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有了「身份證」更需「保險箱」

新華社北京4月7日電題：有了「身份證」更需「保險箱」——聚焦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

新華社記者施雨岑、王思北、蔣芳

國有可移動文物共計10815萬件／套、新發現新認定708萬件／套、建立文物資源資料庫……7日，國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成果，摸清了「家底」。

在這份長長的成果清單中，運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文物資源資料庫等一系列文物管理創新之舉尤為引人注目。

在文物流失、盜搶、損毀等新聞時常見諸報端的今天，摸清可移動文物的「家底」能否讓這張國家的「金色名片」進入「保險箱」？

摸清文物「家底」有啥用？

投入10.7萬名普查人員力量、12.45億元經費，調查102萬家國有單位……這次歷時5年的摸底普查到底有啥用？

「這是第一次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進行的文物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國國有可移動文物的『家底』。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7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通過國有單位文物收藏情況摸底調查、文物認定、信息登錄等環節，這次普查對我國國有可移動文物藏品進行全面登記，並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可移動文物名錄、各省級文物資源目錄和文物資源地圖。

記者了解到，通過採集27項收藏單位信息和15項文物基礎信息，我國建立了文物資源資料庫，目前登錄文物照片5000萬張，數據總量超過140TB。

同時，按照統一標準為每件文物賦予唯一的22位數字編碼，編碼中包含藏品所在的行政區劃、收藏單位和藏品順序等信息，這也成為每件文物永久的「身份證號」。

通過一張張「身份證」，將文物實物、藏品檔案、電子信息等關聯到一起，實現文物資源標準化、動態化、信息化管理。

文物保護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認為，用科技手段加強文物保護，建立國家文物資源資料庫和文物「身份證」制度，有利於文物部門和公安、規劃、國土等部門一道，共同確保文物安全；另外，也有利於通過文物名錄的公布，推動公眾參與，形成政府與社會的保護合力。

「通過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全國文物大數據體系，我們就可以及時掌握國有文物動態。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司長段勇說，一旦國有文物發生非正常變動，比如突然出現在市場上，我們就可以及時採取挽救、追回、處罰等措施。

文物的「生命安全」是個啥狀況？

作為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文物的保護是各項相關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普查結果顯示，我國文物資源保管條件亟須改善，專業人員匱乏。

大多數基層單位保管條件差，庫房面積小，櫃架陳舊，文物得不到妥善保管，少數單位沒有文物庫房，部分珍貴文物沒有專櫃、囊匣保管，長年裸露在外，受粉塵、光線以及空氣中有害氣體的侵蝕。

據介紹，在普查中，內蒙古、陝西等地整理了大量錢幣類文物。

過去，這些文物許多是裝箱、甚至是裝在麻袋中存放的。

除了文物保護的「硬體」存在短板，「軟體」狀況同樣堪憂。

記者從國家文物局獲悉，全國平均每名保管人員保管文物2290件，基層庫房保管員兼職現象比較普遍，專業水平不高。

文物保護修復設備不完備，修復技術人員缺乏，難以滿足龐大文物資源總量的保護需求。

普查數據顯示，37.12%的可移動文物處於「部分損腐、需要修復」的狀態，1.81%的可移動文物處於「腐蝕損毀嚴重、急需修復」的狀態，僅1.09%的可移動文物處於「已修復」狀態。

「面對龐大的文物總量，我們的經費、人力遠遠不夠。

」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王奇志說：「對於文物來說，比起搶救性保護，預防性保護、『治未病』更為重要。

在這方面，我們省一級的博物館能夠做到，但是基層的文博單位，往往是硬體得到保障，但軟體跟不上，財政比較吃緊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在一些地方，業務人員不超過3人的博物館比比皆是。

」

文物「保險箱」如何打造？

摸清了「家底」，辦好「身份證」，建成資料庫——面對嚴峻的文物保護現狀，這些舉措還遠遠不足以為我國文物打造一個「萬無一失」的「保險箱」。

「管好用好資源，不能僅僅靠幾十年一次的普查。

」劉玉珠說，「必須建立機制化常態化的制度，國家文物局將積極推進建立國家文物登錄製度，通過建立文物認定、採集登錄標準以及信息更新完善機制等，實現文物資源統一和動態管理、定期統計和發布、社會共享。

」

「保管、修復、展覽等大量工作，光靠國有博物館的人才是絕對不夠的，大學、社會力量應被充分利用，有些工作可以合作、外包。

」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認為，這種合作不能「一哄而上」，要根據數據分析找准方向，對社會和市場力量加以引導。

上億件「家當」，分布在遼闊的國土上——專家認為，按照我國文物目前的分布狀況，僅靠政府部門來保護是不行的，必須讓廣大公眾真正開始關注文物，方能為文物提供更高效、更全面的保護。

國家文物局督查司的統計數據充分說明了社會公眾在文物保護事業上能夠發揮的作用——2016年1月至9月，在督查司督辦轉辦的128件文物違法案件線索中，有104件來自社會組織、群眾舉報和媒體反映，占到81.3%。

「將文物數據資源與公眾個性需求有效銜接，讓館藏文物真正『活』起來，這將是未來文物保護工作的一個新手段。

」謝辰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