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與漢簡書法

漢，就是漢代，兩漢，包括西漢和東漢，時間為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跨時426年。

簡，就是古代用於書寫的竹片。

漢簡，也即漢代人的書寫載體，也就是漢代人書寫在竹片上文字。

其實，漢代人的書寫載體還應該包括「牘」等其他載體。

牘，即木板。

簡牘，是漢以前漢字的主要的書寫載體，簡居多，因統稱為漢簡。

從書法史的角度看，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

由於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

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各有千秋，草率急就者居多。

漢簡雖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

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具，是書法藝術非主體性自覺時代書寫者的率性流露。

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楷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書法。

史冊記載，漢簡直到南北朝後期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有學者把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號稱中國「四大漢簡」。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

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700多枚漢簡。

這是近代初次發現的漢簡。

此後陸續有新的漢簡出土，至今共發現4萬餘枚。

從西漢簡上可看到漢字字體從古隸逐漸演變以及草書形成的過程，從東漢中後期簡上又可以看到隸書開始向楷書演變的情況，所以漢簡也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除了尼雅漢簡等少量比較特殊的例子，已發現的漢簡可以根據出土情況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里發現的，可簡稱為邊塞漢簡。

一類是在漢墓里發現的，可簡稱為墓葬漢簡。

還可分為三種：

1、敦煌漢簡

斯坦因於1907年在敦煌附近發現漢簡後，1914年又在甘肅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170枚左右漢簡。

1944年夏鼐等對敦煌小方盤城以東的漢代邊塞遺址進行考察，掘獲漢簡43枚。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里發現漢簡1200餘枚。

這是敦煌漢簡數量最多的一次發現。

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還分別在酒泉西北的玉門轄地花海農場和敦煌酥油土兩地漢代烽燧遺址里採集了一些漢簡。

斯坦因1914年發現漢簡的地點橫跨漢代敦煌、酒泉兩郡，上個世紀70年代發現漢簡的玉門花海也應屬酒泉郡，但是習慣上把這些漢簡統稱為敦煌簡。

2、居延漢簡

1930年到1931年，中國、瑞典學者聯合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內蒙古境內的額濟納河兩岸和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東南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1萬枚左右漢簡。

這次發現漢簡的地點，在北部的屬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轄區，在南部的屬張掖郡肩水都尉轄區，但習慣上把這兩個地區出土的漢簡統稱為居延漢簡。

1930年，考察團還在甘肅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調查過的一段邊塞遺址里，發現了少量漢簡。

這段邊塞應屬酒泉郡。

因此，在所謂居延簡里實際上還包括了極少量的酒泉漢簡。

1973、1974年間，甘肅居延考古隊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屬甲渠候官治所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等地進行試掘，獲漢簡近2萬枚。

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等單位組織調查組，沿額濟納河下游，在居延地區進行了廣泛調查，獲漢簡164枚。

估計居延簡今後還會大量出土。

3、羅布泊漢簡(樓蘭漢簡)

1930年到1934年，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北岸的漢代防戍遺址里，掘獲西漢宣、元、成諸帝時木簡71枚。

這批簡的出土地點接近所謂樓蘭遺址，也有人稱之為樓蘭漢簡。

邊塞漢簡通常發現於邊塞地區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遺址里，為屯戍吏卒所遺留。

有的是當時有意保存起來的，有的是當時作為垃圾而拋棄的。

西北地區缺少竹子，已發現的簡絕大多數是木簡。

從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簡以外，還有兩行﹑牘﹑觚（多面棒狀木條）﹑符﹑券﹑檢（有覆蓋文書﹑書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簽等等，種類頗多。

從內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種文書和簿籍，還有與吏卒生活有關的私人書信﹑衣囊封檢﹑歷譜﹑醫方﹑占書﹑九九表﹑字書以及其他書籍等等。

簡的年代起自西漢中期(武帝後期)，訖於東漢後期，中間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時期。

已發表的漢簡上的明確紀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漢二年（前99）和三年。

最晚的是順帝永和二年（137）。

《居延漢簡甲編》1398號簡有「太初三年」，但這是在追述往事時提到的。

對於新出居延簡中所謂「元朔元年」簡和「元狩四年」簡，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

最晚的是順帝永和二年（137）。

陳夢家《漢簡考述》認為最晚的紀年簡是「永（原文誤為元）康三年」（169）簡，當指發掘號為551.32的《居延漢簡》2519號簡。

此簡為一小殘片，僅存"永康三"三字。

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靈帝建寧元年，永康三年相當於建寧二年。

陳氏對此簡的解釋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邊塞漢簡所反映的並不僅僅是邊塞地區的情況。

在很多方面，西北邊塞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致的。

而且邊塞漢簡的有些內容，如某些詔書和中央機關發的公文，本來就是面向全國的。

因此無論是研究漢代的西北邊塞地區，還是全面地研究漢代史，漢簡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

通過六七十年來對漢簡的研究，在漢代的邊防設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書制度)以及漢代社會的經濟、文化和階級關係等方面，都獲得了很多新的知識。

墓葬漢簡發掘的重要考古年代有：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出土竹木簡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儀禮》的9篇抄本，約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期。

1972年，湖南省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下葬年代約文帝晚年）出土竹簡312枚，是記載隨葬物的「遣冊」。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約武帝初期）出土竹簡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殘碎，包含《孫子》、《齊孫子》（即《孫臏兵法》）、《晏子》、《太公》、《尉繚子》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書（絕大部分是佚書）。

同時發掘的2號漢墓出武帝元光元年曆譜一份。

1972年，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漢墓（東漢前期）出土醫方簡牘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為西漢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經炭化的殘碎竹簡，字跡尚可勉強辨認。

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內容大都見於《孔子家語》、《說苑》、《大戴禮記》等書的一些儒家作品。

此外還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兩次發掘了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的西漢前期墓地，在好幾個墓里都發現了遣冊。

1973年發掘的10號墓里，還發現了內容主要為鄉文書的一批竹簡和木牘。

1973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貴帛書外，還出土竹木簡600餘枚（包括少量木牘），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文帝時）出土竹簡一批，其中有《詩經》、《倉頡篇》等書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殘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漢墓（西漢晚期）出土殘木簡400枚，內容多為軍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簡。

247號墓出簡1000多枚，其中有漢律、《秦讞書》、《蓋廬闔閭》、《脈書》、《引書》、《算數書》和歷譜、遣策等。

249號墓有《日書》。

258號墓有歷譜。

1980年代，江蘇省儀征縣胥浦101號漢墓（屬西漢末年）出先令券書等簡牘。

漢墓所出古書，有很多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是現在尚有傳本的書，由於年代早，往往可以糾正今本的訛脫，有時還能確定書的著作時代，所以價值很高。

同時，也是研究漢代史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

比如，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所出佚書中有《田法》篇，大約作於戰國。

篇中講到政府授田給農民的制度以及農民的各種負擔，是研究古代社會的重要史料。

湖北江陵鳳凰山有些漢墓所出的遣冊﹐有與農業生產有關的俑的記載，反映了當時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

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鄉文書，提供了西漢前期田租﹑賦稅﹑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況。

張家山247號墓所出漢律雖只是部分抄本，但內容很重要。

這些都是研究漢代史的彌足珍貴的資料。

漢簡書法是我國書法藝術的璀璨瑰寶，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

敦煌地區的漢代遺址中先後出土了約17480多枚漢代簡牘，在我國已發現的漢代簡牘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

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後世的楷、行、草書。

文字到了漢代，即由篆到隸這個階段，在文字發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一次巨大的進化，在書法史上更是如此，它對後來書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郭沫若說：「本來中國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藝術風味。

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異常美觀。

留下這些字跡的人，毫無疑問，都是當時的書法家，雖然他們的姓名沒有流傳下來。

但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是春秋時代末期開始的。

這是文字向書法的發展，達到了有意識的階段。

」這就說明了在文字發展過程中，也同時發展了它的書法藝術。

到了漢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已成為一門獨特的藝術。

簡書中所表現出來的各具特色的書體，證明了兩漢時期書法藝術之繁榮昌盛、同時文字在社會生活中應用更為廣泛，統治階級加以提倡有關。

在漢代的法律中規定選用吏官要「以六體試之」，可見書法在統治階級政治生活中具有了法律的重要性。

字寫的好壞與知識分子們的升遷進退有很大關係。

到了東漢靈帝劉宏更大為提倡書法藝術。

歷史記載，「靈帝好書。

征天下工書者於鴻都門，至數百人。

」可見書法在上層建築領域界是何等的重要。

另外，漢代立碑之風大興，這也大大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使書法家們英雄有用武之地。

人們對書法藝術的欣賞和要求也愈來愈高了。

西漢時的隸書和秦代的隸書是相因襲的。

《居延漢簡》中的大部分字，形態用筆變化很大。

有的生辣雄動，屬於古樸的隸書，有的草率急就，自由開放，成為章草的範疇，有的是篆意較濃的秦隸，有的是形態飄飄的分書，還有的開始向真書轉化。

綜觀諸類簡書、形體紛繁，百花爭艷，各具特色。

其次簡書中的書體、除部分尚工整外，多數由於使用的原因，和社會生活日趨繁雜，不得不追求簡易速成，草率急就，這也是簡書書寫中的一大特點。

正因為如此，反而在書法藝術上表現出一種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拙實，使轉變化較速而不拘謹的古拙之風韻。

漢簡書法在筆法上，帶有篆意者沿用圓筆書寫，發展到隸書時則為方筆，藏起筆鋒，中鋒行筆。

簡書中的字絕大多數是小楷，《居廷漢簡》中間或也有寸方大字，但為數較少。

從隨同漢簡一起出土的毛筆來看，是屬於狼毫小楷，彈性很大、製作精良，宜寫小字。

發掘中未發現寫大字的筆，從簡書大字分析，一定也是用硬毫書寫的，可見當時的書寫工具毛筆的製作已很發達。

文字的書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後精。

規整的隸書、行書、草書（章草和今草）、楷書，就是從這種不規整的字體中產生的。

這中間經過長期的琢磨、苦練、加工整理、世代因襲演化，形成了規律，逐步達到精美的規整。

西漢早期的《居延漢簡》到西漢末年的《武威漢簡》，足可證明。

尤其正式應用的文字要求整嚴茂密，美觀整齊，用筆嚴謹，章法規整，《威武漢簡》正體現了這些特點。

簡書中的用筆、章法、布白也都具有獨特的風韻。

簡書因書體龐雜，用筆也有區別。

凡是古篆，用筆雖由圓轉改為方折，但這承襲了篆書的中鋒圓筆筆法，字形還是長方形的，得其縱勢。

到了漢隸、分書用筆則把篆書中的圓筆變為方筆，線條開始有了粗細變化，造型改為橫勢，正面取勢，這從用筆和形體上既可看到發展也可看出在發展中的過渡。

現在我們寫隸書都知道用筆上的「藏鋒逆入」、「逆入平出」這一基本的用筆方法。

還有「蠶頭燕尾」的筆勢。

這些都是規整化的隸書特點。

但這些規整化的特點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地形成規律的。

隸書在古隸階段，如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銀雀山《孫臏兵法》、《流沙墜簡》、《居延漢簡》都無特定的筆法，隨便自如，草率急就，各體都摻以草書。

書法在用筆上的發揮，說明草體字在字體演變中的作用，是符合書法發展史的規律。

如隸書的起筆多是逆鋒，但加草以後的簡書，逆鋒多不明顯，放縱自然，甚至有些起筆處是露鋒，轉折之處出方析又變為圓轉，這些都是後來草書的用筆。

簡書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簡雖也有字數的限制，但不受限格所圍，可以變化安排，有縱行而無橫行，在西漢的簡書中常有此種布局。

到了東漢的簡書基本上縱橫成行，排列嚴謹。

在單行簡中還可以看出偏左取勢，以讓過於波畫，這是隸書發展到波磔突出以後才產生的筆法和章法上的藝術處理，具有篆意的簡則無此現象。

簡書中還有把豎筆拖長下來的筆勢，常有渴筆出現，並加粗筆劃大膽用墨，確有草書懸針垂露的特點，加上用筆上的流動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動活潑，疏密有致，虛實相間，產生一種天真自然、別具天趣的藝術效果。

這種章法用筆上的創造，後來被草書章法所採用。

總之，簡書的書法藝術，豐富多彩，搖曳多姿，為後來魏、晉時的書體和書法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簡的大量發現，是研究我國歷代書法的寶貴資料，也為我們今天從事書法理論和書法實踐提供了最好的借鑑。

蕭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