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遠之路上的耕耘與遐思

艱辛修遠的史學之路使我時時產生無盡的追憶。

1959年，我報考南開大學歷史系先秦史專業的研究生，得益於歷史學家王玉哲先生的指導與教誨，奠定了我在古文獻和夏商史方面的研究基礎。

1962年研究生畢業後，我借調到中華書局工作，協助顧頡剛先生整理《尚書》，劉起釪先生一同參加。

自此之後，我就決定要與中國古史、《尚書》研究打一輩子交道，這成為我從事科研工作的動力。

走上《尚書》研究之路

我在中華書局整理《尚書》有兩年多時間，負責整理「商書」5篇。

其間，我不僅得到實際操作的機會，又能直接聆聽顧先生的教誨，深受教育，難忘的有三點。

第一，顧先生教誨我們，做學問要善於從各種見解中汲取有益成分。

他要我與劉起釪不斷向王力、陳夢家、夏鼐等相關專家求教。

比如為探討宋代學者對《尚書》的解析，我們拜見了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為弄清《尚書》中有關禮樂的內容，我們拜見了音樂史專家陰法魯先生。

顧先生要我們虛心聽取各位大家的意見，不放過任何有益於《尚書》整理的地方。

第二，顧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苟，其言傳身教為我們樹立了可貴的楷模。

他自著的《〈尚書·大誥〉譯註校評》於1963年就已脫稿，大約30萬字，中華書局已確定出版。

突然有一天，他讓我把書稿要回來，說是有一個小問題需要修改，改後我又送到編輯部。

如此反反覆復，這部書就這樣拖下來，至今稿臥，未能面世。

第三，顧先生做學問鍥而不捨，學術建樹從不故步自封。

顧先生是「古史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史辨」派的主要觀點在當時背景下有其特殊意義，從「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顧先生晚年並沒有停留在「疑古」階段，而是不斷重視文獻與考古的結合。

例如，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逐漸改變了早年形成的若干關於夏代和大禹的看法。

總之，顧先生做學問具有博大的胸懷，他那鍥而不捨、包容求真的品德，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也深深影響了我畢生的治學之路。

出土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尚書》是最為久遠的歷史文獻之一。

然而，《尚書》內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傳過程中幾多劫難，自然或人為造成的缺佚錯簡，特別是今古文《尚書》的版本、真偽問題錯綜複雜， 這些情況使得許多基本問題難有定論。

在我看來，只有在掌握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準確解釋其內容的實質，正確地判定其製作時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評價《尚書》各篇章的史料價值。

例如，《堯典》描寫的現象雖然斑駁陸離，但從中仍能看出堯舜時期氏族制度趨於瓦解、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印跡。

《禹貢》中與我國古代經濟、地理等方面有關的歷史資料，應該受到足夠重視，不能因為它成書較晚而抹殺其原始素材的真實性。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它全盤視為夏代的信史資料。

當前的《尚書》研究可分為兩大方面：一是譯註與綜合性著作，二是專題研究。

關於前者，《尚書》譯註出版了多種本子，顧頡剛、劉起釪的《尚書校釋譯論》是目前最詳盡全面的今譯今注本，為《尚書》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實可信的資料。

綜合性研究著作也不少，例如，劉起釪的《尚書學史》《尚書源流及傳本考》等對《尚書》的歷史演進及諸多版本做了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

關於專題研究，涉及《尚書》源流、各篇的製作年代，《尚書》中有關先秦時期的政治、文化、禮儀、習俗、法律、語言、文學，以及《尚書》中文獻資料與現今發現的出土文獻、考古資料的關係等，可以說內容豐富、成果眾多、方法多樣。

把新材料與《尚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近年來不容忽視的一個趨勢。

尤其是2008年以來不斷公布的「清華簡」，更為《尚書》研究注入了新的內涵，提供了新的詮釋，不僅進一步證實了傳世《古文尚書》之不偽，還可對《尚書》進行修正與增補。

與此同時，包括《尚書》在內的古書的流傳情況極為複雜，「清華簡」的問世也證明了這一點。

需要指出的是，《尚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文獻之一，很少有神話色彩，可信度較高。

過去的研究大都集中於政治和禮儀方面，隨著研究視野的開闊、考古成果的增多，人們逐步注意到它也有助於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古代社會物質生活與文化關係的研究。

新史料推動古史研究

中國商代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共稱世界最早的「三大文字」。

甲骨文對商史的研究不可或缺，可惜大都為占卜文字，語句較短，且許多人名、地名需要破譯。

同時，甲骨文絕大部分是盤庚遷殷後自武丁時期開始的文字記載，對商代前期的歷史提及不多。

自1928年第一次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開始，人們一直十分重視殷商考古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殷商時期的考古調查、發掘、資料整理，極大推動了殷商史的研究。

歷史文獻為考古學提供了基本線索，考古學則證實了某些文獻的可信，向人們展現了殷商時期更多的社會面貌。

新舊史料的內涵是不斷變化的。

目前，古史研究湧現出很多新史料，特別是日漸豐富的考古實物資料和出土文字材料極大地推動了古史研究，這些新材料經過辨偽、考證，可以與傳世文獻一樣成為還原歷史真實的基本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新史料需要慢慢消化，它最終要被納入「舊」的史學體系中，再重要的考古發現也不可能獨自「重建」古史，而那些新出現的古書則需要我們幾代學人甚至幾十代學人去解讀。

「走出疑古時代」的提法在學界引起一些爭議，其實對這一提法不必過度解讀。

從學術研究本身來講，疑古態度是需要秉持的，恐怕永不應放棄。

若說要消除疑古思潮的負面影響，那自然是應該的。

「信古」、「疑古」、「釋古」在一定語境下是三個階段，而「疑古」與「釋古」在研究過程中又是並行不悖的。

重視整體性和長時段研究

總體來說，當代先秦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研究內容可謂異彩紛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整體性、長時段的考察不夠，現在的研究一般都是小題目，尤其是在各種細緻考證基礎上完成的大文章還很少見。

二是理論創見不多，輕視理論是當前史學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傾向，而先秦史領域本該是一個理論創穫豐厚的地方，特別是古代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問題，理論的支撐尤為重要。

三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深度不夠，這或許是學養不足導致，或許與治學態度有關。

有鑒於此，我對年輕學者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第一，要打好堅實的基礎，學習先秦史、考古學、文字學等，汲取相關學科的前沿成果，這是研究的基本功。

第二，年輕人思想敏銳，可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從而有所創新。

例如，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先秦社會經濟的研究，關注近年來興起的環境史、社會史。

第三，要注重新領域的深入挖掘。

例如，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之間有無相互影響（哪怕是間接影響），世界各國對古代文明的考古成果與先秦史研究有無相互參照之處。

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於跨學科、多學科的思維和方法，也是研究者最有可能取得新收穫的新領域。

如何使古代文明研究更上一層樓、開拓新局面，是年輕學者應該肩負的光榮使命。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