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復應有時代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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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騰訊公益聯合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推出「長城保護計劃」,這是詹長法今年1月就任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秘書長後的第6個有關文物保護的項目。

在公益日活動期間,他動員了更多公眾參與到一系列長城保護活動中。

去年12月,詹長法從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職位上退休,但他做了半輩子的文物保護工作並沒有就此停止。

在身兼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秘書長的同時,他還在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文物保護與修復技術和工程分卷的編輯工作,擔任主編。

回顧自己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半輩子,詹長法用了四個字:「太較真了。

」他說:「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堅信真實的東西就是真實的,虛假不了。

客觀性、真實性是文物保護的最大追求,但是我們在追溯文物歷史時無法做到完全客觀與真實。

文物保護工作需要承認文物的自然屬性。

文物像人一樣,會因受到外界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如冬天的冰雪、夏天的雨水,這是我們當代人必須意識到的。

  把先進的文物保護理念帶回中國

「在義大利留學,我才發現文物保護是多學科互為一體的綜合性學科,這和一般意義上的學科交叉還不完全相同,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為了共同的藝術主體而努力。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辦公地點在北大紅樓,詹長法的辦公室一塵不染。

這讓人想到他所從事的文物保護工作,從制定修複方案到完成修復工作,每個步驟都要思慮周密、一絲不苟。

1979年,詹長法從蘭州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

在接觸文物保護工作前,他在一家代號為「740」的軍工廠檢驗室待了幾年。

當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測試超純氣體,而氣體的純度往往需要精確到小數點後面6位數。

對工作「較真」的態度,從這時就開始了。

在軍工廠工作幾年後,詹長法來到了洛陽博物館從事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

1988年,詹長法接待了來自義大利的文物保護考古代表團。

在陪同代表團訪問參觀的過程中,他熟練的英語表達和對洛陽博物館、考古工地、龍門石窟等文物考古單位的詳實介紹給義大利代表團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藉此機會表達了自己對學習國際一流文物保護技術的渴望。

第二年,義大利政府發函給當時主管國家公派留學的國家計委,內容為「建議從河南省洛陽博物館派遣一名技術人員參加英語考試,考試合格將派往義大利進行研究學習」。

「這份公函沒有直接提到我的名字,但是1988年陪同義大利文物保護考古代表團在洛陽參觀的還有一名文化部外聯局的官員,她大概知道義大利方面希望我過去進修。

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特別困難,國家公派留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我到北京考了兩次英語。

考完英語後,又在北京集中培訓了一個月的義大利語。

」詹長法說。

1989年,詹長法順利來到義大利佛羅倫斯理工學院進修,就讀於國際組織在此設置的古建築理論與實踐高級研修班。

雖然是「跨專業」,但他意外發現,曾經在「740廠」的超凈生產工號的控制和國外文物保護行業所提倡的溫濕度穩定、空氣潔凈的預防性保護環節,竟然相通。

作為近代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的誕生地,義大利的藝術氛圍遠比詹長法想像中濃厚。

他說:「在義大利,任何一家博物館、考古研究所以及其他文物保護研究單位,都要求應聘者有藝術史的專業學習背景。

藝術是義大利的最高追求,大家圍繞著藝術做相關材料、工藝和技術研究。

在義大利留學,我才發現文物保護是多學科互為一體的綜合性學科,這和一般意義上的學科交叉還不完全相同,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為了共同的藝術主體而努力。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剛剛起步。

在義大利留學期間,詹長法深刻意識到國內文物保護理念的滯後,「將義大利的文物保護理念帶回國,為祖國做點事」的想法成為詹長法的堅定信念和追求。

從佛羅倫斯理工學院進修班畢業後,詹長法先被安排在莫羅教授的修復事務所從事修復油畫工作。

後來,在羅馬大學教授馬里奧·米凱利的引薦下,詹長法來到羅馬修復中心學習。

「那是我夢寐以求想去學習的地方!」詹長法激動地對記者說。

羅馬修復中心 (今義大利文物保護與修復高等研究院) 成立於1943年,是義大利國家級文物修復研究機構,自成立之時即設有修復學校。

70多年來,修復學校為義大利和世界其他國家培養和輸送了上萬名高級修復師。

在羅馬修復中心的這段經歷,為後來詹長法在中國建立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埋下伏筆。

培養中國第一批文物修復的中堅力量

「我們在吸收先進經驗的同時,也要積極『走出去』,在文化遺產保護和修複方面幫助和支援比我們還要落後和貧窮的國家,這不僅是承擔我們的大國責任、展示我們的大國形象的需要,也是我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體現。

在詹長法來到義大利的兩年前,即1987年,位於西安的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作為「世界第八大奇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秦俑豐富而生動地塑造了多種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既繼承了戰國以來中國的陶塑傳統,又為唐代塑造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得到國際社會「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過中國」的高度評價。

作為文物保護大國的義大利對西安的古蹟保護更是有濃厚的興趣。

以此為契機,詹長法在羅馬修復中心工作後,便開始為「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的籌備四處奔走。

「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的設立,離不開四個義大利人:義大利第一任駐華大使弗蘭奇西,他在中國生活了6年,對中國很有感情;義大利東方藝術博物館考古學家羅伯特·卡爾拉,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仰韶的考古發掘,是一個中國通;博洛尼亞大學文物保護系系主任洛克·馬澤歐和羅馬中心修復師、羅馬大學教授馬里奧·米凱利。

一個考古學家,一個文物保護學家,一個文物修復師,一個外交家,再加上我,正是在我們五個人的努力下,在陝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得以從無到有建立起來。

」詹長法說。

1993年,義大利政府向中國政府贈款380萬美元用於西安文物保護和修復中心的設立工作,兩國總理在北京飯店舉行簽字儀式。

爭取到義大利政府第一筆對華援助、促成這項兩國文物保護領域重要合作的詹長法被 《光明日報》譽為「中國的『文物特使』」。

1995年,詹長法帶著義大利政府對華援助項目回到國內,擔任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副總工程師。

他在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開了三個文物修復培訓班,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文物保護和修復的中堅力量。

「合作期間參加培訓活動的50多位專家老師,都是從義大利選拔而來的。

不僅要求他們經驗豐富,還要符合『熱愛中國文化、喜歡吃中國飯、能夠待在中國不少於1個月』等嚴苛條件,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和學生打成一片,保證授課的連貫性。

」詹長法說。

2005年,美國政府請求中國政府選派文物修復專家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修復唐太宗時期兩幅石刻——昭陵二駿。

中國選派的四個專家中,有三個人是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第一批培訓班學生。

2001年,詹長法來到了位於北京的中國文物研究所 (現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工作。

研究所領導希望他能夠引進國際項目,促進國際合作,給研究所帶來新的活力,並使之上升到國際平台。

這次,詹長法已經對於文物保護修復培訓班的建設更得心應手。

他邀請義大利專家做方案、簽協議。

2004年,北京的第一期培訓班開班。

與西安培訓班相比,這次的學員從全國範圍選拔,學員的基礎底子也更好;吸取前事之鑑,與博物館合作,用文物庫房裡有編號的文物標本作為學員實習期的修復對象;學期1年,學完之後,由詹長法帶隊率84人到義大利做匯報,進行考察。

早年留學義大利的經歷,讓詹長法深感國際合作對於文化遺產保護意義非凡:「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閉的過程,當我們走出去接觸異國文化時,自然會萌發能不能把國際上先進的理念、技術帶到我們自己國家的想法。

這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在吸收先進經驗的同時,也要積極『走出去』,在文化遺產保護和修複方面幫助和支援比我們還要落後和貧窮的國家,這不僅是承擔我們的大國責任、展示我們的大國形象的需要,也是我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體現。

一輩子做成了一件事

「就像我們常說的,生病做X光拍照,通過手術把病變的細胞取出來。

文物修復也是一樣的。

修復的是文物本質的東西,不僅僅是對外觀進行修復。

這也是 《威尼斯憲章》 和 《奈良真實性文件》 所遵循的核心。

此後,詹長法多次促成我國與義大利、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在文物保護和修復培訓方面的合作,除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外,他先後開辦了70多個國內、國際文物保護和修復培訓班,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批文物修復工作者。

去年,詹長法卸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

當談到這些培訓班時,他覺得這輩子總算「做成了一件事」。

在培訓班授課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 《雅典憲章》、六十年代的 《威尼斯憲章》 和九十年代的 《奈良真實性文件》 是詹長法經常會提起的三個有關文物保護的國際性文件:「這是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三個里程碑式的文件。

《雅典憲章》 主要談的是被近代民族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破壞的文物能不能去重建和維修,關注對文物本體的保護;《威尼斯憲章》 更接近當代,主要觀點是文物保護和修復應注重對歷史的重構而不是復現,不能進行過多干涉;《奈良真實性文件》,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要保護歷史的真實性。

中國也有自己的文物保護理念,早期如南朝謝赫的 《六法論》,提出了一個初步完備的繪畫理論體系框架——從表現對象的內在精神、表達畫家對客體的情感和評價,到用筆刻畫對象的外形、結構和色彩,以及構圖和摹寫作品等。

「六法論」後來成為中國古代美術品評作品的標準和重要美學原則。

「但是,由於我們的傳統文脈沒有被系統地梳理和研究,文物保護和修復理論中的抽象概念常常不為實踐中的工匠所正確理解。

比如文物保護理論經常提到的『修舊如舊』原則。

就在今年,工匠們修復完長城的舊磚後,有人質疑:『不是修舊如舊嗎? 怎麼是新的?』。

這些工匠認為『做舊』也是修復工作的必要工序。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修舊如舊』就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詹長法說。

作為國內把世界著名修復哲學大師布蘭迪 《修復理論》 翻譯引進中國的第一人,詹長法對於文物修復有著自己的理解。

他覺得文物修復應該要做到「最小干預」,或者說是「保持原貌」,而不是文保界耳熟能詳的「修舊如舊」。

他對記者說:「20世紀60年代,布蘭迪的這本書是和 《威尼斯憲章》 一起出現的。

《威尼斯憲章》 是國際公約,正是以這本書作為理論基礎。

布蘭迪 《修復理論》里提到,這件東西是彩色的,外面脫落了,我們不需要管外面,而是應該去修裡面。

就像我們常說的,生病做X光拍照,通過手術把病變的細胞取出來,文物修復也是一樣的。

修復的是文物本質的東西,不僅僅是對外觀進行修復。

這也是 《威尼斯憲章》 和 《奈良真實性文件》 所遵循的核心。

『東西舊的才代表歷史』、『這個東西你是不能修的』等等對『修舊如舊』的字面理解,就是打了概念差。

在詹長法看來,文物保護和修復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盡當代人最大的能力,把文物信息「完完整整」留存和表現出來。

文物信息包括尊重最初創作者最初的情感。

「在研究米開朗琪羅的繪畫時,我們現在看到的成品固然重要,但是了解他起草的思路也很重要。

他在繪畫時可能突然改變了個主意,繪畫出來的作品並沒有按照原來的想法做,他的創作思路表達了他最初的創作想法。

科學的文物保護和修復,要儘量展現文物創造和不斷演化的全過程,而不僅僅只是一個靜態的物件或成果。

」詹長法說。

 讓民間力量參與文物保護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在文物保護和修復上,詹長法也深以為然。

2015年,耗時8年、總投資近5000萬元的「國家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千手觀音項目終於修復完成。

這無疑是詹長法最費心血的一次文物修復。

作為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搶救性保護工程首席專家,詹長法回憶起2008年開始的修復工程,至今仍覺得十分艱難:「之前的敦煌石窟修復也只是針對洞窟里一部分彩繪脫落進行研究性修復。

在國內,主動性修復大體量石窟,這是第一例,當時沒有任何可借鑑的修復案列。

大足石刻千手觀音修復後,社會引起爭議很大。

面對好壞兩種評論,詹長法都覺得問心無愧:「當時我們看到千手觀音本體時已經是慘不忍睹了,金箔不斷脫落。

當我們把主尊面部的不穩定金箔去掉以後,顯露出面部由於多次貼金形貌臃腫,而加墊了口鼻眼的高度,為此,我們去除了附加的材料,重新復位出了真正的主尊形象。

其真實面貌與人們在此之前的認知相比,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這時候,我們到底是保留真實主尊的面容,還是維護現狀修復,也就是維護1889年 (光緒十五年) 最後一次的修復面貌呢? 為此,我們專門開了會。

最後,專家組一致同意,文物保護和修復應最大化尊重歷史的原貌,也就是大家現在所看到的主尊觀音像。

為挽留千手觀音的色彩和外形,不同歷史時期都針對千手觀音進行過一次又一次的維修和貼金工程。

但是,詹長法認為,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再先進,文物終究不會是歷史上原真的初始狀態。

文物保護修復追求的是促進價值認知和傳播,即社會公眾對於文物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認知和理解,對外在形態的修復應為表現這些內在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而服務。

「千手觀音修復前我已經預感到修復結束後社會爭議會很大。

因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視覺評論,看到什麼就說什麼,根本不管隱藏在表面背後的真實歷史和文化意涵。

這也從側面說明我們對文化遺產保護相關知識的普及程度不夠,文物保護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並沒有成為社會共識。

在歐洲,小孩子經常在父母和學校老師的帶領下參觀博物館和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許多博物館內甚至設有一些針對少年兒童的相關小遊戲,或時常組織開展一些文物保護和修復的公眾互動活動。

公眾接觸文物和了解文物保護和修復基本知識的機會和程度,都比我們豐富得多,文物保護觀念深入人心。

在中國,文物是文物,人是人,文物和人之間沒有倫理關聯性,這是很可怕的現狀。

」詹長法對記者說。

現在,退居「文物二線」的詹長法,仍然在為「如何加強文物和人的倫理關聯性」問題奔走。

上月,在「新形勢下的文物保護社會組織創新與發展」的論壇上,他呼籲:「西方國家文物保護中公眾參與的程度很高,大多數公眾將文物保護看作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

作為典型代表的英國的文物保護組織,甚至已經承擔了政府大部分文物保護工作的職能。

這種全民關注文物保護、參與文物保護的熱情和意識,是我國文物保護工作應努力實現的方向。

和文物相處了三十多年後,文物和人類一樣最終會消亡的觀點在他的腦海中越發清晰。

面對一件會消亡的東西,文物修復和保護的意義是什麼?

「布蘭迪的 《修復理論》 一書中談到『修復』時,稱『文物修復是一個評判過程』。

所謂評判過程就是一個評估過程。

這句話的意思是,文物修復要有辨識性和時代特徵,我們修復的文物要讓後人看出來哪些修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做的。

只要不傷及文物本身的結構和生命,歷史文物可以用現代技藝和材料進行修補。

這也是尊重科學事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真正的歷史研究者可以從一件文物中看見它的手感,它不僅僅是器物,而是鮮活的歷史。

文物修復不是說你完成修復就完成了,一定要傳給後代人。

我們現在所做的東西必須留下痕跡,這就是一種傳承,這才是修復的真正含義。

」詹長法解釋。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在文物保護和修復上,詹長法也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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