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龍：史前史是人類文明的萌芽

原標題：史前史是人類文明的萌芽 ——訪史學家趙建龍

趙建龍部分著作

趙建龍紅古M25現場測繪

趙建龍

1954年出生於甘肅金昌市雙灣鎮，研究館員。

1978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原歷史系考古專業）。

曾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工作，任史前研究室主任。

從事文物考古工作近40年，參加整理編寫的《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於2007年獲甘肅社科三等獎；主持編寫的《蘭州紅古下海石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於2010年獲甘肅地方史志委員會文史類一等獎；主持編寫《民樂八卦營漢墓群發掘報告》、撰寫《秦安大地灣遺址發掘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於2001年4月被世界華人交流協會評為國際優秀論文，他是大地灣發掘於報告整理編寫中唯一自始至終的參與者。

2003年參加了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甘肅省文物數據信息化錄入試點工作，2004年2月獲甘肅省文物局頒發的「文物數據信息化錄入先進個人」獎。

2009年6月獲國家文物局頒發的「從事文博事業30年榮譽證」。

2010年6月獲甘肅省文物局頒發的「全省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獎。

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人們比較熟悉的都是有記載的歷史，且時間越近的歷史人們越熟悉，而對於記載甚少，時間距離又異常遙遠的史前史了解的人甚微，本期記者採訪的就是史前史專家趙建龍。

記者在省考古研究所見到了趙建龍先生，要了解史前史，就先要釐清史前史的概念，他耐心地對記者說，史前史在國內外還沒有非常明確的界限，總體來說史前史指沒有明確的文獻資料記載以前所經歷的歷史階段。

我國史學界將夏代以前的歷史，稱為史前史。

包括原始社會及堯、舜、禹所處的傳說時期。

史前史的研究主要依據考古發現的人類遺存的實物資料，以及神話傳說等。

早期人類的方式為採集和狩獵，隨工具製作技術的進步，勞動所獲出現剩餘，遂逐漸產生原始種植業和家畜飼養業，人類亦從遷徙無常進入定居生活。

血親觀念產生後，同一血緣的人們聚居在一起，形成氏族部落，並開始建造房屋，形成聚居的部落，在定居之後，人類逐漸發明了人工取火和制陶技術，我省有代表性的史前史文化遺址就有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和大地灣遺址等。

在交談中記者得知，趙建龍從事文物考古已近40年。

他出生於普通的農民家庭，上大學時被推薦到北京大學考古系。

「大學給了我大開眼界的機會，記得那時老師一邊上課一邊帶領我們去參觀故宮、長城等歷史文化遺址，那時還是年輕學生的我，在興奮的同時又感到身上責任重大，從那時起就立志要在自己的專業上有所作為，不然就愧對了這些不會說話的文物……」

大學畢業後，趙建龍被分配到甘肅省考古研究所，報導的第一天，就接受了去秦安大地灣原始聚落遺址挖掘的工作，沒想到這一去就長達8年之久。

對於大地灣遺址，很多甘肅人都不陌生，但記者聽了趙建龍一番講解之後，才對這裡有了深入地了解。

趙建龍說：「其實按考古學的規矩，大地灣遺址本來應該叫邵店村遺址，因為它位於甘肅省秦安縣五營鄉的邵店村，只是當時以訛傳訛，這種叫錯地名的情況在考古上也並不罕見，因為大地灣這個名字已經約定俗稱，所以之後就一直沿用至今。

記者問他為何在這裡有了如此大面積的原始群落聚居？他回答說，大地灣遺址座落在邵店村東部第二、三級河床台地上，以及東南部長蟲梁北坡山腰間，倚山面河，構成一片地勢較為開闊的活動地帶，當屬原始社會時期的理想集中營地。

趙建龍回憶說：「當我們過去時發現破壞已經相當嚴重，就進行了搶救式挖掘，挖掘過程雖然非常艱苦，但是也充滿了驚喜和快樂，眾所周知的著名國家一級文物人形瓶就出土於此。

」

那麼，大地灣遺址的發現和出土的文物對甘肅考古界有什麼意義呢？「因為大地灣文化層堆積較厚，延續時間長，它涵蓋了前仰韶文化部分、仰韶文化以及常山下層類型等，這是甘肅首次發現仰韶文化的遺存。

這些相繼迭攝了三千多年的文化遺存就像一部原始社會的歷史史冊，展現在世人的面前，令人震撼不已。

大地灣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甘肅省史前文化的一項空白；也為涇、渭流域仰韶文化的分期樹立了一桿標尺，明確了多年爭論不休的半坡、廟底溝、半坡晚期等各期段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大地灣遺址對於建立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序列、研究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產生、發展以及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為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深入研究人類文明史，提供了許多十分難得的實物資料。

」趙建龍說：「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一種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也就是河南和陝西地區，之前有學術界認為馬家窯文化是繼仰韶文化發展的類型，大地灣遺址的發現證明了馬家窯文化只是受了仰韶文化的影響，而他們本身是兩種文化類型，而不是繼承的關係。

」

除了大地灣遺址外，趙建龍在1985年取得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田野考古領隊資格」後，又相繼主持發掘了慶陽南佐、禮縣高寺頭、敦煌佛爺廟灣、蘭州紅古下海石、紅古下旋子、酒泉豐樂、酒泉孫家石灘、酒泉侯家溝、酒泉野豬溝、酒泉玉門白土梁、張掖民樂八卦營、岷縣坪上、岷縣卓坪等遺址和墓地，並參加了《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的編寫，主持編寫了《蘭州紅古下海石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談起這麼多年對史前史研究的感觸，趙建龍感慨地說：「史前史是人類文明的萌芽時期，對於史前史的研究是對人類來源的追根溯源。

史前史相對於古代史和近代史，可考察的資料要少得多，所以研究史前史更加難出成績。

我們對大地灣遺址挖掘了8年，單是整理報告就花了十多年，直到現在，後續的工作還在進行之中……」就在採訪之後的第二天，趙建龍又要奔赴大地灣遺址，他說：「大地灣在甘肅來說是考古與旅遊文化開發結合地比較成功的案例，三十年前這裡還是窮鄉僻壤，大地灣遺址的發現讓這裡成為了很多省內外甚至國內外遊人的目的地，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一方面又促進了文化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良性循環，我希望大地灣遺址有朝一日能像兵馬俑對於陝西的帶動作用，對當地的經濟文化帶來飛躍式地發展。

」

大地灣的發現像一個輻射點，讓人們對早期文化引起了重視。

他說：「之前很多人對於考古工作有偏見，認為考古是個花費高又不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專業。

的確，考古不是一個可以帶來短期回報的專業，但是它卻影響深遠。

這些年我發現老百姓的文物意識越來越強，對考古工作也越來越理解，這都是文物考古工作帶來的有利影響。

」

面對甘肅史前史研究的前景，趙建龍的態度非常樂觀和積極，他說：「甘肅擁有豐富的考古資源，其背後的文化價值不可估量。

甘肅自古屬於多民族多移民聚居之地，是多民族多文化兼容並蓄，從地理結構看，甘肅又是一條連接各地的走廊，從古至今一直以它寬闊的胸懷迎接著不同文化的交融，所以，我省出土各種異類文化的文物並不罕見，這是甘肅文化資源的特點和優勢。

這樣來看，值得我們考古工作者去挖掘的寶貴遺產還有很多。

」

談到最後，趙建龍說起了一件人們由來已久的對考古工作的誤解。

他說：「人們常說『考古專家總是跟著盜墓賊走』，我也想藉此次機會澄清一下，因為這是多年以來累積的誤會。

按照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我國文物工作方針的要求，原址保護仍是古遺址、古墓葬的首選保護方式，應儘可能減少對這些文化遺產的人為侵擾。

國家嚴格控制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尤其是對帝王陵寢和重要墓葬的主動性考古發掘。

因為對於考古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確保文物安全和永續流傳，以及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可挖可不挖的，儘可能不挖。

所以，希望大眾能理解我們的工作，讓文物儘可能長久地保留才是對子孫後代最負責任的態度。

」（蘭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華靜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