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日報》：坦白厚道 濟世愛國名士沈兼士

濟世愛國的國士

沈兼士

沈兼士19歲時，就讀於東京物理學校，適值章太炎先生旅居東瀛，遂拜其門下，稱弟子，並與周氏兄弟相交。

歸國後，執教嘉興、杭州。

1912年到北京，其三兄弟先後執教北大。

兼士先生主要講授文字學、《說文解字》等課程，並於1915年編述了《文字形義學》。

1917年，浙籍同鄉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長，大舉改革，聘用新人;沈氏兄弟與蔡元培有桴鼓之應，深得蔡氏器重。

蔡元培曾回憶：「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

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沈兼士加入了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與學生們一起高舉彩旗。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他帶領學生及同仁將久積凌亂的故宮清代檔案整理出來，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稱讚：「有功史學，夫豈淺鮮。

」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外流。

國寶免遭劫難，沈兼士立下大功。

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中，沈兼士會同魯迅、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發表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鬥爭。

魯迅曾慨嘆：「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

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

」(《兩地書》)

抗戰開始後，沈兼士在北京輔仁大學執教，與同人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進行抗日鬥爭。

這些人的抗日行為，最終為敵憲所聞，偵騎四出，並被列入黑名單進行追捕。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沈兼士於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潛出北平，輾轉到了重慶，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任名譽教授，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他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教育機關。

其後復任教輔仁、北大二校。

沈兼士在抗戰中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志士的正氣與大節，可圈可點。

他的學生，後任台灣輔仁大學教授的李維曾這樣評價他：「自古風流蘊藉，最擅佳名，惟世間究有幾人如是，殊難言之，雖然，先生固真名士。

」

沈兼士於1947年8月2日因病逝於北平。

在他的追悼會上，金息侯先生親筆撰寫輓聯：三月紀談心，君真兼士，我豈別士;八年從抗戰，地下輔仁，天上成仁。

這如實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濟世愛國的一生。

語言文字學大師

三沈雕像

談到國學，國人無不感嘆：兼士先生是現代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為漢語語源學研究做了傑出的貢獻。

貢獻在於：首次提出了一些關於語源學的基本概念;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論;就如何研究語源學提出了相應的方法和步驟。

兼士先生早在北大任教時，就講授文字學、《說文解字》等課程。

他被選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

所著《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頗多精義。

比如，他的說文解「士」字，即為：「士至於道」是傳統「士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根基所在，人格獨立客觀上成為士之為士的第一要義。

對於與道相違的「無道」社會，士人必然要對之進行無情批判。

道的「人間性」客觀上要求士必須「經世」，這突出表現為士人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高度關注與參與熱情。

為了保證道的尊嚴，士人又必須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養。

以身載道、人格獨立、批判精神、經世傳統、注重修身，這些文化價值共同構築了傳統「士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也成為傳統士人的理想人格範型。

因而，這種獨特的「知識人」文化傳統於今天仍然彰顯出不可忽視的強大精神能量。

後人所編《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也以文字學方面的文章為最多。

從《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出版說明》可以看出，兼士先生「一生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字訓詁之學，在探討終結傳統的訓詁學理論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他就『語根字族』之學所做的一些研究，爬梳搜剔，創穫甚多，當時曾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

他最早從文字發展的角度來研究漢字，認為漢字源於圖畫，提出了「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重要概念;他還注意從形音義等不同角度研究漢字特點，在字形方面，主張用「字體最小分子」的方法研究漢字的形體規律，成為漢字構形學的萌芽，在漢字音義關係方面，突破了前人「音近義通」觀念的局限，對「義同換讀」的特殊現象做了詳細的論述，解決了許多繁難問題。

包括對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六書理論的研究，對音韻學的研究，對訓詁學的研究等，尤其是對「語根字族」——同源詞的研究，曾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

蔡元培、郭沫若、楊樹達、陳寅恪、魏建功、吳承仕等都曾與之切磋。

沈兼士先生的著述收於《段硯齋雜文》《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許嘉璐先生評價沈兼士的「語根字族理論」有三長：一是擺脫舊學的就事論事，力求語言演變規律的總模式;二是方法系統而自覺;三是既重歸納、實證，又充分思辨、大膽演繹。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沈兼士學術論集》202頁，中華書局，1986年)這句話揭示了漢字內涵的豐富性。

遠在六千年前，我國的文字便已經濫觴。

在漢字形成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文化現象及觀念的影響;在漢字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進步、文化現象和觀念的轉變，一大批漢字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因而，根據漢字的結構和內涵，我們可以窺見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

文獻檔案學拓荒者

三沈紀念館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主持整理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是中國近代史料的四大發現之一。

他提出並論著文獻檔案學，為學術界開風氣之先。

眾所周知，辛亥革命後，清廷內閣大庫檔案流散，史界、文化界學者痛心疾首。

1921年，沈兼士得知清廷大內檔案還殘留了62箱1506袋，隨即請北大校長蔡元培致函教育部，把這批檔案移交給北京大學，作為明清史料整理研究。

教育部同意後，他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委員會，組織史學系、國文系師生進行科學整理，經過3年多的努力，共整理檔案523000多件又600多冊。

出版了《清理清內閣檔案報告(要件)》《嘉慶三年(1798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順治元年(1644)內外官署奏疏》等檔案史料彙編多種，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這一舉動，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隨後，北京著名學術團體禹貢學會，也從社會上收集了許多此類檔案。

從此，內閣大庫檔案的重要歷史價值，漸為學術界重視。

在兼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期間，他手把手地指導員工整理檔案編目、選擇重要史料刊行、識別文物檔案。

1936年，他以北大明清史料整理會的名義和故宮博物院合編了《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蔡元培為該目作序，稱他的整理工作「為閱覽便利，有助於史學」。

國人評價沈兼士是文獻拓荒者，著名檔案學家，所作學問居功至偉，是因為他把文獻檔案學提到國事、歷史、學術之高度。

他認為，檔案於一代政治、學術關係極大，提出檔案分類不同於圖書分類，主張檔案分類按機構、團體分類。

所以，他將歷年經驗總結編成《整理檔案規程》，這對檔案管理和檔案學具有開拓意義。

正如單士元所總結：「兼士先生提倡此事，使重要歷史檔案由商品成為研究清代歷史的寶貴史料，其功偉矣!」

另外，沈兼士一生與大學教育相始終。

作為名教授的沈兼士，「禮貌偉岸，舉步輕微，行時道履飄逸，搖曳生姿，高邁神彩，左右流傳」。

「新文化運動」前後，他與沈尹默在文學革命中也頗引人注目，其早期白話新詩寫得很好，那首《小孩與小鴿》至今讀來還「小有風致」。

如今，漢陰重建「三沈紀念館」，傳承弘揚「三沈文化」，就是意在將三位大師這種中華民族優秀習德行為，成為社會性的傳遞，成為漢陰乃至世界的一種特殊的符號系統，成為民族的一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統一，成為群體性創造和個體性創造的統一。

所以說三沈文化，既是中國本土文化的載體，更是濃縮了國人的思想、觀念、習俗和生活方式。

我們今天紀念沈兼士，仰慕他少年立志，勤學苦讀;敬畏他教書育人，民主愛國;勵志他博學兼容，追求卓越。

他的「家國情懷」，其學、其志，均堪永記。

2017年7月30日，沈兼士誕辰130周年。

沈兼士，1887年7月30日出生於陝西漢陰。

祖籍浙江吳興，因祖上曾隨左宗棠西征而留置陝西漢陰，其大哥沈士遠、二哥沈尹默與他三兄弟皆出生於此地，從小接受漢陰厚重的歷史文化傳承、毓秀的自然山水風光薰陶、淳樸的陝南民俗風情引導、鍾靈的古今傳奇人物感化、靜怡的生態環境呵護。

沈兼士一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文字、音韻、訓詁等語言文字學領域，著有《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等著述。

同時，他對史料檔案學有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文獻檔案學的「開山」之人。

不僅如此，他還講授中國哲學史，成為五四時期典型的「多面手」。

文：陳緒偉 來源：安康日報科教周刊頭版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