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游，「史前」就有城市群？

石家河玉器（資料照片拼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皮曙初、朱華穎

歷史的一半是從泥土中挖掘出來的。

早在1993年,季羨林先生參觀湖北省博物館和荊州博物館,看到許多出土文物後,「大為驚詫」,寫下《中國古史應當重寫》一文,指出長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與同期的黃河文化並駕齊驅。

近年來,長江中游江漢平原一帶不斷獲得新的重大考古發現,進一步「刷新」人們對史前至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的認識,重新構架了一個沉睡數千年的長江中游古文明中心壯麗圖景。

根據這些考古新成果,有學者甚至將歷史上的長江中游文明與雅典文明相比,認為「雙方都達到了一個燦爛的高峰,而且總體水平大致不相上下」。

「史前城市群」?

2016年,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新出土大量史前玉器,其精美程度令考古學者和史學家「大跌眼鏡」,一度無法相信這些是「史前」的作品。

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時間跨度在距今約4600年至4000年左右。

2017年4月12日,「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作為「史前長江中游文明中心」的石家河遺址位列其中。

專家評論認為,石家河玉器工藝水平高超到「令人震撼」,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同時也說明長江中游地區直至龍山時代仍然是中國文明起源中不容忽視的區域。

早在1954年冬,湖北京山和天門修建石龍過江水庫乾渠,考古工作者就在京山屈家嶺和天門石家河發現多處史前遺址。

在距今約5000年至4600年的屈家嶺遺址中,考古人員發現數量驚人的稻殼,與今天栽培的粳稻品種最為相近。

而在石家河遺址,他們發現很多陶製品,有陶雞、陶狗、陶豬、陶羊,還有抱著大魚的陶俑。

此後經過多輪考古發掘,又陸續發現大量史前遺址,年代分別與屈家嶺遺址、石家河遺址相仿,因此,考古學上將它們分別被命名為「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同時,長江中游還發現距今約8500年至63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遺址、距今約6300年至5000年的大溪文化遺址。

它們與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構成了長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並且是全球最早的稻作文化中心之一。

2015年11月,石家河遺址新一輪考古研究展開,240餘件精美史前玉器「現身」,顛覆了人們對「史前」這一概念的認知。

同時,考古人員還在石家河古城中心譚家嶺遺址發現了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的城址,始築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比此前考古揭示的最早築城年代提前了至少500年。

又在石家河古城西邊的印信台遺址,發現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祭祀文化遺蹟,推斷為迄今所見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

一般認為,青銅器、城市、文字和禮儀中心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要素。

華中師範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教授說:「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已經是文明時代的前夜。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介紹,當時這裡已經形成「文化高地」,它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陶寺、石峁以及川西的寶墩,堪稱當時四個最大的古城。

石家河影響周邊文化,同時也接受周邊文化的影響。

根據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專家推測:在距今4000年前,不僅長江中游有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而且中華大地已經基本形成了「文化認識共同體」。

「這一時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恰恰可以視為文化成熟的一個標誌。

」方勤說。

楚國「十三陵」?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一流傳於歷史中的名言,側面反映了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南方疆域最大、實力最強的諸侯國在文化和實力上的自負與自信。

而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不斷印證了楚文化巔峰時期的燦爛成就。

1978年,隨州曾侯乙墓橫空出世,一套完整青銅編鐘的出土,引起海內外的轟動,有人譽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2011年,隨州葉家山墓的發掘,再次「驚天動地」,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數量之多、工藝之精、年代之早均屬罕見,其中一組保存完好的編鐘,年代比曾侯乙編鐘要早500年。

從2011年到2013年、2014年,隨州葉家山、隨州文峰塔、棗陽郭家廟三處曾國大墓的發掘,連續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些大墓豐富而精美的墓藏,不僅勾勒出漢東古國曾國的完整歷史,而且反映了長江中游進入文明時代後的繁榮盛景。

「曾國曾長期作為楚國的附屬國而存在。

」蔡靖泉說,一個歷史上名不見經傳的楚國附屬,出土文物就達到如此震撼程度,楚國的文化成就「可想而知」。

在他看來,荊州熊家冢規模、等級、墓藏絕不亞於曾侯乙墓。

熊家冢位於荊州郊外的川店鎮,是目前所發現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國古墓,學術界普遍認為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楚國的一座王陵。

記者走訪這裡時,古墓深幽,遊客寥寥。

熊家冢古墓遺址公園占地15萬平方米,主冢、附冢猶如一大一小兩座山丘,坐西向東,兩側殉葬坑有130餘個。

「每個殉葬墓里埋有一人,意味著墓主有130餘人殉葬。

」荊州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劉德銀說。

40座車馬殉葬坑更為震撼,戰車遺蹟和戰馬遺骸排列整齊,保存完好,狀態生動。

其中一號車馬坑長132.6米、寬11.4米,43乘真車、164匹真馬組成的車馬陣氣勢恢宏,蔚為壯觀,是迄今所見先秦最大車馬陣。

「北有兵馬俑,南有熊家冢。

」這是一位歷史學家看到熊家冢後的評價。

據勘探,熊家冢主冢墓室長70米,寬67米,僅棺木面積就有400多平方米。

劉德銀說:「熊家冢的槨室面積與曾侯乙墓的槨室面積相比,大了近3倍。

如果墓主人是一代楚王,不難推測,他的墓藏應該比曾侯乙豐富得多。

」

荊州博物館研究員張萬高介紹,八嶺山37平方公里範圍內發現帶封土堆的古墓葬853座,直徑在70米以上的大型墓葬20多處,最大達到110米。

其中,規模可與熊家冢相媲美,具有完整陪葬墓、殉葬墓、車馬坑的至少六七處。

有人稱八嶺山為「楚十三陵」,認為紀南城既然是楚國最為強大、繁盛時期的郢都,八嶺山這裡極有可能是「楚王陵園」,成建制埋葬了十多個楚王。

蔡靖泉認為,戰國時期,楚國一度據有南半個中國,可謂泱泱大國,其時的郢都堪稱一個人口眾多、繁華富庶的「南方大都會」,城市人口估計已達30萬。

楚文化與古希臘文化幾乎處於同一時代。

一些學者認為,放眼戰國時代的世界,與楚國文化成就相輝映的,是古希臘,與郢都具有的歷史地位相媲美的,是古希臘名城雅典。

被譽為楚學泰斗的已故著名學者張正明認為:「在西方和東方的歷史視野中,不妨說,江陵曾是東方的雅典；當然也不妨說,雅典曾是西方的江陵。

」

千年不老唯文化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一把大火將楚國郢都燒掉。

直至1956年考古人員發現故城遺址,紀南城已經掩埋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長達2200多年。

華中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歷史學教授馬敏說:「千秋不老唯文化。

歷史可以沖淡一個王朝的背影,時間可以消弭一個時代的印跡,但文化烙印是永恆的,文化影響是深遠的,文化魅力是無窮的。

」

以編鐘、越王勾踐劍為代表,楚國青銅、複合銅、鑄鐵冶煉技術爐火純青。

以虎座飛鳥為代表的出土竹木漆器,種類繁多,紋飾絢麗,藝術造型豐富,紋樣圖案華美,顯示出楚文化奇詭浪漫的個性。

1982年發掘的馬山一號墓是一個不起眼的戰國小墓,但墓中卻是一個「絲綢寶庫」,出土絲織物達152件、保存完好35件,為認識古老的絲綢之國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簡牘文字的成批問世,更為先秦時期長江中游文明做出了精確的註解。

歷史上並無楚國簡牘現世,大量載有優美文字的楚簡都在近幾十年出土,內容包括迭籍、遣冊、日書、司法文書等,直接而生動地反映了古人生活的各個方面。

蔡靖泉認為,就楚文化的突出成就而言,主要體現在銅鐵冶鑄、絲織刺繡、漆器製作、玉石琢磨、道家學說、莊騷文學、書法繪畫、音樂舞蹈八個方面。

八大要素構成楚文化的完備體系,顯示出鮮明的特色、成熟的形態和奇偉的氣派。

秦統一中國之後,楚國湮滅,一度輝煌的楚文化化作文明元素融入正統中原文明,逐漸成為高度符號化的歷史記憶。

蔡靖泉說:「由於天下一統,南北合政,楚文化乃隨時移世變,成為新時代文化創造的重要基礎,並逐漸與其他地域文化融合演變為新型的漢文化。

」

方勤則認為,楚國滅亡以後,楚文化的綿延雖不再冠以「楚」的名號,其特質卻因漢王朝的強大,在更大範圍內得到傳承。

經過多年的楚文化考古和研究,學術界已經公認楚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楚文化,它是中華多元一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在調研中也發現,歷史遺存、故城遺蹟也面臨著保護和開發的兩難。

比如,楚紀南故城遺址區內,居民較多,私建住房、開挖魚塘、農業生產等與遺址保護矛盾突出,建築台基逐年被占壓、侵蝕,原有的文化堆積遭到破壞。

八嶺山古墓群亦是如此。

種在墓葬上的生態林、經濟林對墓葬造成破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種植的生態林慢慢長成參天大樹,樹大根深,可能會穿松封土,破壞墓室破壞結構,給埋在地下的文物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

文物保護專家呼籲,文物是一種稀缺資源,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

紀南城、八嶺山等遺址保護的難題亟須加快解決,越往後拖難度越大。

由於歷史的慣性,長江中游古文明價值尚未得到應有的認可,這也阻礙了對中華傳統文化優勢資源的進一步發掘。

在今天推進長江「文化大保護」的背景下,重新認識古文明價值,從楚文化剛強、浪漫的特徵中提煉具有現代性的文化元素,對於增強文化自信,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