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墓室出土漆皮文字推測，墓主人死於太延元年（公元435年），鮮卑人，是侍中主客尚書平西大將軍破多羅氏的母親。

但墓中除了氈帳、服裝這些表面因素外，很難再嗅到鮮卑文化的氣息。

而該墓壁畫中，用磚砌成的鏟形墓室，甬道兩側的鎮墓武士和鎮墓獸，甬道頂部的伏羲女媧，墓室兩側的大型出行圖和宴飲圖，都是典型的漢晉傳統文化元素。

伏羲女媧手中所持的摩尼寶珠，在不經意間還流露出西方文化的印記。

「你看這幅《宴飲圖》，簡直就是北魏版的《清明上河圖》。

主人居於前部，賓客分排席地而坐，面前整齊擺放著食具。

周圍還有庖廚、雜技百戲，內容如此生動形象，仿佛一下子就將我們帶入了那個朝代，」聊起其中一幅作品，姚智泉滔滔不絕。

可以說，沒有沙嶺7號墓壁畫的面世，北魏早期的文化生態模式將無從知曉。

該壁畫是大同迄今發現的形象內容最為豐富精彩的北魏繪畫，但歷經多年，壁畫局部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化、空鼓、龜裂起甲、顏色氧化發黑、顏料脫落等衰變現象。

雲岡石窟研究院了解到姚智泉的「摹製法」，雙方通過深入交流，最終決定合作摹制沙嶺7號墓壁畫。

墓室北壁車馬出行圖

過程

摹制，顧名思義，「摹」即臨摹，「制」為對繪畫材料的加工與製作。

具體來講，包括信息採集與分析、內容辨識與臨摹兩個步驟。

為了儘可能完整地採集沙嶺壁畫的信息，雲岡石窟研究院數字中心應用了多類型全方位空間信息測量手段，如採用GPS測量與全站儀測量隊墓葬進行測繪網布控、採用基於多圖像的三維重構技術與雷射三維掃描技術對墓葬整體進行高精度三維信息測量與採集等。

同時，參照愛舍麗校色系統，完成了墓葬內壁畫的全部紋理採集，獲取到高保真的色彩信息。

通過高清掃描及對地層、繪畫層材料的取樣化驗分析，研究人員最終獲得壁畫的圖像、藝術和材料信息。

由此，北魏工匠畫師們製作壁畫的工藝變得「一目了然」：先塗施石灰粉末，然後塗顏料層和石灰水，或者將顏料與石灰水調和進行塗施，表面生成碳酸鈣晶性，使其較為堅硬。

壁畫又主要包含紅、黑、藍三種色彩。

根據這些數據信息，摹制團隊製作出和該古壁畫在質感、材料、肌理以及歷史厚重美感上都要最大程度接近原作的1:1大摹制地仗層，並尋找和原畫最接近的礦物質畫材，選擇合適的繪畫工具。

墓室甬道頂部的伏羲女媧圖

除信息採集，內容辨識也至關重要。

為最大限度接近真跡，雲岡石窟專門成立了由院長張焯、信息資料室主任王雁卿及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對畫稿進行把關，為沙嶺壁畫摹制團地提供考古學和北魏歷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支撐。

起初，摹制團隊通過參考2006年的圖像資料，結合現有數據在工作室摹制，但專家團隊發現摹制不夠準確。

於是繪畫師團隊又班師雲岡美術館，並多次前往大同博物館、北朝藝術博物館等，現場觀摩北魏人物、服裝、車馬等形象，於實際臨摹工作中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先後三易其稿，並在臨摹之前畫出線圖，以求最大程度的準確。

經過近兩年努力，2017年8月，臨摹團隊出色完成摹制工作，之後由雲岡石窟研究院彩塑壁畫保護中心對壁畫細節進行了修改。

此外多名國內外知名專家也參與了指導工作，力求最大限度恢復文物出土時的原貌。

「與一般複製壁畫不一樣，『摹製法』特殊之處就在於原汁原味，天然膠與原沙質作底料，在亞麻布上按質地、肌理製作出一模一樣的地仗，然後用與原壁畫相同的礦物顏料進行作畫，」姚智泉清撫著一幅摹制畫的表面。

「你知道，中國畫有一股子『氣兒』，這個『氣兒』就是文化積澱，體現著一種時代風貌。

『摹製法』力求在形、神、味、韻和古壁畫達到高度一致，體現出年輪、肌理和美感的特點。

從這些作品，觀眾或許能體味到北魏時代的包容、雄渾之氣，」姚智泉自豪地說。

原壁畫

摹本

無縫協作

此次的摹製作品，是搶救瀕臨消失古墓葬壁畫的一次有益嘗試，凝結了專家學者與畫工團隊兩方的汗水，而這種合作方式在全國文保領域尚屬首例。

作為此次專家學者團隊的具體帶頭人，王雁卿表示，複製壁畫離不開學術支撐。

它的年代、風格、題材都需要有考證，尤其細節方面更需要「較真兒」。

比如，一個旗子的樣式，因爵位、等級不同就會有一定差異。

考證中需要查閱大量史料、研究文章，儘量按照所處年代的風格去還原細節，過程可謂非常艱辛。

對於專家學者的辛苦努力，畫工團隊的帶頭人姚智泉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摹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圖像不清，史料少，一方面我們將掉落的牆皮找回來，另一方面就靠考古專家將其還原，比如瓶子的樣式、紋理細節，專家們都非常認真考究並還原了。

」

對於摹製作品的用途，除了近距離向公眾展示古壁畫，它亦是一種文化留存。

原作消失後，摹制畫就是原作的參考研究資料，可以說它賦予了古壁畫第二次生命，這一點上，兩位專家都非常肯定地告訴我們。

作者：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