷有深刻印象，並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了敬意。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西亞、中亞考古探險熱潮，實際上是一種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的文化浪潮。

精英人才聚集到這塊廣袤的沙漠戈壁上，憑藉其才識進行了空前的競爭。

處於最黑暗歷史階段的中國自然無法與其較量，其直接後果就是國寶外流。

今天，許多人從單純的愛國主義情感出發，對斯坦因、伯和還有王道士予以遣責，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些明了內情的學界人也這樣講就不妥了。

誠然，除了精英外，當年來到西域的也有如美國的華爾納、德國的勒考克之流，他們曾大肆破壞精美的壁畫，成為人類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歷史罪人。

這些人在當時就遭到包括他們本國學人的唾棄，是不可混同於斯坦因、伯希和而論的。

當我們冷靜的審視歷史，回顧百年敦煌時，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如果沒有王圓籙的發現，沒有斯坦因、伯希和與之交易，就不可能有敦煌學這門學問。

我們也不能不寬慰的是，歷史老人將「極其狡猾機警」的王道士和品學堪稱一流的斯坦因、伯希和「組和」了起來，在敦煌千佛洞裡演出一場「悲喜劇」，最終使藏經洞文物中的精華部分安然無損地保留下來，成為不幸中的大幸。

人們習慣於用現今的口號和原則去苛求古人，認為「應該如何如何」，這，不是太過於偏離現實嗎？但如果繞過此三人，不談他們的歷史功績，那不就成了最新版的「駝鳥政策」？因此，不論做什麼學問，包括敦煌學，頂要緊的是事實求是的學術態度。

（作者近照）

（作者系甘肅張掖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館研究員）

內容來源：中國作家網

本期編輯：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