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研究民間歷史文獻？

留下你見證的歷史情節，也是在尋回人生的獨特意義。

每個人生活的細微末節，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

對故人的珍貴記憶，記下來，他們就活在歷史記錄中。

方勇駿：您長期從事民間歷史文獻的收集與研究，請談談什麼是民間歷史文獻？為什麼要研究民間歷史文獻？

鄭振滿：所謂民間歷史文獻，是指在民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歷史文獻資料，包括族譜、碑刻、契約文書、訴訟文書、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帳本、書信、日記，等等。

這些民間歷史文獻反映了民間的實際生活形態和思想觀念，可以說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大多數是外來的，所以很多都是脫離實際的，無法解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因此，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就必須重新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中國本土的經驗事實中提取切合實際的基本概念。

民間歷史文獻為什麼特別重要？因為這些文獻是在民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記載了世代相承的社會文化傳統。

為什麼這幾年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那麼快？就是因為這些文獻還在。

所以要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必須回過頭來去讀民間歷史文獻。

這不僅是歷史學的問題，這是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

例如，要研究普通老百姓是怎麼理解法律的，他們在司法實踐中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那就需要去讀民間的訴訟文書和鄉規民約；要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生意的，那就要去看契約文書，看他們的書信、帳本；如此等等，解讀民間文獻應該成為必修課。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曾經有兩次民間歷史文獻的大發現，後來都形成了國際性的學術研究領域。

第一次是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推動了中國中古時代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藝術史的研究，形成了「敦煌學」。

第二次是二十世紀中期徽州契約文書的大量出現，推動了宋元以來制度史、區域史、家族史、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形成了「徽州學」。

實際上，中國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間歷史文獻，有的已經收藏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公藏機構，有的已經流入各地的文物市場，但更多的還是保存在民間。

如果可以系統地收集、整理這些民間歷史文獻，不僅可以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還可以推動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

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收集和研究民間歷史文獻，是從做社會經濟史開始的。

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傅衣凌教授主持明清福建社會經濟史研究項目，他告訴我們，社會經濟史研究不能在圖書館做，你們要出去調查，要廣泛收集族譜、碑刻、契約文書、帳本等民間歷史文獻。

那幾年，我們幾位同學和年輕老師跑遍了福建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間歷史文獻，這就是廈門大學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學科優勢和學術傳統。

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閩北分家文書的研究，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主要是依據族譜、碑刻和契約文書，這些都是從各地收集的民間歷史文獻資料。

方勇駿：您的研究並不限於社會經濟史，您還利用民間文獻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您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是「民間歷史文獻與文化傳承研究」。

那麼，如何從民間歷史文獻研究文化傳承？

鄭振滿：我們一直認為，民間歷史文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載體，可以從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國文化的傳承機制。

我們現在的做法，首先是考察各種民間歷史文獻的源流，然後探討民間歷史文獻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最後揭示民間歷史文獻反映的社會文化變遷。

簡單地說，我們的民間歷史文獻研究，實際上就是社會文化史研究。

每一種民間文獻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我們必須搞清楚各種民間文獻的來龍去脈。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族譜是什麼？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過程？有哪些相關的文獻形式？有哪些基本的歷史文化內涵？這是我們首先要梳理清楚的。

同樣的道理，碑刻、契約、唱本、劇本、宗教科儀書，等等，都有自己的文本傳統和發展變化的過程，我們必須找出它們的歷史脈絡和時代特徵。

每一種民間文獻都和特定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我們必須搞清楚民間如何使用各種文獻形式。

在哪些情況下需要編族譜？在哪些情況下需要立碑刻？在哪些情況下需要寫契約？在哪些情況下需要有宗教科儀書？在哪些情況下需要有唱本、劇本？這些都需要做實證研究，不可以想當然，一概而論。

去年我在台灣，有個學者問我，以前識字的人很少，到底有多少人會看得懂文獻？有多少人會使用文獻？我的回答是，可能只有很少人可以看得懂文獻，但是大多數人都會使用文獻，這就是現在可以看到許多民間歷史文獻的原因。

當然，民間究竟如何使用各種文獻，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間文獻的形成就是「文字下鄉」的過程，這是我們認識中國歷史的重要途徑。

每一種文獻類型的形成，最初可能都是為精英或王朝服務的，但最後都會與民間的日常生活相聯繫，這就反映了最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遷。

以碑刻為例，樹碑立傳從來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最早的碑刻和老百姓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老百姓是什麼時候開始樹碑立傳的？民間的哪些事情會寫上碑刻？碑刻承載了哪些社會文化傳統？順著這個脈絡，我們就可以從碑刻研究社會文化史。

族譜也是這樣。

中國最早的族譜是官譜，唐代以後才有民間的私譜。

民間為什麼要修譜？族譜滿足了哪些人群、哪些社會文化生活的需要？這都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課題。

同樣，對於契約文書、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乃至於書信、日記、通書、堪輿書等等民間歷史文獻的研究，都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採用同樣的研究視角。

方勇駿：如果民間文獻的歷史就是「文字下鄉」的過程，那是否會把社會文化史理解為「自上而下」的過程？

鄭振滿：我的意思是說，從文本的傳統看，民間文獻的歷史是一個「文字下鄉」的過程。

但是，文本只是一種形式，它可以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內涵。

民間為什麼需要各種不同的文本？它們是用來滿足現實生活的不同需要的，文本的變化必然反映社會生活的變化。

因此，我們必須從民間的實際需要出發，研究民間歷史文獻的發展變化，研究社會文化的變遷過程。

其實，在「文字下鄉」之後，文獻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開始形成新的文本傳統。

以宗教科儀書為例，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經文、符咒、科儀本、家禮本等等，可能最初都是從儒、釋、道三教學來的，但實際內容不同於原來的儒、釋、道三教，而是成為民間信仰或地方教派的儀式文本。

民間原來的儀式傳統，可能是各種地方性的巫術，根本就沒有這些儀式文本，他們不需要疏文，也不會扶乩，不會在儀式中使用各種文件。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需要用文本和超自然世界溝通呢？這當然都是士大夫、和尚、道士教的，這就是正統宗教世俗化的過程。

但是，民間創造和使用這些文本，是為自己的信仰和儀式服務的，因此就會形成新的文本傳統。

我們研究民間歷史文獻，最大的挑戰在於從舊的形式中看到新的內容。

很多民間文獻都是「舊瓶裝新酒」，套用舊的文本形式，表達新的文化內涵，我們必須學會在舊的文本形式中看出新的歷史文化內涵。

許多民間文獻都會宣稱自己有某種官方的或是正統的依據，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但他們卻一定要宣稱自己是有來歷的、有傳統的。

這是拉大旗，做虎皮。

那麼，民間為什麼要用官方的、正統的話語和文本？這種做法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展究竟有哪些影響？這就是科大衛、劉志偉最近一直強調的「正統化」的問題，這也是社會文化史研究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

方勇駿：您最近提出創建民間歷史文獻學，探討民間歷史文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請問這與傳統的歷史文獻學有何不同？

鄭振滿：中國有歷史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傳統，但主要局限於對經典古籍的整理和詮釋，還無法涉及五花八門的民間歷史文獻。

我們需要運用傳統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方法和知識積累，對民間歷史文獻的系統、源流和研究方法做出完整的解釋，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民間歷史文獻學。

民間歷史文獻學與傳統歷史文獻學的不同之處，我想關鍵在於研究視角的不同。

傳統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官方的或精英的歷史文獻，因此主要是從政治制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脈絡解讀歷史文獻；民間歷史文獻的研究對象是民間社會或普羅大眾的歷史文獻，因此主要是從社會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的脈絡解讀歷史文獻。

當然，這裡主要是強調文獻性質的差異，需要有不同的研究套路，而不是說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問。

相反，我實際上是把民間歷史文獻學想像為歷史文獻學的分支學科，傳統歷史文獻學的許多理論和方法都可以用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

例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版本、目錄、考據、辨偽之學，自然都可以用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

還有，中國自古以來的金石學、譜牒學等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是民間歷史文獻研究所需要的知識背景。

我探討民間歷史文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主要是因為目前學術界對民間文獻的認識還很模糊，往往不加區別地把民間文獻當作一般史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族譜中關於祖先的傳說，直接當作移民史、家族史的資料。

還有，看到一套儀式文本，就判定當地民間信仰是道教、佛教或儒教的。

實際上，這種資料大多是表達一種文化認同，而不是真實的歷史記憶或歷史事實。

因此，我們必須從當時當地的歷史語境出發，理解民間文獻對於當事人的意義，然後才可以明白民間文獻的史料價值。

我們已經辦了四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現在陸續編輯出版《民間歷史文獻論叢》，就是希望通過大量的實證性研究，探討民間歷史文獻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方勇駿：您始終強調民間文獻研究要與田野調查相結合，最主要的學理性依據是什麼？

鄭振滿：民間歷史文獻無論多麼豐富，都不可能完整記錄社會生活的全貌。

這就是說，歷史資料永遠是不完整的，這就是歷史學者最大的苦惱。

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田野調查，最大程度地彌補這個缺陷。

我們可以回到民間文獻流傳和使用的地方，找到相關的當事人，通過實地考察、訪談，了解當地的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儘可能重建歷史現場，把文獻放回社會生活的整體中去解讀。

這時候，不僅是歷史文獻資料，就連現存的實物、人際關係、口頭傳說、儀式表演，等等，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研究資料。

田野調查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讓我們設身處地地去體會當事人的想法和做法。

我們在文獻上看到的很多難以理解、甚至是很荒謬的東西，有時到了當地就會恍然大悟、豁然開朗。

比如福州有一個家族，從明代到清代修了六次族譜，每一次都重新找祖先，而且每一次都做了很認真的考證。

我們當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他們為什麼要慎重其事地作假呢？到當地調查後就知道，他們原來是疍民，沒有戶籍，祖先來歷不明。

上岸定居以後，必須有合法的身份，他們就開始到處認祖歸宗，依附當地的世家大族。

因此，他們編造祖先的故事，是為了適應當地的社會環境，調整生存和發展的策略。

我們既不能相信他們的祖先傳說是真的，也不能滿足於揭穿他們的祖先傳說是假的，而是必須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認祖歸宗的理由，從中發現社會文化變遷的邏輯。

我們經常被質疑，歷史學家研究的是很久遠的事情，怎麼可能通過田野調查重建歷史現場？我的回答是，我們不僅要做田野調查，還要解讀歷史文獻，所以我們的田野調查必然是有歷史深度的。

我們的任務是把田野調查和文獻解讀有機結合，這也許就是我們和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不同之處。

我們應該相信，在歷史上發生過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對現實生活必然會有深刻影響，在現實生活中必然還會留下痕跡。

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現在反思歷史，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重要的歷史線索。

我在莆田研究神廟系統的時候，一直苦於文獻資料不足，後來我發現每一個重要的神廟中都有社神，我就明白了神廟系統的發展與明代的里社制度有關。

因此，我就開始研究里社制度的演變，提出了地方行政體系儀式化的問題。

在這裡，我還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釋現實生活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應該把自己關在書齋中，而是應該把田野調查當作必修課，在田野調查中深化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

方勇駿：近幾年，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設「中國民間文獻與地方史資料庫」，大家努力的目標是什麼？

鄭振滿：我們的合作是從2009年開始的，最初的計劃是建立「中國地方史資料庫」，最近才擴充為「中國民間文獻與地方史資料庫」。

我們的規劃方案是，利用現有的GIS系統和人文數據技術，建立可以匯集民間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的公共平台。

這個平台應該同時提供GIS系統、資料編錄系統、資料分析系統和資料檢索系統，可以滿足不同地區、不同專題研究的基本要求。

我們目前開發的主要是基本資料庫和通用平台，希望儘快把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多年來收集的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錄入、上網，可以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資料分析、檢索功能。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繼續開發族譜、碑刻、契約文書、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等專題資料庫，嘗試運用數位人文工具開展專題研究。

我們的長遠目標，是試圖通過通用平台、基本資料庫和專題資料庫的相互連接，打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獻類型、不同資料來源，建立與GIS相結合的中國歷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統。

建設民間文獻與地方史資料庫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新我們的學術理念，改進我們的工作方式。

傳統史學最被詬病之處，就是「剪刀加漿糊」，不管時間、地點和條件，只要是同類資料就可以拼湊在一起。

要克服這個毛病，就必須把文獻資料放到歷史現場，通過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事項，找到各種歷史資料的內在聯繫。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資料庫，把所有相關的歷史資料，不管是文本的、圖像的還是訪談的資料，都放到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點上，形成具有歷史深度的地理信息系統。

這裡還涉及一個「大數據」或「無限數據」的概念。

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我們可以獲取的歷史資料越來越多，從長遠看可能是無限多的。

如何處理和解讀龐大的史料群，對新時代的史學工作者是很大的挑戰。

現在國外學術界盛行利用數據人文技術研究歷史的方法，就是藉助於計算機軟體，對大批量的歷史資料進行綜合分析，從中找出以往不容易察覺的歷史現象。

這種數據人文技術的開發和運用，自然必須依託於相對成熟的專題資料庫，我們的目標就是建立這種資料庫。

淮南紫砂陶瓷花盆店：地址--淮南一中大門西四百米 淮南 垚瓷藝術生活館

回到文獻的「原點」

歷史學者直面的是文本。

主題演講中，學者集中圍繞的是如何從不同的文獻類型和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解讀民間文獻，進而探討傳統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以浙江寺平村點滴感受為題，重申在現場解讀文獻的內涵——文本是怎樣產生的，歷史學者該如何使用。

他提醒我們關注的議題是文字產生的空間、情境和使用人群；在關注文字文本的同時，還要追問那些沒有文字的情景，這些人的歷史該如何探知？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雖然利用的是寫給「皇帝閱讀」的刑科題本，但其關注的議題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時期福建保甲體系中以地保、鄉保與練保形態存在的地方職役。

雖然刑科題本並非民間文獻，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會的豐富內容以及這種文本的形成背後的制度和社會脈絡，導引我們思考刑科題本這類「官方」文本，最終還是要回到民間社會的歷史情境中。

江西師範大學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書寫的各類文字「重返清初」，體悟地方文化領袖如何與清初的「南下幹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會，進而理解時代的斷裂與延續的關係——由「明」到底怎麼入「清」。

上海師範大學錢杭教授關注的是「文革」新譜，他強調的是面對民間文獻中族譜這種連續性的文類，我們應該如何形成連續性解讀以及如何把族譜的連續性解讀出來。

而復旦大學的王振忠教授，不僅對明清時代幾種公私收藏的《布經》抄本解題，還對《布經》文本本身進行考析：《布經》不但呈現了南北商幫在知識交流上的交流與互動，也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諸多細節史料。

可以說，面對各類民間文獻材料，學者們試圖提醒我們要放寬歷史的視界。

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面對民間文獻時，首先要將文本置於「發生學」的關係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發展脈絡。

只有回到民間文獻的「原點」，作為「局外人」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讀文獻。

觸及日常生活的基本範疇

「人」是歷史學家的「獵物」，歷史研究應當直指人心。

我們都活在時空之間，每天都居住在某種空間或在空間中行走。

不過，在傳統史學研究中，較少對日常生活中這些基本或熟悉的範疇（時間、空間）本身進行發問。

猶如「家鄉」是親切的「空間」，它可能平淡，沒有歷史的魅力，但它總能激勵我們的記憶；再如傳統的繞境儀式，也是一種「空間」的表達。

作為歷史學者，利用收集的民間歷史文獻，可以探知古人日常實踐中那個熟悉的世界，進而達致透過基本範疇理解社會的目的。

本次論壇雖然沒有專設議題，但已經基本觸及空間的物質、構想和認知三個層面。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黃瑜試圖將近代以來西江上游流域「峒」地村寨的族群關係和村寨內部信仰空間建構關聯，以此揭示儀式空間對人群身份、地位、認同、權力的形塑。

華東師範大學李世眾則將溫州孤嶼「突兀」的空間建築——文天祥祠，視為國家忠義文化地方化的一個「記憶裝置」，並在明清易代之際深刻影響了溫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實踐。

而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田宓以包頭市一個蒙漢雜居的村落為例，探討在蒙古人與漢人的互動關係中，從遊牧時代走向農耕社會的空間如何被想像和組織，從而理解空間觀念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也有學者（南昌大學歷史系羅桂林、廈門大學歷史系祁剛）利用圖像呈現的空間或地景，試圖呈現地圖繪製中的「隱」與「顯」，進而以「同情之理解」換位思考「顯隱」之間的繪圖與讀圖。

在這場的開放討論環節，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指出圖像也是一種文類，比如家譜里的墓圖，有時候就是一種文化建構，甚至是山地田塘直接的產權呈現，故而，民間文獻中的圖像資料值得繼續研究。

當然，「空間」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範疇之一，其本身還有諸多複雜面向，比如空間的生產，特殊空間的權力運作，空間的設計、感知和空間的象徵等等，這些頗為有趣的空間議題，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在空間的範疇之外，日常生活中還有其他基本範疇——分類。

雲南大學覃延佳就以誰是「蠻人」為題，透過地方儀式傳統與人群分類的關係，探討邊緣地區族群的分類及其意義體系，從而在族群分類的邏輯維度，觀察地方社會的演變過程。

聚焦「底層人」與大歷史

相比官方典籍，民間文獻更為直接地展現了基層社會生活的面向，尤其是在「以人為本」的視角轉換下，民間文獻可以有效地聚焦以往處於「邊緣」人群的日常生活。

廈門大學歷史系陳瑤的《壟斷河道：明清湖南漣水的運漕船戶宗族》，以生活在漣水流域內的陳、鄧、潘等三個以運輸、捕魚為生的船戶宗族為中心，通過解讀三個宗族清至民國時期的家族文獻，描繪出生活在內陸小河、承差運漕、壟斷河運的船戶宗族的生活圖景：在國家制度和政策之下，這些船戶宗族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河道、輪流應差的機制。

通過展現船戶宗族的「生存技藝」，一方面在軍戶運漕研究之外，對州縣以下基層運漕機制與漕務運作辦法提供了實例；另一方面也對底層人群的經濟能力、社會組織、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認識。

可以說，這些見解是士大夫筆墨所不能傳達的「認知」。

正因如此，陳瑤的報告得到諸多與會學者的讚賞。

在船戶群體之外，曾在南嶺山地存在的特殊兵種——「殺手」群體的謎團，也在民間文獻的意外收穫下得以釐清。

中山大學吳滔教授的《明代中後期兵制與陽山殺手的土著化》，不僅探尋出殺手的「蹤跡」及其後代的土著化痕跡，也辨識出「殺手」的兵種性質——兼具募兵和民壯特徵。

而「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台灣大學羅士傑和天津師範大學羅艷春，分別涉及到濱海社會的人群——澳民、哨兵、腳行工人和會眾。

此外，暨南大學周正慶利用閩東新發現的婚書，探討基層民眾的非正常婚行為。

正是倚賴民間文獻的使用，以往底層極為模糊，甚至被遮蔽的人群才漸漸「浮出」水面。

當然，這次論壇也對以往的核心議題——國家與地方社會進行了深度的討論和交流。

中山大學謝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時期浙江南田島的疆域歷程》、蘭州大學葉錦花《明清福建鹽田變遷與官府應對策略研究》、台灣政治大學林振源《贛東北道教靈寶派科儀文獻》等報告，雖然史料側重不同、問題意識相異，但都沒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而是心系「整體史」，從具體的文獻和事件出發，回應著大歷史的「問題與關懷」。

比如林振源關切的議題是宋元新道法的創造如何帶來道教儀式的結構性變化，明王朝如何通過道教禮儀進入地方社會。

此外，新的議題如物質文化史也納入了考量範圍，復旦大學巫能昌就從信眾角度，對清代以來湘中地區刻奉神像的原因及其背後的邏輯進行探討。

以往耕耘的重要課題——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也得到進一步的承續。

上海交通大學趙思淵、廈門大學杜樹海和暨南大學黃忠鑫，主要利用收集的契約文書，分別討論了徽州、福建永泰和廣西土司地區的地權結構和關係；中山大學於薇、吳滔合作利用宜章黃沙堡周邊村落的族譜資料，試圖將南嶺研究擴展到一般的州縣民戶，分析不同時期族譜資料中對賦役田產的表達方式，進而解析背後的經濟狀態和制度邏輯；而山西大學曾偉則對江西萍鄉煤礦產業契約進行了解讀和整理。

可以說，區域社會經濟史依然在蜿蜒前行。

在分組會議結束後，論壇還進行了精彩的圓桌討論。

與會學者就民間歷史文獻的資料庫建設、民間歷史文獻與歷史學的方法論以及民間歷史文獻解讀出來的「區域史」，如何打通並回應「大歷史」等議題進行了深度交流。

最為緊要的是，學者們強調在系統利用民間文獻的同時，不要忘記田野，文獻與田野二者不可或缺。

只有在「希望的」田野中，回到民間文獻的生產脈絡，思考文本背後的權力和社會結構，而不是「就文獻論文獻」才能對文獻信息進行有效地「榨取」和「擴充」。

或許這樣的文獻解讀，才是民間歷史文獻獨具特色的方法和價值，也是其持久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