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戍卒家書中的家國情懷

作者：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姜洋

出土簡牘中的書信多稱為「記」，是秦漢時期最為常用的一種傳遞信息、交流情感的工具。

西北漢簡中的戍卒書信是絲綢之路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研究漢代絲路沿線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提供了寶貴材料。

兩漢政府經營西域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完成鑿空之旅。

從此，漢朝開始在河西走廊屯田戍邊，設郡置縣，建設河西到西域的城、障、亭、燧、置等侯望、郵傳系統，軍事防禦與交通郵驛融為一體，以維護和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

《漢書·西域傳》載：「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這條由張掖至敦煌的通道是漢代絲綢之路東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派有大批戍卒進行屯守，《漢書·趙充國傳》載「窺見西邊、北邊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數千人」。

然而，作為絲路的普通守護者，默默無聞的戍卒千百年來被淹沒在浩瀚的歷史海洋中。

1907年，匈牙利考古學家斯坦因在甘肅省敦煌縣西北漢代長城烽燧遺址中發現705 枚簡牘。

1914年，王國維、羅振玉依據這些漢代簡牘合撰出版《流沙墜簡》一書，開啟了利用出土簡牘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研究漢代歷史的先河。

20世紀以來，隨著敦煌漢簡、居延漢簡、懸泉漢簡、肩水金關漢簡等不斷出土，其中的戍卒書信揭開了很多塵封已久的絲路往事。

記錄普通人的絲路生活

對漢代絲綢之路沿線戍卒的生活狀況，學界多有爭論。

戍卒生活的真實狀況如何，可從其書信得到更為直接的反映。

西北漢簡中的戍卒書信往往以「甚苦事」、「甚苦侯望」、「甚苦官事」為習用語。

敦煌烽燧遺址出土的兩件書信可以反映出西北屯戍生活的艱辛：「田子淵坐前：頃久不相見，閒致，獨勞，久客關外，起居無它，甚善。

致憂之，今接人來積三日，糧食又欲乏，願子淵留意……」（《敦煌漢簡》236·AB）；「兒尚叩頭白記：閒來，上日久食盡乏，願貸谷一斛……楊掾坐前，數數哀憐，恩德甚厚甚厚……尹府哀小姓貧人子久居塞外，當為發代。

唯掾以時移視事盈歲名尹府，須以調代，代到，得歸，叩頭叩頭」（《敦煌漢簡》244·AB）。

《漢書·王莽傳》載「改郡太守曰大尹」，從簡牘中「大尹」等稱謂來看，這些書信當屬新莽時期，其中不乏「食盡乏」、「久客關外」、「小姓貧人子久居塞外」、「數數哀憐」等語，展現了這位名叫兒尚的貧苦戍卒困守邊塞、無法與家人團聚的情形。

從書信可以得知，戍卒糧食得不到及時供應，戍守超期而替代者遲遲不到，從細微處驗證了新莽時期因政策失當而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局勢緊張這一史實，與《後漢書·西域傳》「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的記載相吻合。

儘管身處艱苦的戰爭環境，邊地吏卒依然表現出建功邊塞、報效國家的進取精神，「臣厶罪在西域，期於殄逆虜，平定諸國」，「恩德固可未報哉？臣子之職寧可廢耶！」這些書信記錄了漢代普通戍卒為維護絲路暢通和邊地安寧不畏艱險的事跡。

訴說普通人的絲路情感

《鹽鐵論·徭役》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逾時之役。

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

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

」在此背景下，當有不少以建功邊塞、思鄉懷遠為題材的作品產生，但很少見諸史書，絲路沿線出土的漢代戍卒書信恰可彌補傳世文獻在這方面的空缺。

以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出土的一位戍卒寫給家人的書信為例，信中流露出自己因擔負「書天田」的邊防任務而不能與親人團聚的無奈之情，並希望父母「嚴寒參列願自將宜」，在末尾向兄嫂表達了謝意，「怨己無能，謝兄嫂供養三親，萬幸辭謝」。

儘管簡文殘損較多，但依然看出戍卒惦念親人以及因無法侍奉父母而流露出的愧疚之情。

部分書信則表達了邊塞戍卒的袍澤情誼，以居延烽燧遺址出土的兩件書信為例，「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05·43B）；「始春不和，願子游謹衣強餐飯，子游幸賜尺記」（《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85·4B）。

兩封書信雖寥寥數語，但情真意切、句意平遠，與漢代五言詩《行行重行行》「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漢代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頗為相似。

戍卒書信中經常出現的「強餐飯」、「足衣強食」、「久不相見」等語，更是直接出現在漢代邊塞詩中，有助於了解漢代邊塞題材文學作品的創作環境，為展現邊塞詩寫實的語言風格、詩歌意象及表達技巧提供了文本參考。

拓展絲綢之路研究視野

學界利用大量簡帛文書深化了絲綢之路研究，特別是在東段線路的考證、漢王朝與西域諸國的政治關係、使者往來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對絲路沿線社會生活的研究則相對單薄。

戍卒書信中保留的請求他人代買物品、向家人索要衣物、與當地居民貿易往來等大量內容，為研究當時的社會生活、經濟形態提供了豐富史料。

以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封名叫元的戍卒至信子方請求代買物品的書信為例。

該書信書寫在一塊長23.2厘米、寬10.7厘米的帛上，共10行319字，是目前出土字數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漢代私人書信實物。

「願子方幸為元買沓一兩，絹韋，長尺二寸」，「筆五枚，善者」，「郭營尉所寄錢二百買鞭者，願得其善鳴者」。

懸泉置遺址中出土了毛筆、硯、革履和絲綢、毛麻織品，新疆尼雅漢晉遺址中出土了弓箭、織錦護臂、黃絹袍服、絹質面衣、錦枕等，如果研究者將戍卒書信中要求代買的物品與之相結合，參之以武威磨咀子漢墓絹底平繡屯戍人物圖、酒泉下河清漢墓壁畫等圖像資料，就可以清晰還原漢代絲綢之路普通大眾的服飾特徵和生活場景。

這些書信中關於織品的記錄還可以為河西地區織品貿易研究提供材料，例如，「先取給。

宜當立，上間仗不在久久至今，叩頭叩頭。

唯以皁布八尺，直百廿八錢，尺十六錢」（《敦煌漢簡》2324A）。

書信中的「皁布」即「皂布」，是一種未經上色的麻布或葛布，文獻中有「白衣」之謂，是漢代普通民眾衣著最常見的顏色。

通過對西北漢簡中的戍卒衣裝進行統計，可以發現戍卒衣裝的顏色以皂、白、黃為主，質地多為麻布和葛布。

但在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曾出土絲織殘片共123件，品種有織錦、羅紗、絹、纚等，顏色有朱紅、絳紫、月白、天藍、翠綠、墨綠、白、黑、煙色、茶色等。

結合貰賣名籍文書和戍卒向家人催要衣物、織品的信件，可以推斷內地戍卒帶到邊塞的織品已成為當時河西地區絲綢貿易的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