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一本記錄漢字演化史的「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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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
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700多枚漢簡。
這是近代初次發現的漢簡。
此後陸續有新的漢簡出土,至今共發現4萬餘枚。
從西漢簡上可看到漢字字體從古隸逐漸演變以及草書形成的過程,從東漢中後期簡上又可以看到隸書開始向楷書演變的情況,所以漢簡也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除了尼雅漢簡等少量比較特殊的例子,已發現的漢簡可以根據出土情況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里發現的,可簡稱為邊塞漢簡。
一類是在漢墓里發現的,可簡稱為墓葬漢簡。
▲西漢 簽牌(釋文:收失燧鐵鞮瞀各五)
▲西漢 馬圈灣王駿幕府奏書稿簡
簡
又稱「牒」或「札」,是加工成細長條狀的竹、木片,長度一般為23厘米左右,寬1厘米左右,厚度約為0.2厘米。
上面只能書寫一豎行文字。
漢代有些正式詔書和抄寫的經書使用更長的簡進行書寫,居延漢代遺址出土過長達36.5厘米左右的詔書簡。
而居延新簡中的「侯史廣坐不循行部檄」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長的簡,長有82厘米。
簡是歷代出土的簡牘中最多的一種形制。
▲漢代 甲渠候官文書簡(左:正面 右:背面)
▲西漢 懸泉置文書簡
▲東漢 額濟納居延文書簡
牘
又稱「方」「版」或「方版」,因其長度為23厘米左右,大概相當於漢代的一尺,因此又稱「尺牘」。
「牘」的幅面比「簡」和「兩行」寬得多,甚至可達15厘米左右,呈長方形板狀。
「牘」上面可以書寫多行文字,一般是整篇的書信、醫方、契約、歷譜等,有時也用來畫地圖。
▲漢 肩水金關新出土簡牘
觚
用木頭削成多面的棱形,可多至七八個面。
一般都較長,有的長至80多厘米,容字較多,常用來抄寫《急就篇》《蒼頡篇》等字書,也可用作記事、打草稿或練字。
居延、敦煌出土較多。
▲漢武帝臨終遺詔木觚
居延漢簡
1930年前後,由瑞典考古學家和中國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我國今內蒙古、甘肅境內的額濟納河流域和金塔縣破城子地區發現了一萬多枚漢簡,這便是首批「居延漢簡」。
1972年至1976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城牆、烽燧遺址進行考察,於肩水金關、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和額濟納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區發現了兩萬多枚漢簡。
1982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又在甲渠候官遺址發現22枚漢簡。
1999年至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旗的漢代烽燧遺址中又發現漢簡500餘枚。
於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漢簡被稱為「居延舊簡」,1972年至1982年發現的第二批漢簡,則稱為「居延新簡」,1999年到2002年發現的第三批漢簡稱為「額濟納漢簡」。
隸變是漢字的結構和書寫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
居延漢簡文字充分反映了隸變之後的文字特徵。
通過對居延漢簡文字的觀察分析可以發現,其字體構成是以漢隸為主,草書次之,兼有行書、楷書和一些筆畫部件帶有篆意的文字。
▲西漢 居延文書簡
▲居延漢簡 簽牌
敦煌漢簡
甘肅省敦煌市、玉門市和酒泉市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統稱為敦煌漢簡。
其中以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早期簡居多。
敦煌漢簡的形制大致與居延漢簡相同,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
敦煌漢簡中官、私文書居多。
敦煌漢簡的內容多與屯戍有關。
敦煌漢簡中還有《蒼頡篇》《急就篇》《力牧》《九九術》、歷譜、醫藥方及有關相善劍刀、相馬的內容。
歷譜中保存較好的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和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歷譜。
▲敦煌漢簡
武威漢簡
甘肅省武威市漢墓中出土的簡牘,統稱武威漢簡。
包括《儀禮》簡、《王杖詔令》簡和醫藥簡牘等。
武威漢簡,以其數量多、保存好、內容豐富、史料可貴等獨有的特點構成了中國簡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儀禮》簡、《王杖詔令》簡、醫藥簡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武威儀禮簡
▲武威醫藥木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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