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中國史前第一城

石峁外城城牆牆體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勇 馮國

石峁，一座孤寂的石頭城，在蒙陝近鄰處的黃河西岸，猶如黃土高原上的眾多土峁，默默地「潛行」了4000年。

如今，考古學家們的腳步終於叩響了這處史前文化遺產的處女地。

根據近五年來持續考古，考古學家在位於陝西省神木縣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石峁遺址，「石破天驚」般地發現了分布在黃土高原邊緣山峁上的4000年前基本套合的三重城垣，以及高大的城墩、巍峨的「哨樓」和品類繁多的玉器。

它不僅形象地展現了4000多年前中國人的偉大創造力，而且因其「接近」中華文明起源階段「三皇五帝」等人，引發一些史學家開始「對號入座」，試圖揭示這座「中國史前第一城」的「冰山一角」。

史前面積最大城址

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考古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這裡是「萬里長城」的一部分。

陝北的「黑金經濟」持續崛起，讓石峁漸漸走出淡定的生活，考古人員的腳步再次蒞臨這塊富饒而貧瘠的土地。

運用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和重點考古發掘相結合的方法，21世紀的考古人員發現了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構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東門址、韓家圪旦貴族墓葬區、樊家莊子祭壇等重要遺蹟，而且測定出史前城址興建於公元前2300年左右，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

考古調查與勘探表明，處於城址核心區塊的所謂「皇城台」，是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的核心分布區，台頂分布有成組的宮殿建築基址，其北側有池苑遺址。

「皇城台」周邊以塹山砌築的護坡石牆包裹，堅固雄厚、巍峨壯麗。

護牆自下而上斜收趨勢明顯，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層階結構。

讓人吃驚的是，其北部至今可見多達十餘級的護坡石牆，最高處與最低處垂直高度超過70米，局部牆體以巨型石雕的菱形眼紋裝飾，如同歐亞草原上的石雕人面像那般神秘。

如今的「皇城台」檯面上已是荒蕪一片。

通向「皇城台」的門道位於台體北端，上世紀70年代，當地百姓仍可見自台底通往台頂的石砌踏步，如今亦能辨出其兩側對稱分布的「墩台」等石構建築。

在「皇城台」周邊，歷年來還發現了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等高等級遺存，體現了布局有序、地位和功能高級的建築特徵。

「皇城台」的修建顯然傾注了使用者大量的精力，在追求本體固若金湯的同時，保持其威儀感和震懾力似乎更為重要。

包圍「皇城台」的內城，其城牆依山勢大致呈東北至西南向分布，面積約210萬平方米，城內分布著大量居址、墓地、窯址等遺蹟；外城則是利用內城東南部牆體向東南方向再行擴築的一道弧形石牆形成的封閉空間，城內面積約190萬平方米，也分布有一些居址和墓地。

內外城城牆總長度約10公里，寬度約2.5米，猶如長城盤踞山頂。

主持考古發掘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說，五年來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外城的東門址。

東門址體量巨大、結構複雜、築造技術先進，包含內、外兩重瓮城，以及砌石夯土墩台、門塾、馬面等城防設施，出土了玉鏟、玉鉞、玉璜、牙璋、陶器、壁畫、紝木和石雕頭像等重要遺物。

專家們普遍認為，石峁遺址的外城東門址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結構清晰、設計精巧、保存完好、裝飾華麗的城門遺蹟，堪稱「華夏第一門」。

從史前考古看，石峁遺址在中國史前考古史上無疑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僅石峁城址目前的「冰山一角」，就改寫了中國築城史和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的勢力劃分，其最新考古發掘更以其重大的學術意義，先後榮獲「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及「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等殊榮，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

因它的面積超過了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史前城址，遂有「中國史前第一城」的美譽。

「朝聖之城」玉石傳奇

站在「皇城台」邊緣，經過風雨剝蝕的石峁城址仍讓人感覺到氣勢恢宏、莊嚴肅穆。

堅固雄厚的城牆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內守的實體屏障，也是石峁統治者構建的重要精神屏障——其間夾雜著玉器與頭骨集中埋藏的情況，讓石峁成了4000年前的「朝聖之城」。

現在的石峁遺址，地表支離破碎、溝壑縱橫。

在以天然溝壑區分的十幾個相對獨立的梁峁上，均分布著居址、墓葬等龍山時期文化遺存，一些房址甚至修建在溝壑下切的基岩平台之上。

專家由此推測，石峁遺址的地貌形態4000年來沒有太過劇烈的變化，使石砌城牆大體保存下來，只不過原有的溝壑下切得更深，大型溝壑多形成於西漢以後。

孫周勇說，石峁遺址是公元前兩千年前後河套地區乃至整個北方地區唯一一處特大型中心聚落，它與周圍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構成了層級式聚落結構，其周邊散布著數量不等的面積在1萬至50萬平方米之間的中小型史前遺址。

正是這種多層級的聚落結構系統「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為區域核心的金字塔形社會結構。

石峁的瓮城、馬面等城防設施的出現，表明在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前夜，中國北方地區政治格局的複雜化及武力戰爭的頻繁，也成為東亞地區土石結構城防設施的最早實物資料。

而其建築奠基「頭骨坑」與「牆體藏玉」現象尤其值得關注。

考古工作者在外城東門址一帶共發現集中埋葬人頭骨的遺蹟6處，其中外瓮城外及門道處各發現1處，埋置人頭骨24具；東門址北端石砌城牆的牆體基礎之下發現4處，埋葬頭骨數量1至16顆不等。

在殷商時期的人祭禮儀中，有「斬人牲首」見載於甲骨文；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記載了戰國晚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石峁集中埋葬的頭骨，均位於早期地面之下或石牆牆基之下，距今4300年左右，眾多玉器有的靜悄悄地側身石牆縫之中，這些都應與城牆修建時奠基或祭祀活動有關，應當寄託著人們對聖城攮神驅鬼、保佑安全功能的期望。

據不完全統計，市場上的所謂石峁玉器數十年來流散到海外的數量達4000件以上，但關於石峁玉器的埋藏背景及出土位置卻鮮有述及。

近年來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確認石峁玉器的出土背景及埋藏位置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看，石峁玉器考古埋藏學背景主要包括大型土坑墓、祭壇或祭祀坑、石砌牆體三種情況。

其中，第三種情況屬首次發現。

中國古代文獻或神話中提到的玉門、瑤台、璇門等，從名稱看應當與玉石材料有關，顯示出神話創造的特性，成為驅鬼辟邪觀念催生的信仰武器，能夠滿足抵禦外來入侵者的心理需要。

石峁玉器在國際上以器形獨特出名，然而長期以來不能確認其出土時代。

如今，以刀、鏟等片狀器為大宗的石峁玉器，多數器物可見二次或多次改制現象，特別是作為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物質象徵的牙璋，風格獨特、出土層位明確，是探討中國早期上層建築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

讓專家驚訝的是，目前出土的石峁玉器中已明確發現了製作精美的良渚文化式玉琮、齊家文化式玉刀、石家河文化式玉鷹等。

這種多種史前文化的玉器集中一地的現象應非偶然，應當是其時上層社會精英階層間遠距離「奢侈品」交流的結果，也是在以玉為美、以玉為神的古代理念下獲取威望與地位的重要手段。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說，通過石峁玉器考古明確了四千年前的中國北方存在著傳奇般的「玉石之路」，進而反映了分布於東南西北各個方向史前文化區的上層社會之間應當存在著「奢侈品貿易網絡」。

當然，這些「奢侈品」或許是人類史前對於精神追求的物化體現。

「黃帝傳說」引遐想

自19世紀末甲骨文被發現以來，中國學人一直致力於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國上古史」，遂有殷墟考古後的夏商周「三代考古」，以及「滿天星斗」理念下的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冢廟一體的史前文明等重大發現。

然而，處於仰韶文化之後龍山文化時代的石峁遺址，為何會在黃河流域的中流——大河套地區「悄然綻放」，並成為其時中國北方最大的區域權力中心？

孫周勇說，經過廣泛的考古調研發現，以內蒙古中南部、陝西北部、山西西北等地為中心的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在四千多年前「突然出現了」數十座面積與規模不等的石城。

其中，中小型聚落多見石砌城垣，唯一的超大型聚落就是石峁遺址。

考古學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間的北方地區，經歷了財富高度集中，高等級聚落湧現，大型宮室、祭壇及公共設施形成的過程。

聚落規模差異逐步加大，聚落等級化趨勢明顯；防禦需求越來越強烈，環壕、城垣等防禦設施成為聚落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現象日益常態化，成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宮室、祭壇、王陵等反映社會公共權力的設施形成；個人財富不均、城鄉分化初現，開啟了早期城市化道路，邁開了走向早期國家的步伐。

與石峁有著「姻親」關係的較直接且距離不遠的史前巨型聚落，無疑是國內外聞名的山西陶寺。

考古研究發現，陶寺遺址時代稍晚於石峁，其晚期則被以二里頭文化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圈所吞噬。

雖然有陶寺或許是堯都的推測，但其被發端於仰韶文化的部族所滅卻是事實。

或許，正是這種多中心、對抗式聚落分布形態，受到某種「技術革命」的刺激，交通漸漸便利的史前族群開始逐漸向單中心、凝聚式的聚落形態演變，最終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形成了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早期王權國家。

正是受到考古新發現的激發，一些史學家、考古學家再次把歷史文獻、神話傳說跟考古成果結合起來，以「重建中國上古史」為目標把石峁城址跟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及其部落）等「五帝」人物聯繫起來。

先秦史學者、河北師範大學教授沈長雲，從古代文獻及歷史地理角度旁徵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

此說一出，學界有人立即撰文回應，指出將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鈎是危險的，並從世系年代、區域位置、築城傳統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與黃帝都邑存在文化特徵的不相稱性。

隨後，又出現了石峁遺址與上古西夏都邑、大禹先祖都邑以及與堯或共工有關等多種說法。

如何正確解讀出土資料與中國古典文獻之間的關係，為重構中國上古史貢獻智慧？一直是從事史前考古的考古學家努力的方向之一。

一般認為考古學文化與人群分布具有對應關係，但大量民族學材料表明，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在自發肩負將中國「信史時代」向上推移的責任下，先秦史學者與從事早期考古研究的學者幾乎就每一項重要發現從一開始便展開「對號入座」的研究，這成為數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和上古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特色。

科學保護乃當務之急

數十年來，考古發掘工作揭示出了許多重大的史前考古發現，但在沒有獲得充分的證據之前，考古材料與古史傳說、部族之間的關聯仍然顯得撲朔迷離。

通過考古發掘與文獻的綜合比對研究，獲得較為可信的上古社會圖景，是探討中華早期文明、走出傳說時代的必由之路。

陝西省神木縣委書記張生平說，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已把石峁遺址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和「國家一百五十處大遺址項目」之一，石峁遺址的未來建設無疑將按照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標準來進行規劃。

陝西省神木縣已在2015年成立了神木石峁遺址管理委員會，統一負責和協調石峁遺址的保護、考古及管理等工作。

總體來看，2015年石峁遺址的考古工作在完成了外城東門址和韓家圪旦貴族墓葬區的發掘之後，考慮到遺址保護與學術研究之間的現實情況，考古隊已積極調整了工作思路，正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遺址內部功能區劃的重點複查和前期資料的整理上。

至於已發掘出來的巨大城牆等文物的保護工作，囿於國內沒有先例的保護展陳條件，目前仍在探討過程中。

國際範圍內巨大古城保護多進行「裸展」，有鑒於此，相信未來的石峁古城也不會戴上「大蓋帽」。

石峁遺址的地表支離破碎、溝壑縱橫且石砌建築和散亂石塊遍布，傳統考古勘探已經不能獲取有用的布局信息，只能依賴面積有限的考古發掘和鏟刮剖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百姓在石牆裡發現玉器，引發毀滅性盜挖，石峁遺址的許多牆體被肢解、摧毀，在夏日暴雨和冬季嚴寒的多重影響下，石砌城牆極易坍塌。

目前，石峁遺址的保護規劃已經國家文物局審批，其概念性規劃及其後的建設規劃正在有序進行，而前期保護文物所需徵用的上千畝土地也有待落實。

如何實現文化遺產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共贏，仍是一道考題。

「新發現也不斷帶來新問題。

」陝西社科聯主席、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趙世超教授說，石峁玉器顏色斑斕、玉質精良，但至今還無明確的關於玉料來源的線索；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植物、動物、古DNA等多學科研究介入需要不斷推進，但面對這麼一處規模宏大、建構考究的大型石砌城址，科學考古發掘或許需要數十年，科學保護仍是當務之急，不能讓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再「流淚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