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新」「舊」兼顧：談六朝墓誌史料開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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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作為一種出土文字資料，宋代以降即為傳統金石學者所關注。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科學考古出土的六朝墓誌更是不斷湧現，相關研究成果數量眾多，涉及歷史、考古、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

圍繞墓誌史料所開展的全方位研究，成為近些年來六朝研究領域的主要學術增長點之一。

然而，如果概括梳理六朝墓誌研究的既有成果，則不難發現，六朝墓誌史料的開拓尚存較大空間。

首先，就墓誌史料的整理而言，相關成果可分為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傳世文獻著錄，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墓誌資料彙編兩大類。

傳世文獻對六朝墓誌的著錄，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相關史籍對墓誌內容的零散引錄；二是《文選》《藝文類聚》等文集與類書對墓誌文字的部分節錄；三是《古刻叢鈔》《金石萃編》等傳統金石學著作對墓誌的錄文與疏證。

傳世文獻著錄最為突出的問題是「零散」，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六朝墓誌在當今學術研究中的系統利用，導致墓誌史料的學術價值未能最大化。

因此，對傳世文獻著錄的六朝墓誌史料進行摸底式的排查、校勘和輯錄十分必要。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墓誌資料彙編，涉及六朝墓誌的有《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新中國出土墓誌》等17種，為六朝墓誌資料的集中使用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然而在墓誌錄文、文字校釋、文獻考辨等方面，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因此，有必要在前輩學者工作的基礎上，對近代以來非經科學考古出土的六朝墓誌進行考校辨偽，同時對經科學考古出土的六朝墓誌史料作進一步的文獻校讀。

其次，就墓誌史料的綜合研究來說，從成果形式上可分為專著與論文兩大類。

近年所見的專著有《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朝墓誌文研究》《東晉南朝墓誌研究》《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

這4部專著為六朝墓誌史料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揭示了六朝墓誌史料挖掘的方向。

相關論文數量頗豐，主要是從文體特徵、形制等級、家族世系等角度所作的探討，雖將六朝墓誌研究不斷推向細化和深入，然亦失於零散而不易被系統應用。

因此，明確以六朝墓誌為專題研究對象，綜合傳世文獻所著錄的六朝墓誌與新出墓誌材料，突破近年學界僅就新出墓誌材料立論的褊狹，對六朝墓誌展開整體考察，甚有必要。

綜上所述，在當今各學科體系不斷重組、知識結構日益更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深入挖掘與合理運用六朝墓誌史料，怎樣多維度、立體化地將六朝墓誌研究推向縱深，無疑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筆者淺見，六朝墓誌史料的進一步開掘，似可從以下兩方面尋求突破。

第一，拓展新思路。

首先，要完整看待墓誌史料的學術意義。

既注重將新中國出土墓誌視作「新」史料進行深入挖掘，又措意對傳世文獻所著錄的歷代出土「舊」墓誌史料進行全面匯集與系統整理。

在「新」「舊」墓誌文獻完整結合的基礎上，多維度開展對墓誌史料所蘊涵的新問題的探索。

其次，要充分發揮墓誌史料的學術價值。

一方面，改變傳統金石學將出土墓誌視為傳世文獻附庸的看法，傳承並突破其以志證史、以志補史的研究理路；另一方面，避免一味拔高墓誌史料、僅就新出墓誌材料立論的做法，儘可能將傳世文獻記載與新出墓誌文獻資料緊密結合，擴展研究範圍，豐富研究內容，正確合理地利用墓誌文獻資源。

第二，開闢新途徑。

首先，開展必要的史料批判。

既往多數研究僅僅停留於利用墓誌資料比勘、補訂、核實傳世文獻記載的層面，對墓誌史料的整體性質缺乏分析，對墓誌史料的局限性沒有產生足夠的認識並保持相應的警惕。

因此，將墓誌本身作為思考的對象，對墓誌文獻進行必要的史料學分析，對墓誌的相關記載進行史料批判，就顯得尤為重要。

與此同時，應進行充分的史學拓展，只有「使墓誌成為一種獨立而非孤立的史學考察對象」，革新既有的研究模式，才能真正拓寬和加深對墓誌史料的綜合研究，最終豐富六朝研究的立體構建。

既要著眼縱向的時間延展，也要關注橫向的空間差異。

此外，充分借鑑文化史、社會史、觀念史等領域的研究方法，無疑有助於六朝墓誌研究範圍的拓展與研究模式的更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朱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