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置遺址——絲綢之路景點

懸泉置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甘肅省敦煌市。

因出土的漢簡上書「懸泉置」三字而定名。

懸泉置遺址

酒泉地區文物普查隊於1987年首次發現了該遺址。

1990年至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3000多平方米，出土15000餘枚漢簡和17650件各類實物。

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被評為1991年度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2001年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4年6月22日，懸泉置遺址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懸泉置遺址，據出土簡文記載，西漢武帝時稱「懸泉亭」，昭帝時期改稱「懸泉置」。

東漢後期又改稱「懸泉郵」，魏晉時曾廢棄。

唐以後復稱「懸泉驛」，宋以後又廢置。

清代又稱「貳師廟」，「吊吊水」。

其名取之南側山中懸泉水。

酒泉地區文物普查隊於1987年首次發現了該遺址。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1990年至1992年，分兩個階段進行了全面挖掘，揭露遺址面積2400平方米，發掘出15000餘枚漢簡和17650件各類實物。

文物遺存

懸泉置遺址位於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側1．5公里處的戈壁荒漠中，敦煌市與安西縣行政區域交界處，這裡南依三危余脈火焰山，北臨西沙窩，為漢唐年間安西與敦煌之間往來人員和郵件的一大接待、中轉驛站。

這裡東去安西56公里，西去敦煌64公里；遺址總面積22，500平方米，海拔1，700米。

現存面積約2.2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0.5—2.5米。

地面暴露有灰層、大量繩紋灰陶片、草渣和漢簡。

懸泉置遺址

遺址由主體建築塢堡和塢外附屬建築倉、廄構成。

塢呈正方形，邊長48.10米，土坯砌築，塢內有兩組房屋建築。

塢牆設於東牆正中，寬3米。

塢東北及西南角有角墩。

出土簡牘2.1萬餘枚。

形制有簡、牘、觚、封檢、、削衣等。

紀年簡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

其中以宣帝、元帝、成帝簡最多。

內容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書、字書、醫方、相馬經等。

出土有較多的書於牆壁墨書題記，內容涉及詔書和藥方等，特別是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直行隸書，字體工整，保存較好，是研究漢代歷律、農技和醫藥水平的最新資料。

其它遺物有銅、鐵、漆、木、骨、革、絲、麻、紙、毛和糧食等16大類，共計3250餘件。

其中大量西漢漢、宣時期麻紙的出土，證明了早在西漢時期紙已做為書寫工具在西北邊郡地區廣泛使用。

懸泉置遺址

懸泉置遺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門朝東，四周為高大的院牆，邊長50米，西南角設突出塢體的角樓。

塢牆系用長、寬、厚約40、20、11厘米的土坯壘砌而成。

塢內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時期的土坯牆體平房3組12間（內含一個套間），為住宿區；東、北側為辦公區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馬廄3間；塢外西南部建有一組長約50米，呈南北向的馬廄3間。

塢外西部為廢物堆積區。

懸泉置遺址現已發掘出土的各類遺物達17650多件，其中內涵豐富的簡牘即達1．5萬餘枚，其他遺物如以質地計，有銅、鐵。

漆、木、陶、麻、皮毛、絲綢、紙張、糧食、獸骨等門大類，如以用途計，則有貨幣、兵器、家具、工具、獵具、文具、服飾以及日用雜品等。

像鋼箭鏃、五銖錢、鐵木工具、農具、帶鉤、陶罐、陶碗、漆木耳杯、石硯、畫板、草、葦、竹蓆、梳蓖、皮鞋、麻鞋、玩具以及大麥、小麥、青稞、穀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大蒜、杏核、苜蓿、桃核、馬骨和大量毛色鮮艷保存完整的馬頭、馬腿等。

懸泉置緊靠山口，順山溝溯上盡山間，有泉水出，可供食用。

因水從高台流下，懸空入潭，號日懸泉。

（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渴乏，廣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劍刺山，飛泉湧出，以濟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日懸泉。

」這次發掘後，從簡犢得知，懸泉置在西漢時名「敦煌郡效谷懸泉置」，「置」即驛站，該名在唐代仍在沿用，宋以後漸廢，無人知其名。

清代以後至今，多稱「吊吊水」、「貳師泉」。

從現已揭露出來的遺址看，遺蹟結構之完整，出土遺物之豐富，遺存保存之完好，文化內涵之廣泛，實屬是我國考古學界的重大收穫之一。

其中，有明確層位和準確紀年簡犢共存關係的西漢宣——哀帝時期（公元前73年一前1年）書寫墨跡的麻質字紙的出土；對傳統的東漢蔡倫造紙說，是無庸置疑的突破。

據現有資料可以認定懸泉置遺址時代上限始於西漢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歷經西漢、東漢，下限可至魏晉時期，前後延續近400年之久。

懸泉置遺址是繼居延遺址之後簡牘出土數量最多、內容最為豐富的遺址，該遺址的科學發掘，對研究漢晉驛站的結構、形制和布局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與之相聯繫的大量簡牘及其它各類遺物為我們了解漢代郵驛制度及西北邊郡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