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文化銅刀研究（連載一）

著名文化學者陳光華先生《齊家文化銅刀研究》（連載一）

1999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報導：我國科學家在安徽繁昌「人字洞」發現了一批距今大約200多萬年的石製品，其中一件石刀，經專家鑑定後認為，這不僅是我國境內迄今發現的第一把「石刀」，也是已知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文化遺物，從而把人類在我國境內生活的歷史向前延伸了30多萬年。

從此刀作為人類最早使用的工具之一，便在中國歷史大舞台上閃亮登場。

人類在漫長的歲月里，艱難的跋涉、探索、進步……到8000年前的中國出現骨柄石刃刀這種複合工具，在勞動工具發展史上，複合工具的出現，是勞動工其製作技術的第一次突變和飛躍，標誌著勞動工具開始由單體結構向組合結構的轉變。

到了5000年前的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了「中華第一銅刀」，齊家文化時期，銅刀開始大量出現，而且種類繁多。

銅刀逐漸取代石刀，骨柄石刃刀，成為人類生活生產的工具和戰爭的利器。

無論是辛勤的勞作，美味的享受，還是血腥的廝殺，人類始終沒有離開一個重要的伴侶—刀，並且延續至今。

齊家文化銅器的普及，對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也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一次飛躍。

它猶如一顆燦爛的新星, 在中國古代冶金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英國考古學家吳萊在 《人類歷史———文化與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的:「冶金術的發明把人類從野蠻推向文明。

」大量考古資料證明, 銅器的產生是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到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 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 而且也是世界青銅文化中的瑰寶。

特別是我國古代先民在冶金技術方面所具有的傑出成就, 不僅對於促進我國古代農業與畜牧業、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同時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因此,探討中國早期銅器在文明進程中的地位, 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齊家文化銅刀作為中國早期銅器一個重要標誌物，認真地，充滿敬畏地進行探索是我們的責無旁貸的義務。

第一章 緒論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國的甘肅、青海地區，是集中出土早期銅器的考古學文化中年代最早的，在年代上跨越了龍山晚期和夏紀年早期，齊家文化銅刀作為早期銅器的一個重要品種，在齊家文化銅器中，出土數量較大，品種繁多，是探討銅器的起源與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

本文就齊家文化銅器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作一綜述。

一、本選題國內外研究現狀

齊家文化是位於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

1924年，由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安特生，發現於甘肅省廣河縣齊家坪遺址而得名，並錯誤的認為「齊家期」為甘肅古文化六期中最早的一期。

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境內的黃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寧夏南部與內蒙古西部地區也有零星發現。

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校正，其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000～前1600年。

目前共發現遺址350多處。

1945年夏鼐先生以甘肅省廣河陽窪灣墓地兩座齊家文化墓葬填土中發現的馬家窯文化彩陶片為依據，從層位上確定了齊家期的相對年代晚於馬家窯時期對安特生的分期提出了質疑。

1947年裴文中調查甘肅史前遺蹟，首次提出了齊家文化的命名[1]，這些研究成果為以後齊家文化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是齊家文化初步研究時期。

這一時期考古工作以調查為主，。

經科學發掘的遺址較少，主要有甘肅武威皇娘娘台[2]（前三次發掘）、秦安寺嘴坪[3]等遺址，許多地點都發現了明確的地層，從而證實了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齊家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1956年，安志敏先生在《甘肅遠古文化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將齊家文化陶器分成兩群，認為它們可能代表著齊家文化前後發展的兩期[4]，對齊家文化的文化內涵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60年代中期～80年代，伴隨著大量考古發現，步入了對齊家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時期。

這一時期發現並發掘了大量的齊家文化遺址，其中經發掘的主要遺址有甘肅省的武威皇娘娘台[1]（第四次發掘）、永靖秦魏家[2]、大何莊[3]、張家咀[4]、姬家川[5]、廣河齊家坪[6]、西坪[7]、岷縣杏林[8]靈台橋村[9]，青海省的樂都柳灣[10]、貴南尕馬台 [11]、互助總寨[12]、大通黃家寨[13]，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西吉興隆鎮[14]、固原海家灣遺址[15]。

這些考古新發現為齊家文化全面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準備。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是張忠培先生《齊家文化研究》一文的發表，從皇娘娘台、大何莊、秦魏家遺址分段入手，對齊家文化的分期、源流、社會發展階段問題都作了詳細的論述，將齊家文化分為「三期八段」，為以後齊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坐標。

文中對皇娘娘台等遺址出土銅器的年代也作了細緻的分析，指出齊家文化「獨立走過

[1]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三聯書店，1997年。

[2]安志敏：《甘肅遠古文化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考古通訊》，1956年6期。

[3]甘肅省博物館：《黃河寺溝峽水庫新石器時代遺址調超簡報》，《考古》1960年3期。

[4]a.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渭河上游天水、甘谷兩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5期。

b.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肅渭河上游渭源、隴西、武山三縣考古調查》，《考古通訊》1958

年7期。

[5]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肅臨洮、臨夏兩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9期。

[6]甘肅省博物館：《甘肅西漢水流域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59年3期。

[7]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7期。

[8]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

[9]任步云：《甘肅秦安縣新石器時代居住遺址》，《考古通訊》1958年5期。

[10]安志敏：《甘肅遠古文化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考古通訊》，1956年6期。

了純銅→青銅」冶銅技術的發展過程[18]。

早在1957年—1959年皇娘娘台遺址前三次發掘中就發現了齊家文化銅器，這一時期齊家文化銅器的發現更加普遍皇娘娘台（第四次發掘）、大何莊、秦魏家、齊家坪、西坪、尕馬台、總寨等遺址都出土有銅器，另外在甘肅省臨夏魏家台子[19]和岷縣杏林遺址調查中也發現了少量銅器[20]。

1981年北京鋼鐵學院對齊家文化出土的部分銅器作了冶金學分析[21]。

1989年，滕銘予對甘青地區早期銅器從冶金學、礦床學等多角度進行了研究，指出了早期銅器「紅銅/原始合金銅→紅銅→紅銅/青銅→青銅」的發展序列[1]。

擁有如此數量銅器的齊家文化迅速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從而成為探討中國早期銅器、銅器起源問題的關鍵[2]。

90年代後，齊家文化銅器的研究開始成為齊家文化研究的重點。

這一時期主要的考古發掘有甘肅省的武山傅家門[3]、天水師趙村與西山坪遺址[4]、青海省西寧沈那遺址[5]、同德宗日遺址[6]。

根據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特別是天水師趙村與西山坪遺址的發掘，謝端琚對齊家文化分期和類型劃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依地域不同和文化內涵的差異將齊家文化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進而劃分出五個不同的類型，並對齊家文化的社會經濟形態、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這一時期在甘肅省積石山縣新莊坪[7]、武威海藏寺[8]等遺址調查中發現了10餘件齊家文化銅器。

隨著齊家文化銅器資料的不斷增加，齊家文化銅器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更趨深入。

[1]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第四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4期。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隊：《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2期。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隊：《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4年2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張家咀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年2期。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張家咀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年2期。

[6]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7]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8]甘肅岷縣文化館：《甘肅岷縣杏林齊家文化遺址調查》，《考古》1985年11期。

[9]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靈台橋村齊家文化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

[10]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979年。

[12]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總寨馬廠、齊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13]馬蘭、劉杏改：《大通縣黃家寨及楊家灣墓地清理簡報》，《青海文物》第2期，1989年。

[14]鍾侃、張心智：《寧夏西吉縣興隆鎮的齊家文化遺址》，《考古》1964年5期。

[15]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海家灣齊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5期。

[16]胡謙盈：《試論齊家文化的不同類型及其源流》，《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

[17]謝端琚：《試論齊家文化》，《考古與文物》1981年3期。

[18]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考古學報》1987年1、2期。

[19]田毓章：《甘肅臨夏發現齊家文化的骨柄銅刃刀》，《文物》1983年1期。

[20]甘肅岷縣文化館：《甘肅岷縣杏林齊家文化遺址調查》，《考古》1986年4期。

[21]北京鋼鐵學院冶金史組：《中國早期銅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1年3期。

1993年，安志敏先生再次撰文《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對齊家文化發現的銅器作了細緻的分析，並認為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銅器特別是齊家文化銅器的發展遠勝於中原地區，推測中國西北地區可能首先接觸到銅器的使用，並影響了中原銅器的發展[9]。

1995年，美國學者胡柏提出了塞伊瑪一圖爾賓諾現象與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的發生接觸的問題，她詳細分析了契爾耐赫的研究成果，將塞伊瑪一圖爾賓諾的年代向前推到公元前兩千紀初，並指出齊家文化受到了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的影響，例子包括豎梁斧、有柄彎背刀以及骨柄銅錐、銅刀[9]。

1996年，王志俊發表《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及發展》，文章公布齊家文化銅刀一件[9]。

1997年孫淑雲等對齊家文化發現的銅器進行了冶金學研究，並對齊家文化冶銅技術和冶銅業的發展過程作了分析[10]。

隨著對中國早期銅器的研究，許多學者越來越注意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銅器與歐亞草原銅器的聯繫。

2002年白雲翔發表《中國的早期銅器與青銅器的起源》，文章認為：中國公元16世紀以前的早期銅器已在50多個地點發現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個地區，其年代最早者為公元前4500年。

早期銅器的發展，經歷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嘗試冶煉各種原始銅合金的發生期，公元前2500到前2000年以紅銅為主的發展期和公元前2000到前1600年以青銅為主的成熟期。

中國古代青銅器分別起源於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青銅時代開始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

文中提及齊家文化遺址5處，齊家文化銅刀7把。

2003年，梅建軍發表《賽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一文，根據齊家文化銅器與賽伊瑪—圖比諾文化銅器形制的相似性，肯定了由美國學者胡柏提出的兩者發生聯繫的可能性，並指出整個「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文化與歐亞草原的接觸與聯繫是不同時期通過不同途徑進行的」[11]。

2005年，李水城在《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一文中對齊家文化冶銅業的發展狀況也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同時對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文化與中原地區以及與歐亞草原地區青銅文化的交互影響作了有意義的探討[1]。

2007年，王振在《從齊家文化銅器分析看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與發展》一文中，從器類組合、出土背景、冶鑄工藝、分布地域等方面綜合分析將齊家文化銅器劃分成三組，並探討了各組銅器的年代，揭示了齊家文化銅器的發展特點。

以齊家文化銅器發展為參考，對中國早期銅器進行了年代、分區分析，對中國銅器的起源與發展演變提出了自己的一點看法。

[1]

2008年，呂學明在其博士論文《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銅刀研究》中，在全面收集和占有青銅刀資料的基礎上，嚴格遵循考古類型學理論，對銅刀進行類型劃分，探討銅刀的演變及發展規律。

總結出先秦銅刀的發展歷經了夏代前後、商代中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至戰國晚期四個大的歷史時期。

在分期研究的基礎上，全面考察銅刀的區域特徵和區域間的互動過程。

銅刀在發展演變的漫長過程中，一直呈現著中原區與北方區交相輝映的局面。

兩種系統銅刀的內涵是動態的、變化的。

北方區銅刀形式富於變化，製作精良，藝術水準很高，對中原區銅刀產生了很大影響。

本文將銅刀的產生和發展置於我國冶銅術的起源和青銅文化發展的大格局中來考察，總結出銅刀的起源和發展是多元的，並將漫長的、動態的銅刀發展演變過程概括為八個階段。

本文認為，銅刀起源於骨刀和骨梗石刃刀。

銅刀主要是作為生產、生活工具來使用的，少量屬於禮器，作為兵器的銅刀很少見。

本文認為，中國的北方地區是一個重要的銅刀起源中心，在與境外的不同時代的諸多文化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

［1］王振: 《從齊家文化銅器研究看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西部考古》 ( 第二輯) ，三秦出版社，2007年

2009年，徐建煒在《甘青地區新獲早期銅器及冶銅遺物的分析研究》碩士畢業論文中認為：在中國，學術界一般把早於商代的冶金活動歸為早期冶金活動，這期間遺留下來的冶金遺物即為早期冶金遺物。

就中國現有的考古發現而言，早期冶金遺物主要是早期銅器和冶銅爐渣。

研究這些早期銅器和冶銅爐渣，對探討中國冶金術的起源及早期青銅時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甘青地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出土的早期冶金遺物，在中國早期冶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對來自甘青地區的宗日、尕馬台、陳旗磨溝、火燒溝和黑水國等 5 個遺址的 45 件最新獲得的早期銅器及冶銅遺物進行了科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紅銅、青銅等多種銅質並存和有部分銅器含砷是甘青地區早期銅器的兩大特點；鑄造和熱鍛工藝並存應該是齊家文化銅器製作工藝的一個顯著特徵；黑水國南城冶煉遺址的發現表明中國西北地區在早期青銅時代已有冶銅活動存在。

先後在宗日遺址、尕馬台墓地和陳旗磨溝遺址發現齊家文化砷銅器，是本文研究工作最突出的一項發現，尤其是宗日遺址的砷銅是迄今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砷銅，其意義重大。

這一發現不僅將改變對齊家文化冶銅技術的演進歷程的現有認識，而且將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在冶銅技術上的聯繫或相互影響，從而推進對中國西北地區冶金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

[1]

2011年，劉遠晴在《中國早期銅器研究》的碩士論文中，從各區域早期銅器的發展特點；對歐亞草原相關考古學文化發進行簡要介紹；典型器物的源流分析；區域間冶銅技術的交流與傳播；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研究五個方面對中國早期銅器研究探討。

其中在河湟地區早期銅器發展特點一章，認為以公元前兩千紀前葉為界，河湟地區的冶銅業發展可以劃分為兩段。

第一個階段是由馬家窯文化晚期到齊家文化早期，這一階段，冶銅業仍處在較初級的的水平，銅產品的數量不多，種類單一，器型也都比較簡單。

合金配比方面，原始合金銅出現，並最終完成了向純銅的轉化。

此時的製作技術以鍛造為主，鑄造的產品較少，並且只採用雙范合鑄法。

銅器多出土於居址，隨葬的很少，說明銅器還屬於比較珍貴的資源，沒有完全普及。

第二個階段是齊家文化晚期，此階段冶銅業表現出較為成熟的特性，出土遺址較多，產品

[1]滕銘予：《中國早期銅器有關問題的再探討》，《北方文物》1989年2期。

[2]a.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81年3期。

b.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1期。

c.李先登：《試論中國青銅器的起源》，《史學月刊》1984年1期。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隊：《甘肅武山傅家門史前文化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4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5]a.王國道：《西寧市沈那齊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

b.吳平：《西寧市沈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4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6]a.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期。

b.格桑本等：《宗日遺址文物精粹論述選集》，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

[7]謝端琚：《甘青地區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8]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積石山縣新莊坪齊家文化遺址調查》，《考古》1996年11期

[9]梁曉英、劉茂德：《武威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作坊遺址》，《中國文物報》1993年5月30日

[10]安志敏：《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考古》1993年12期。

[11]孫淑雲、韓汝芬：《甘肅早期銅器的發現與冶煉、製作技術的研究》，《文物》1997年7期

數量明顯增多，種類多元化，青銅器相較早期階段比例有了明顯提升，說明這一階段純銅工藝逐漸被合金銅工藝所取代。

在製作技術上，鑄造技術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人們已經能夠使用多塊范合鑄像單耳豎鑒斧這樣的複雜器物，環首刀、人面匕首帶鈕銅鏡等器物的工藝水平也很高。

銅器多出土於墓葬中，說明銅產品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資源。

涉及到甘青地區齊家文化銅器的相關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

[1]

同年，李剛的《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一書發表，文中以文化因素分析與文化因素比較的方法對中國北方地區青銅器的幾個主要器類：武器、工具、馭馬器、生活用器作了分類研究，探討了中國北方地區青銅器中存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併兼及來自西亞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

其中第四章結合齊家文化銅刀討論了外來因素的影響[2]。

2012年，楊建華 邵會秋髮表《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文章認為[3]：本文通過對中國周邊的中亞地區的三個早期銅器發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亞洲地區早期銅器的一般發展規律以及本地發展與外來傳入的區別; 並收集了歐亞草原早期金屬器的相關地區的資料，明確了這些銅器的年代; 最後以此為基礎審視中國最早並且集中的齊家文化金屬器，對這些金屬器可能的發展階段以及來源做出有根據的推測。

論文根據金屬器的形態研究認為，中國早期金屬器在形態方面很多都是外來的，但是沒有解決中國金屬器的製作能力是否也是外來的，這有待考古與冶金史更好的結合。

文章在「齊家文化的金屬器」一章中認為：在齊家銅器中，刀的數量最多，而且形態各異。

根據歐亞大陸早期金屬刀的形態發展，可以將齊家的刀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單刃刀，這與大多數純銅時代的雙刃刀不同，說明齊家的年代要大大晚於純銅時代。

最早的單刃刀見於希薩爾的青銅時代早期。

齊家的單刃刀不會早於這個年代。

第二個時期是單刃有背刀，但是還沒有出現刀柄與刀身的區別。

第三階段出現了刀柄，便於用手握住使用。

第四階段出現刀首裝飾，柄部也加以裝飾，還有以銎納柄的按柄方式，這些器物的年代已經大大晚於歐亞大陸的青銅時代中期，與賽伊瑪的組合略有相同之處。

同年，劉學堂發表《中國早期青銅器的起源與傳播》，文章認為[4]：中原地區雖然從新石器時代就零星地發現青銅器殘片，但青銅文化真正興起則到了公元前 2 千紀的前半葉，中國北方早期青銅文化發生的時代晚於中原地區。

相比之下，新疆地區則在公元前 3 千紀末開始，就出現了發達青銅器群; 甘青地區青銅器群出現的年代也早於中原地區和中國北方地區。

新的發現與研究表明，中國早期青銅器有從西北向中原內地和中國北方地區傳播的趨勢。

這些發現大大拓寬了中國早期青銅器起源與傳播研究的視野。

文中提到目前在甘青地區發現的屬於齊家文化的遺存點很多，出土銅器的地點也相當廣泛，有學者統計，目前在齊家文化中已發現銅器 118 件，均發現在洮河以西，屬齊家文化中、晚期。

齊家文化的青銅器主要有斧、刀、銅牌飾、扣、鐲、人面匕首、雙耳斧等。

［1］劉遠晴.中國早期銅器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1年.

［2］李剛 . 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文化草原因素［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3］楊建華 邵會秋.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J］.西域研究，2012 年第 3 期

［4］劉學堂發表《中國早期青銅器的起源與傳播［J］.中原文物， 2012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