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史走進田野調查什麼

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復興以來,一個顯著的特點為史學界所矚目,即重視所謂的「田野調查」。

與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固守書齋、主要依賴圖書館或檔案館的文獻資料不同,社會史研究者們走出書齋,走進鄉村田野,搜集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同時考察民間信仰、宗族組織、鄉村社會組織等,學者們將這樣的資料搜集方式稱為「田野調查」。

對此,傳統的史學研究者提出質疑:這種「田野調查」究竟有何意義?他們究竟在「調查」什麼?而將「田野調查」視為本學科基本手段的人類學者,對此則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根本就不是人類學視野下的「田野調查」。

社會史研究這種略顯尷尬的局面,按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科大衛(David Faure)的說法,即人類學家可能不知道我們所謂的「歷史」為何物,歷史學家可能也不知道我們的「田野」是啥意思。

那麼,社會史研究的「田野調查」究竟為何物?它與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又有何異同呢?實際上,社會史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異中有同、各有特點。

社會史研究的田野調查側重搜集和解讀民間文獻

社會史研究者們深入田野鄉村時,往往會對當地的村廟予以重點關注,廟裡的碑刻尤其是他們考察的重點。

這種研究方式因此被戲稱為「進村找廟,進廟找碑」。

除了村廟和碑刻外,社會史研究者搜集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還包括族譜、契約文書、訴訟文書、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帳本、畫冊、書信、日記,等等。

在他們看來,這些民間歷史文獻反映了民間的實際生活形態和思想觀念,是理解地方社會和當地人群的關鍵資料。

當地人的社會行為方式、組織方式、思想觀念等等,都可以因此而得到很好的說明。

不僅如此,對當地社會的現實觀察,還有助於增加對傳統歷史文獻資料的理解。

研究中國道教的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就曾指出,如果只看道教科儀書,根本無法了解具體的道教科儀進程。

因為道士可能在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內念完一段好幾頁的經文,而一條只有幾個字的小條目,卻可能要做半個小時。

這些,只看文獻是根本無法真正了解到的。

社會史研究者們關注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還因各自研究的主題而有所不同。

研究宗族問題者注重族譜資料的搜集,研究民間宗教者專門搜集宗教文書,研究經濟問題者關心的則是民間經濟帳冊、契約文書等。

除了搜集這些民間資料外,研究者們還常常參與當地的一些社會活動,例如祭祀祖先、修訂族譜、打醮、分家、慶生、建房等活動,藉以考察當地社會的具體運作方式,了解當地居民的社會行為,分析他們的社會心理。

還有的研究者會邀請當地的某些特定人員例如宗教職業者、族長、村領導、教師等,就某些問題進行專題採訪,挖掘相關資料。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側重觀察和了解人類行為

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人類學,在其早期發展階段一直以低發展、「原始」、「落後」的民族為研究重點。

這一階段的學者多依賴殖民地官員、探險者、傳教士以及旅行家們搜集的資料作為自己的研究素材,從而被後來者譏諷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

20世紀初,隨著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紐幾內亞東部的特洛布里安德群島上進行一系列研究,人類學奠定了田野調查工作的學術傳統,「田野調查」開始成為人類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學科標誌。

人類學者們一再強調田野調查對於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

美國人類學家C.恩伯和M.恩伯(C.Ember&M.Ember)視田野調查為「現代人類學的基石」。

而英國人類學家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更是聲稱:「田野調查工作之於人類學就如殉道者的血之於教堂一樣。

」還有人將田野調查之於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比擬為實驗室之於現代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

離開了實驗室,這些實驗科學顯然無法開展。

同樣,離開了田野調查,人類學的研究也是寸步難行。

較之社會史研究者們的「田野調查」,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無論從內容還是手段上都要豐富得多。

概略言之,主要包括參與觀察(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訪談、主位與客位研究(Emic/Etic)、整體觀(Holism)等。

參與觀察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最基本方法,它要求調查者儘可能地參與到所調查社區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仔細觀察和體驗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狀態、行為規律等。

因此,人類學者往往會居住在當地居民中間,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儘可能地融入當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在此過程中,人類學者極易發現對自己的研究課題「有用」之人,於是對這些人士進行深度訪談。

學者們不僅記錄這些訪談的內容,還要明了他們為何如此講述,研判講述內容的真偽,比較不同講述者內容的差異,等等。

在調查過程中,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是學者們常常用到的手段。

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儘量放下自己的文化眼光,從當地人的立場和觀點來看問題。

而客位研究則是從外來研究者的立場來審視對象。

此外,整體觀也是人類學者進行田野調查時應秉持的一個基本理念。

這一理念要求調查者從整體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全方位的了解。

生態環境、氣候條件、村落歷史、民間傳說、民間歌謠、宗教信仰、社會風俗、語言、社會組織、文化心理、生產方式、行為方式等,舉凡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應納入考察的範圍。

因為只有對這些因素進行綜合考量,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當地的社會和文化,才能將自己研究的問題置於更為廣泛的文化、社會背景中,求得合理的了解。

也正因如此,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時間遠較社會史研究者長,幾個月乃至幾年的調查,都是人類學調查的常態。

社會史研究和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同」與「異」

綜上不難看出,社會史的田野調查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

相同之處在於都必須走出書齋,走進「田野」,進行實地考察。

不同者在於,首先,社會史工作者進行田野調查時對「物」(文獻資料)的關注多於對「人」的考量,而人類學則反之(當然,人類學者對民間文獻往往也會予以相當程度的關注)。

其次,社會史的田野資料搜集,大多是問題導向的,學者們一般只搜集與自己的論題相關的田野資料,其餘的則較少顧及。

人類學的研究雖然也是問題導向的,但是在整體觀的學科視野下,卻要求對當地文化進行全面完整的了解,因此,人類學的調查手段和內容也較社會史更為豐富。

比較社會史研究和人類學研究的「田野調查」不難發現,雖然從形式上看這種研究手段不無相同之處,但卻保持著各自的學科特點。

社會史研究側重於「史」,人類學更關注「人」。

歷史學家開展田野調查,豐富了歷史學的研究手段,也揭示了傳統史學研究依賴文獻資料所難以發現的若干歷史論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趨勢越來越明顯,不同學科研究方法的互融互通和相互借鑑日益成為常態。

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進行田野調查和人類學者解讀歷史文獻,都不應成為問題。

因此,社會史研究者的「田野調查」究竟算不算田野調查,也許並不重要。

「進村找廟,進廟找碑」也無可厚非。

畢竟,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在於索解人類歷史、文化和社會之謎。

為了完成這樣的目標,選擇何種研究手段,都是可以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