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終盤點特刊·薪火相傳的學人精神

消失的和永不消失的

張劍（撰文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副主編）

2016年的中國學界，隨著傅璇琮、楊絳、陸谷孫三位文化老人的相繼離世，一時竟有山頹梁壞，風泣月悲之感，似乎這個冬天也因此顯得格外寒冷。

但是，這個冬天又並不寒冷，因為三位老人的著述和思想將與世長存，他們的情懷、風骨和品格也永遠為世人追憶，他們的精神之火必將代代相傳，予人以永恆的溫暖。

傅璇琮：為學界辦實事

2016年1月23日，著名學者、卓越的出版家、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先生因病辭世，享年83歲。

中華書局發布的訃告中，概括了傅先生的學術建樹——

傅璇琮同志一生致力於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參與制訂《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在海內外學術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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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同志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唐翰林學士傳論》《唐詩論學叢稿》《書林清話》《濡沫集》《河嶽英靈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唐五代人物傳記數據綜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箋》（合著）《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等。

曾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編輯工作，曾參與主編《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全宋詩》《全宋筆記》《全唐五代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箋證》《宋登科記考》《寧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圖書和學術著作。

這段介紹簡明準確，揭出了傅先生三方面的文化貢獻：一是國家層面的古籍規劃；二是個人層面的學術成就；三是對學術人才的扶持和培養。

傅先生長期擔任中華書局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領導，這使他具備了遠超常人的大局意識、高遠眼光和傳承中華文明的擔當精神。

他常從中國古籍乃「全人類的寶貴財富」這一高度想問題，組織、策劃和出版了一大批學術品位高、社會影響大的著作，成為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工程。

以續修《四庫》系列而論，他主持完成的《續修四庫全書》收書達5213種之多，恰與《四庫全書》相配套，構築起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書庫，使中國古代（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齊備；而他主編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與《四庫全書總目》相呼應，使中國古代學術脈絡綱舉目張，源流畢現。

這對保存、研究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定將產生重大影響。

傅先生不僅是文化規劃和出版部門的領導，而且還是古代文學研究界身先士卒的領袖；他不僅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古代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基本資料庫的建設，而且還以自己的著述引領了一時學術風氣，開創了新的研究格局。

如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著重作家、作品與時代、社會乃至地域關係的探討，跳出「買舊錢以充鑄」的治學桎梏，影響了一代學者。

他的另一部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通過文史結合的方式，綜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情感與心理狀態，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與社會習俗，在學界的影響更為廣泛，實至名歸地獲得了第三屆思勉原創獎。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評價說：「學者和編輯的雙重身份，讓他成為幾十年來對中國的文史學術推進最有力的一個人。

」的確，最近數十年中國古典文學乃至文化的發展，多與傅璇琮先生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因此清華大學劉石教授說：「一本當代中國的學術史，裡面如果不出現傅璇琮先生的內容，至少可以說是不完整的。

」

至於傅先生對年輕學人的扶植與提攜，更是有口皆碑。

傅先生的《學林清話》中，收錄了他20餘年來為學人寫的序言，竟有71篇之多。

這個數字並不完整，實際上他給學界同仁的著作作序多過百篇，其中大多數當時還是年輕人。

傅先生的女兒傅文青女士說：父親對學生比對自己孩子還好，去世前兩天，還有學生來找他寫序，當時他的手已經無法握住筆，就在病床上口述，讓女兒代為記錄。

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評價傅先生：「積極提攜後進，見善樂舉，先後為學界同仁撰序近百篇，一時有廣大教化主之譽。

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最近三四十年的發展繁榮，是傅先生這樣許多老輩努力的結果。

」

傅先生有著強烈的學術使命感，他在《周易與中國文學·序》里曾疾呼：「中國學者有責任也有義務發揚光大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向世界展示中國學術的優勢，為世界學術作出貢獻。

」他還不止一次地表示：「我這個人是做實事的，最大的心愿是為學界辦實事。

」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楊絳：我和誰都不爭

2016年5月25日，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楊絳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

如果說傅璇琮先生氣質近乎純然儒者，為了理想信念可以積極入世，弘道不止，百折不回；那麼楊絳先生則近乎粹然道家，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詮釋著「不爭」二字，活得乾淨洒脫，智慧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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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是楊先生全家都信奉和踐行的思想。

楊先生《我們仨》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

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

」在「文革」中，他們與世無爭，為避免犯錯誤、惹是非，就離群索居，親近自然，甚至與頤和園後山的松樹交上了朋友。

即使錢鍾書先生做社科院院長期間，他們也不要辦公室，不要秘書，深自斂抑，不爭出頭。

《堂·吉訶德》的翻譯出版，為楊先生帶來了極高的社會聲譽，各種禮遇接踵而來，西班牙還授予她「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勳章」。

對於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後復歸於零。

錢先生去世後，楊先生更是返璞歸真，謝絕一切榮譽、地位、特殊權利等，心如止水，讀書自娛。

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她榮譽學部委員，她沒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ExeterCollege）推選她為榮譽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牆，沒有經過任何裝修，連陽台也沒有封閉，有人問她原因，楊先生風趣地回答：「為了坐在屋裡能夠看到一片藍天。

」

不爭，不僅是一種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人生境界，還是一種洞達人生的清明智慧。

楊先生夫婦興趣在讀書和學術，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擾。

她曾說：「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

」

但是楊先生的不爭並非太上忘情，只要有人冒犯到錢先生，她馬上會變成獅子和鬥士，決不忍讓和寬容半分。

她曾經通過法律手段，緊急叫停過某拍賣公司對錢先生、錢瑗以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賣，並最終勝訴。

她當然不是為了獲得賠償，而是為了維護人們正當的隱私權，替「天下讀書人」掙一個面子；更是為了在有生之年，守護「我們仨」不被外界打擾和利用。

雖然丈夫和女兒已經辭世，但楊先生仍然通過撰寫回憶錄和整理丈夫遺稿的方式與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

錢先生遺留的手稿數量之多，達到驚人的地步。

據後來整理出版的分類，其中外文筆記共178冊筆記本，打字稿若干，共計34000多頁；中文筆記的數量與之相當；另還有一部分讀書心得類，共23冊，2000多頁。

單看數字，便知篇幅之浩繁頗難應對，況且還有手書墨跡汗漫難識、內容磨損、編排散亂等問題。

如果沒有對親人的摯愛，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開啟此項工作，真是一件難以想像之事。

如今，《錢鍾書手稿集》全部整理出版，楊先生與錢先生雖斯人已逝，但卻將長存於他們留下的文字中，長存於熱愛他們的讀者心中。

楊先生的不爭也並非忘卻這個世界，相反，她不斷叩問人生，關注社會。

2007年，她以96歲高齡完成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這本書完全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樸素地回答了有關生與死的問題，表達出對物質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憂慮，以及對真善美信仰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現實關懷。

她還將錢先生和自己著述的稿酬、版稅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幫助那些家境貧寒的「讀書種子」完成學業。

楊先生雖然「萬人如海一身藏」，卻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響和改變著這個世界。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曾撰文評價：「楊先生一輩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乾乾淨淨。

她經歷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全部動盪，又經受了中西兩種文明的洗禮，早已修煉得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但她不肯曲隨阿世，虛擲光陰，更拒絕無聊的周旋與應酬。

在近百歲高齡的時候，還不斷在叩問人生的本質，思考生命的意義，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棄的求索姿態，這使其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作家和學者的高度。

現實中許多人懷著各種目的去接近她，楊先生對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備。

她不願拂別人的面子，但對過分的要求也絕不答應。

不求名利，也不願被人利用和欺騙。

」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

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楊先生如是說。

然而，中國先賢卻告訴我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正是楊先生的傳神寫照。

陸谷孫：學好外國語 做好中國人

2016年7月28日，著名翻譯家、教育家、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傑出教授陸谷孫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6歲。

陸先生向來以個性鮮明、敢於直言聞名。

比起傅先生的純儒和楊先生的粹道，陸先生的言行似乎更帶有一種狷介任俠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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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生在出任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任時，曾經說過：「以理想主義的血肉之軀去撞擊現實主義的銅牆鐵壁。

」在外文系升格為外文學院的成立典禮演說中，他毫不隱諱地抨擊，「今天的教育強調批量化和標準化，弄得不好也會變成才智的牢籠」。

他呼喚「對使命的擔當和承諾，對尊嚴和獨立的恪守，對權力話語的懷疑，對弱小的扶持，對參差多態的追求」，認為這才是他「心目中人文修養的主要內容」。

這篇演講後來以「身在絲絨樊籠，心有精神家園」為題，節選進他的《餘墨集》一書中。

《餘墨集》的其他文章，也常筆挾風雷，不時閃露銳利的鋒芒。

最典型的是《守住底線》一文，擲地有聲地向迷失於商業大潮中的知識分子連發四問：「（一）可曾有人把你視作『重量級人物』來向你『進貢』錢物？你是心安理得地笑納，半推半就地接受，還是義正詞嚴地峻拒？……（二）你在某個學術評審機構投票或參加通訊評議時，你的學術天良有沒有打盹？你的傾向性背後有無私利的驅動？……（三）你若愛好外出講學、電視出鏡之類的活動甚於本單位日復一日多少有點枯燥的常規教研工作，請問要是邀請方是清貧學子，言明無酬，你還會踴躍嗎？……（四）你一年看幾本書，攝入多少信息，又真正消化多少信息？你有沒有面對頭上的星空認真掂量過自己的學術重量？敢不敢承認其中的泡沫和水分？你可曾清夜捫心自問：我做過學術騙子或偷兒嗎？」

真是振聾發聵，犀利透骨，足令吾輩愧惕慚懼。

但在那些患了媚俗病和軟骨病的人看來，陸先生的發問也許只具備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喜感吧。

現實生活中的陸先生言行一致，風骨凜然，好義勇為。

許多刊物想讓他做掛名編委，都被他堅拒，寄來的匯款單也被原封不動地退回。

他還多次向系裡捐款，惠及不少老師和學生。

而對於個人名利，甚不介懷。

復旦大學出版社陳麥青編審回憶道：「每每得了什麼榮譽，開會領獎他總不起勁，常常找理由藉故不去；而為本科學生上大課、作演講，卻鄭重其事，且樂此不疲，更不計報酬。

至於獎金，乾脆連手也不過，直接讓系裡資助學生，還不時自掏腰包，用『書報費』『壓歲錢』等種種名目，獎勵學業優秀者……我也曾親見他在電話中婉拒禮節拜訪的大小領導，而又遵命陪他在頗為講究的場所，好酒好菜，專請遠道而來的朋友——一個在陸先生外出講學時曾經招待過他的普通人物。

」

有意思的是，陸先生雖是英語大師，主編的《英漢大詞典》累計印數已經超過千萬冊，並成為聯合國專用工具書；但是，陸先生卻非常強調母語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課堂內外，很少賣弄那些看似高深時髦的西方理論，而是在將漢語作為維繫民族精魂的紐帶基礎上，自然而然地比較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他在各地演講時，經常強調的是：「學好外國語，做好中國人」。

他還經常吟誦楊絳先生《我們仨》中的一段話：「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

這就是「不媚上，不媚世，不媚洋，求真知，求文明，求自由」「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北京大學毛亮語）的陸谷孫先生。

只留清氣滿乾坤

對於傅璇琮先生，我有幸親接謦欬；對於楊絳先生，我也能從與其曾有交往的王水照先生、胡明先生、董乃斌師和畏友周絢隆處時得耳聞；唯獨對於陸谷孫先生，我僅是通過文字認識和想像他。

但三位先生事跡俱載史冊，歷歷可考，即有未中處，恐亦不遠。

比較三位先生，雖然性情各異，但卻有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情懷，都具有清高正大的品格，都具有護佑後學的熱心。

他們深深熱愛著祖國文化，生命不息，奮鬥不已，無怨無悔；他們以學術為生命、以治學為樂趣，清介自守，不曲學阿世，不追名搏利，或斯文自任，或抱道自高，在學術大道上樹碑立傳；他們都有一種傳承文化的使命感，因此對後學都不遺餘力地提攜護佑，傅先生享有「廣大教化主」美譽，楊先生為「讀書種子」設置了「好讀書獎學金」，陸先生從教30多年來未曾離開過教學第一線，至言「學術是我生命的延續，學生是我子女的延續」。

正是有賴於一代代學術大師堅定不移的示範、守護和播種，中華文明才綿延不絕，源遠流長。

對於像傅、楊、陸這樣的文化大師，社會上並非沒有非議的雜音。

人非聖賢，自然都有不夠完美之處，當然允許有不同意見，但有些意見吹毛求庛，則大可不必。

這種人的用心往往不在見賢思齊，而是無視巨人的偉大，棄瓊拾礫，戴上有色眼鏡，專向庸俗陰暗處用力，他們的意見再如何驚人，也不能彰顯自己的高明，反而暴露出其境界的低下和粗鄙。

須知巨人與普通人的差距，在於曾經達到的高度，在於是否日新其德，自強不息，給世間留下有不朽價值的東西。

傅先生著述等身，臨終前還在看稿；楊先生百歲之後仍在檢查自己，「只求每天有一點點進步」；陸先生主編的《英漢大詞典》廣泛惠澤學界和社會，但仍不斷修訂。

他們都堪稱一代宗師，都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脊樑。

袁行霈先生形容傅先生的價值時說：「他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分量實在是太重了，一旦失去了他，這條航船便有點晃動的感覺。

」楊先生和陸先生在各自領域的地位也都與之相似。

少了他們，這世界就少了很多精彩，多了無數遺憾，他們對於這個世界如此重要。

不過，他們的肉身雖已消失，但正如楊先生所言是「洗乾淨了回家」，他們「只留清氣滿乾坤」，讓世人可以暫避塵世的烏煙瘴氣，得以神清氣爽地呼吸。

他們的嘉言懿行，已鐫刻於當代學術史的豐碑上，屹立於中國學術大地，永不消失。

後記

2016年這一年中，除了上述三位文化學人相繼辭世外，值得我們懷念和銘記的名字還有很多——陳忠實、賀友直、梁思禮、陳能寬、胡繩武、甘惜分、閔恩澤、楊敬年……他們的著述和思想將與世長存，熠熠生輝，啟迪後輩。

《光明日報》（ 2016年12月29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