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作者：陳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經被陳寅恪先生歸於「不古不今之學」。

學界對於所謂「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等語意與語境的理解雖見仁見智，但「不古不今」之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晉南北朝的史料特點。

在20世紀前期的學術環境下，較之文獻稀缺、史料難征的先秦兩漢和文集眾多、檔案浩繁的明清時代，中古時期的史料系統完整，數量適中，學者可以憑藉博聞強識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基礎史料的積累，進行有的放矢的系統研究。

數十年間，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輩出，碩果纍纍，但史料稀缺，選題難覓，也成為後繼學人的共同困惑。

關於魏晉南北朝史料的特徵，學界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即往往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與魏晉南北朝史料學混為一談。

二者不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強烈的反差。

史學史意義上的魏晉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稱為「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傳世正史完整而系統，前四史中的《後漢書》《三國志》，加上「二史八書」，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為數眾多，史注之風盛行，史學體裁多樣，國史、家傳、別傳、雜傳、地誌、記注、譜牒等異彩紛呈，史學也就此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發展成為獨立的乙部之學。

而史料學意義上的魏晉南北朝，則是一個文獻和考古資料都極度匱乏的時代，這一時期在中國古代書寫史上很「不幸」地處在紙張廣泛使用，而印刷術尚未發明的歷史階段。

依靠手工傳抄的大量圖書文獻，既無法如秦漢簡牘那樣歷經歲月而長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過版刻印刷化身千萬。

牛弘總結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毀滅性「書厄」，有三次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眾多史籍未能逃脫焚毀和失傳的厄運，完整存世文獻屈指可數，且文本形式單一。

長期以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學術傳統一直強調閱讀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見之書，以小見大，從尋常史料推導出不同凡響的結論，這體現出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學術自信。

但缺乏史料發現這一原動力，這一斷代史研究也面臨著「增長的極限」。

以20世紀初中國史料四大發現為契機，經過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和明清檔案學百年學術積累，加之近年來諸多先秦簡牘的出土、契丹小字的破譯、黑水城文書的整理、徽州等明清地方契約文書的大量湧現，幾乎各個斷代史研究的史料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魏晉南北朝的新史料發現則相對滯後，學界雖嘗試通過各種新方法和新視角的引入發現和提出若干新概念和新問題，由於缺乏足夠的史料支撐，真正能夠落實定讞者不多，諸多問題還停留在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推論階段。

基礎史料的短缺成為制約研究深入的瓶頸，魏晉南北朝史料相對貧瘠的狀況在短期內無法徹底改變，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

欲改變現狀，也必須從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學術視野，開拓研究空間。

新學術環境下的魏晉南北朝史料的挖掘與拓展，應當以史料的再發現與史實的再認識為主要研究方向，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對相關文獻史料進行深度發掘與研究，並在古籍數字化環境下對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進行新的嘗試。

魏晉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一，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簡帛文書和墓誌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

20世紀以前，除少量西陲晉簡和西魏、高昌文書，屬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出土文獻十分有限。

近年來，長沙走馬樓吳簡的發現和北朝墓誌的大量出土，使學界對於三國時期戶籍、賦役、租佃制度的認識大大深化，對北朝官制、兵制和相關政治史、社會史的研究得到加強。

相關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是新世紀以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強勁而穩定的學術增長點所在。

簡牘和石刻絕不僅僅是傳世文獻的重要補充，而且是認識和了解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另一扇窗口，具有與傳世文獻同等重要的地位。

但是，簡帛與石刻史料的零散性和不確定性也使研究面臨著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隱憂，新出簡帛和墓誌雖數量巨大，但更多的是量的累積，尚無法撼動傳世文獻所確立的既有史實框架。

魏晉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二，也是史料發掘的一項最為基礎的工作，是對舊有史料的輯佚與清理。

對於魏晉南北朝舊史的輯佚，清代學者馬國翰、嚴可均、湯球、黃奭、王仁俊等人付出了辛苦的勞作，著述甚多。

但是，限於當時手工翻檢的學術條件和學者個人的學識，清人的輯佚成果與現代學術的需求還相去甚遠。

就輯佚質量而言，諸輯本中臆改、臆補、誤收、漏輯等現象時有所見。

一個世紀以來，隨著諸多域外漢籍和稀見古籍的刊布和古籍數字檢索技術的普及，新佚文時有發現。

以諸家晉書與晉史輯佚為例，20世紀後發現的《永樂大典》殘本、日藏宋版《世說新語》、稿本晏殊《類要》等文獻中，都有數量可觀的諸家晉書與晉史的佚文徵引，而時下學界通行使用的版本，仍是上世紀80年代根據湯球輯本整理而成的《九家舊晉書輯本》和《眾家編年體晉史》。

就輯佚種類而言，受到學術旨趣的限制，清人的輯佚成果多集中在魏晉時期，而對南北朝時期一些重要的典籍，如《齊職儀》《梁選簿》等，至今尚無輯本。

此外，清人輯佚，只輯已佚之書，對於傳世正史中所殘缺亡佚的內容，並未著力搜求，如《太平御覽》中所引用的《後魏書》《宋書》等正史，與傳世整理本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存有多條不見於今本的佚文。

有鑒於此，學界應破除對清人輯佚成果的過度迷信和依賴，發揚陳垣先生所提倡的「一人勞而萬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的精神，做好基礎性的工作。

魏晉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三，也是史料發掘的另一項基礎工作，是對現有史料進行史源學定位，對文本的史料價值做出精準的評估。

「史源學」的概念由陳垣先生首創，其主要任務是找出史料的最初來源，並考察出後出文獻在引用和轉述這些史料時發生的種種錯誤。

對於史料引用，他所強調的最高原則，是必須採擇第一手材料，「凡《宋書》有者，不引《晉書》。

論朝代，晉在宋前；論成書，則《宋書》在《晉書》前」。

魏晉南北朝多部史著記述史事互有交叉，文本各有同異，學人引用時較為隨意，史源學意識淡薄，因而忽視了很多重要問題。

以《資治通鑑》為例，以往學界通常認為其魏晉南北朝部分大都是剪裁正史抄選《晉書》記載而成，而當代學者通過細緻的文本比勘發現，《資治通鑑》十六國部分獨家保存的文字，數量之多、比重之大令人嘆為觀止。

如有關前燕的記載約45000字，不見於其他史傳的內容約25000字；有關前秦的記載共約62000字，其獨家保存的內容約28000字。

這部分文字涉及大量重要史實，為《晉書》等正史所不載，完全可以作為一手史料直接引用。

現有研究中，類似這樣的「史料死角」還有很多，諸多不見於其他史傳記載的史料與史事還沉睡在習見和常用的史籍中，學人罕見徵引，需要以科學的方法進行全面系統的清理。

魏晉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四，也是近年來斷代史研究中的一個新動向，是從史學層面重新解讀史料，利用文本分析等手段，對現有史料進行系統辨析。

這種辨析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史料考辨，而是對所謂一手史料的構建過程進行研究，這就是近年來在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中異軍突起的「歷史書寫」或稱「史料批判」研究。

他們以疑古的態度，對史料文本保持高度警惕，主張對關鍵史料的源流進行深入解讀，從多個角度反思史料，考察史料文本背後的深層歷史問題，進而實現史料的再闡釋與歷史圖景的再構建。

例如「猛虎渡河」和「飛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對良吏事跡一種司空見慣的記述，經學者考察發現，這兩種書寫模式在漢唐間多種史籍中被廣泛應用，並演繹出多種變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書的真實性，並使得史事記載類型化、程式化，缺乏個性描述。

近一個世紀以前，傅斯年先生曾提出「史料即史學」的著名論斷，界定了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作為一名合格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必須具備精緻處理史料的能力，盡最大可能從有限的材料中提取儘可能多的信息。

唯其如此，才可能在瑣屑中尋覓線索，從平淡中體悟波瀾，在史料和史實的層面為研究不斷開闢新的空間。

《光明日報》（ 2017年09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