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揚：深圳歷史文化的「守望者」

深圳博物館古代館的第一個展櫃里,展出著42件咸頭嶺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文物。

(資料圖片)

咸頭嶺遺址出土的陶尊。

深圳博物館館長、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葉楊。

(受訪者供圖)

屋背嶺出土的商代玉玦。

咸頭嶺遺址出土的樹皮布石拍,是世界最早的樹皮布製作工具。

咸頭嶺遺址出土的商代雞形提梁。

壺。

1984年,深圳經濟特區處於初創階段,百業待興,城市裡充滿了挖土機、混凝土攪拌機的聲音。

當時,深圳乃至全國大學生的數量都非常少。

年輕的大學生們無論在哪裡都是受人關注的「天之驕子」,畢業時,他們大多選擇留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創業。

葉楊不同,他毅然決然,選擇回到家鄉廣東工作,首選深圳。

這一年,葉楊22歲,正值青春年華,意氣風發。

放下從北京大學畢業時帶回的行李書籍,葉楊來到當時連館舍都尚未建立起來的深圳博物館工作。

如今時光荏苒,他已經在這裡默默堅守、辛勤耕耘了32個年頭。

主持發掘「兩大考古新發現」 深圳歷史往前推進7000年

深圳,最初被許多人認為是「文化沙漠」,一座沒有歷史和文化底蘊的「一夜城」。

當年為改變大家這種看法,深圳一方面對全市文化設施進行規劃,大力興建了博物館、圖書館等八大文化設施；另一方面在全市開展文物普查和考古發掘工作,探尋深圳的歷史與文化之根。

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高材生,葉楊初來乍到,便全身心參與到全市文物普查和文物「四有」工作,以及考古發掘、整理和研究當中。

從1996年擔任博物館考古隊長,到2004年考古隊從博物館獨立,他實際上負責著深圳全市的考古發掘工作。

在此期間,他主持發掘了數十處重要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並對它們進行了深入研究,在《考古》《考古學報》《文物》等全國重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編《深圳7000年》等多本著作,基本理清了深圳7000年的人類文明史和城市發展脈絡,有力地駁斥了深圳「文化沙漠」論,在學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深圳有兩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能達到這一水平的城市在全國也不多見。

它們都是葉楊負責主持發掘的。

一處是位於大鵬新區的咸頭嶺遺址,通過對出土陶器的類型學研究,葉楊在《淺析咸頭嶺遺址》一文中斷定咸頭嶺遺址的年代距今6500年到7000年,並指出它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唯一一處可以較全面反映出當時文化面貌的彩陶前時期遺址。

後來,北京大學與紐西蘭維卡託大學對該遺址的碳樣標本進行了碳-14測年,測定結果顯示最下文化層年代距今約7000年,與葉楊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他關於咸頭嶺遺址是珠三角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代表的觀點,也得到越來越多考古學者的認同。

該研究成果的意義不僅在於將深圳的人類文明史提前到7000年前,更重要的是證明了珠江文明與長江文明、黃河文明同為中華民族的搖籃和發源地。

另一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位於南山區的屋背嶺商時期墓葬群。

葉楊在該處遺址主持發掘清理商時期墓葬94座。

這是迄今廣東地區發現、發掘規模最大的商時期墓葬群。

他的發掘和研究成果刷新了人們對於珠三角及港澳地區本土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的認識,改變了大家對該區域史前、先秦時期聚落特點的認知,填補了該區域陶器編年的一段空白,建立起該區域商周考古研究的年代標尺。

對於深圳的其他遺址,葉楊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發表《廣東深圳大梅沙遺址發掘簡報》,指出了大梅沙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和青銅時代遺存的具體年代；發表《深圳南山向南村遺址的發掘》,使學界對珠三角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轉變這一階段有了長足認識,填補了該區域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對南頭古城遺址進行研究,將南頭古城的歷史追溯到公元265年,理清了深圳城市歷史的發展脈絡,「深圳城市文化史」由此發端。

在對具體遺址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葉楊也對深圳的考古學文化進行了整體研究,並將其與廣東其他考古學文化進行對比。

他發表《深圳新石器時代考古》,指出深圳地區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考古學文化的主要特徵,以及它們與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關係和影響,廓清了深圳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發表《論新石器時代珠江三角洲區域文化》,提出了珠三角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分期的標準與方法,指出了考古學界關於「西樵山文化」命名的謬誤,以及新石器時代廣東地區的「土著」和「外來」兩種文化遺存；發表《廣東青銅時代三個基本問題》,指出了廣東地區青銅時代的主要特徵、社會性質和面貌等。

作為一名文博專家,葉楊不是單純地對深圳的考古學文化進行理論研究,而是力求使用通俗準確的語言、具象的文物展品,將深圳歷史和城市文明呈現給公眾,讓市民觀眾了解、熱愛這座城市。

他主持建設了深圳博物館新館——歷史民俗館,推出《古代深圳》《近代深圳》等基本陳列,並牽頭東莞、惠州、河源、汕尾等地博物館舉辦了多個區域歷史文化展覽。

致力於深圳地方史研究帶領深博躋身全國一流

2004年,深圳將考古隊從深圳博物館獨立出來,成立了單獨的文物考古鑑定所,專門負責全市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

葉楊留在博物館擔任副館長、館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負責科研、展覽、建設等工作,研究領域也從考古學轉到了博物館學和地方史。

葉楊立足崗位,將工作了數十年的深圳博物館作為研究對象,仔細梳理博物館的發展歷程,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道路,主編了《深圳博物館》《與特區一起成長》等著作,發表《深圳歷史文化與深圳博物館的發展》《論深圳博物館的建設》《深圳博物館之路》等多篇論文,提出了諸多改進措施,極大地推動了深圳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近年來,深圳博物館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廣東省最具創新力博物館」等多個榮譽稱號,在社會和業界的影響力顯著提升。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前沿陣地,對深圳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和展示是深圳博物館的一大特色。

葉楊主持建設的《深圳改革開放史》陳列,系統展示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歷程和偉大成就,成為展示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被評為「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

他主持編寫的《寶安三十年史(1949-1979年)》填補了近代到當代寶安30年歷史研究的空白,彌補了深圳地方史研究的最後一個缺環,受到學術界和社會的高度評價,全書內容在《深圳商報》上連載。

他組織深圳博物館與市政協合作編寫出版《百年滄桑深港軼事——深圳文史(第14輯)》,得到市主要領導的肯定和好評。

深圳市委黨校還聘任他為兼職研究員,參與《深圳精神》課題研究。

葉楊也對我國博物館發展進行了研究,發表論文《中國博物館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提出了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的道路。

他認為:創新和特色化是博物館發展的出路,體制和管理模式的創新對博物館發展至關重要。

我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儲備著博物館發展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不斷「建館」 默默守望本土歷史

深圳博物館收藏有許多動物標本,它們的保存和維護是葉楊如今重點關注的課題之一。

2013年,他主持開展《動物標本製作和保存的環保安全新材料研究》,被市相關部門列入深圳市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這是深圳博物館首個獲得經費支持的自然類科研項目,已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研製的標本防霉劑處於國內先進水平,有望在博物館領域大規模推廣應用,現正在申請國家發明專利。

一直以來,葉楊都強調開放辦館。

2010年擔任館長以後,他一方面推動深圳博物館與市內外高校、企業、研究機構和社會團體等,合作建立科研基地,開展課題研究,以此實現博物館與相關單位的優勢共享,合作共贏；另一方面堅持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導向,最大程度地利用博物館陳列展覽、研究成果和人才隊伍為社會服務。

在他的主導下,深圳博物館積極對市內外其他單位的展陳建設進行指導；組織編寫教材、校本課程赴深圳大中小學校宣講,開展歷史文化和國情市情教育；不斷提升「著名專家講壇」、「歷史小講堂」、社區巡展宣講等活動的廣度和頻次。

深圳博物館正在社會科普教育、提高市民素質、增強市民凝聚力方面產生越來越多的社會效益,在推動深圳建設文化強市戰略中發揮了重要的「助推器」作用。

葉楊說他在深圳博物館工作幾十年一直都在「建館」,現在他正負責主持多個館址建設項目,包括改造深圳博物館古代藝術館,改造葉挺東江抗日游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籌備建設「國內一流」的自然博物館,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合作建立深圳金融博物館等等。

累並快樂著,葉楊希望穩步完成這些場館的改造和建設,使他熱愛的深圳博物館再上層樓,也推動深圳的社會和文化發展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塞林格在《麥田守望者》里說道:「我將來要當一名麥田裡的守望者。

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

」數十年來,葉楊也是這樣三十年如一日地「守望」他的「博物館事業」。

在他看來,文化是通往過去和未來的時光隧道,他願意在這條隧道里穿行摸索,不負光陰、才情,做一名深圳歷史文化的見證者、守望者。

(記者 聶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