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史學學科化的堅實一步

孟鍾捷

當「職業」與「業餘」的歷史書寫者似乎越來越被歸併於兩個對立陣營時，雙方攜手的可能性卻緊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活世界的諸種變化而迅速增大。

而今天，聚焦於實用性、學術性的兩個層面之間出現了日益交融的趨勢，而且藉助網際網路的知識傳播，不斷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面向公眾的史學書寫，曾經是治史者有意或無意的目標。

西塞羅的名言「歷史是生活的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 體現了這一追求。

中外歷史上也不乏深受「販夫走卒」追捧、擁有龐大讀者市場的偉大史學家，如寫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蒙森。

不少歷史學家並不在乎是否在官方機構(史館)或大學歷史系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下意識的情況下使用著後來被奉為學科圭臬的研究方法 (如考證辨析)。

但在19世紀史學學科化後，伴隨所謂「職業」與「業餘」身份的界定和鞏固，壁壘意識日益強化，由此形成了這麼一幅畫面：一方面，學院派歷史學家們往往對公共領域中的知識渴望視而不見，對「門外漢」們的積極介入耿耿於懷，即便那些願意為之者也常常受窘於專業表達與大眾理解之間的隔膜;另一方面，自覺為公眾寫史的業餘學者們要麼期待著終有一日被納入「克里奧神殿」，要麼自恃驚人的銷售量而對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不屑一顧，甚或有人夢想著重塑一門「新史學」———德國魏瑪時代的歷史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 (Emil Ludwig)即為一例，他在 《史學與詩學》 一文中把通俗性的歷史傳記視作德國歷史主義學派的替代品。

首先，在專業化歷史學不斷面臨就業壓力後，針對歷史傳播領域 (如博物館、紀念館、報刊的歷史版、紀錄片、歷史劇本等) 的實用性訓練如雨後春筍般在歐美等高校出現，所謂「業餘」學者的成功經驗被大量模仿與複製，而今天在學院之外從事公共歷史書寫者實際上多多少少也擁有或分享著所謂「專業」經驗。

其次，公共傳播手段的日益多元化 (從傳統媒體到自媒體)，使知識生產與表述逐漸被置於同一空間，以擁有所謂「編制」來劃分專業與否的傳統界限正在消失中。

越來越多的「職業」歷史學家走向公共領域，擁有了諸多「粉絲」;而不少體制外的學者同樣獲得了平等研究的資質，這是當下眾多私立研究機構 (如法國一些家族史研究公司) 出現的主要動力。

再次，歷史學的學科意識在經歷後現代主義的拷問後，在所謂「什麼是歷史事實」、「誰有資格書寫歷史」、「如何判定歷史著述的價值」等問題上，出現了一系列轉向：歷史書寫者的主觀意願成為時下學術界的關注焦點;「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成為廣為流播的諺語;在學術性和現實性之外，大眾接受度漸漸進入評價指標中。

由此，體制內的學者放下了身段，體制外的學者增長了信心。

最後，一場又一場的公共歷史爭議，喚起了以「歷史」來謀生者的探究興趣。

為什麼習以為常的歷史共識一再成為人們的爭論對象? 這是政治立場相對而導致的結果，還是由歷史知識在學界內外的不同表述邏輯所帶來的問題，抑或是歷史書寫的各種方式本來就存在的差異性所致? 這些疑惑至少為不同類型的歷史書寫者提供了正視對方研究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的契機。

於是，以上種種合作，在兩個層面上推進了全球範圍內公眾史學的學科化進程：第一個層面聚焦於實用性，即提供以職業為導向的知識與能力訓練，擴大歷史系畢業生的就業範圍。

這一點在英美高校被視作「公眾史學碩士項目」的指導思想，並或多或少成為國內部分高校歷史系改名浪潮 (如「歷史與文化」、「歷史與旅遊」等) 的隱匿動力之一。

第二個層面關注的是學術性，即把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作為整體來加以反思，增強學界內外知識流通及對話的可能性。

這一點反映在德法高校某些「公眾史學碩士項目」的課程架構中，特別是那些史學理論、歷史教育學等反思性課程。

目前，兩個層面之間出現了日益交融的趨勢，而且藉助網際網路的知識傳播，不斷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公眾史學的學科化道路也是上述全球化學術交往的產物。

從最初對美國公眾史學的引介，到近來關注歐洲公眾史學的建設道路;從討論「百家講壇」的學術意義，到嘗試各種形式的實踐活動，如中學生寫史大賽、公民口述歷史記錄、歷史劇本寫作等;從探求通俗歷史寫作的歷史經驗與現代意義，到與各種歷史傳播機構合作，如電視台、網絡平台、圖書館、報刊雜誌等，以便找到培養公眾歷史素養的適當途徑與方法;從召開數次有關公眾史學建設的學術會議，到不少高校成立公眾史學研究中心，在本科或研究生培養方案中增加公眾史學課程。

這些舉動背後，都蘊藏著模仿與創新的雙重自覺。

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公眾史學若要進一步被「固定」到歷史學的培養體系中，一本貼合學術發展與實踐期待的教科書，必然是題中應有之意。

然而，對於公眾史學這門仍處於不斷實踐摸索和學術反思的新興學科而言，這又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使命，因為即便如歷史學科化最早、學科反思最自覺的德國歷史學界，也只是到2009年才以集體寫作方式，推出了第一本辭典式的公眾史學教科書。

正因如此，當寧波大學的錢茂偉教授推出新著 《中國公眾史學通論》 時，筆者不禁眼前一亮。

這部46.5萬字的著作是作者獨立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

該書是在作者反覆實踐、並加以主動反思的基礎上完成的。

他從學科史與理論框架、分支學科建設、歷史寫作實踐等三部分共15章，詳盡細緻地網羅了有關公眾史學的現有認識、主要討論、實踐方向等信息。

概括而言，該書體現出以下幾點值得稱道的品質：

第一，思路清晰。

作者早年研究史學史，故而善於梳理學術脈絡，準確把握國內外學界發展動態。

他既對中國歷史上的史學普及傳統進行了概括，又展示了近年來圍繞公眾史學學科建設的諸多討論。

讓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作者擅長概念辨析，無論是「公眾史學」這一學科名稱的來源，還是由「傳記」到「個人史」的轉變進程，作者都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證與推演。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思想演進作為中國公眾史學學科化歷程的分析文本，通過「我的學科頂層設計之路」，來呈現一位學院派歷史學家的學術興趣轉向。

這一點無疑將成為未來公眾史學史研究者的重要史料。

第二，操作性強。

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言，他「做公眾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是實踐與理論同步進行，互為支撐，互為補益」。

的確，在當代中國的公眾史學研究者中，如作者一般，參與過通俗史寫作、個人史培訓、家族史實踐、影像歷史記錄、公眾史學網站建設等的人，實在不多。

亦因如此，作者在書中所設計的7個分支學科———個人史、家族史、社區史、口述史、影像史、公眾歷史檔案、公眾文化遺產———都具體而微地提供了操作指南：例如在「公眾社區史」一章當中，作者便為新村史設計了8個模塊，極具實踐意義。

第三，回應現實。

公眾史學本來就是現實發展的產物，其學科化之路必定也要對現實中出現的相關困惑予以回應：普及與娛樂的界限在哪裡? 通俗化與專業化如何結合? 歷史寫手如何培育? 作者在書中對這些問題都做了辨析。

例如在他看來，「當專業史學工作者批評娛樂性通俗史學為『庸俗史學』時，何曾想到，它們本身即是俗的，何庸之有?」正因如此，史學的普及化與娛樂化是兩條路徑，彼此之間存在不同發展邏輯，前者更需要職業史學家的投入。

作為國內第一部公眾史學通論性著作，該書在推進公眾史學學科化中的作用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但它同樣也留下了一些問題，可供學界同仁繼續思考：

第一個問題關涉學科本位：公眾史學究竟是怎樣一種學科? 若它歸屬於歷史學，那麼目前歷史學門類的三個一級學科 (中國史、世界史與考古) 都無法單獨包容它;更何況它還包含著文學、傳播學、藝術等非歷史學學科的元素。

在歐美高校，公眾史學要麼是被作為歷史學系所設立的專業學位項目，要麼是由歷史教育學與藝術專業合作設立的跨學科項目。

由此，中國的公眾史學若想擁有自己獨特的學科屬性，必須在這一點上有所明晰。

第二個問題關涉研究意識：公眾史學如何呈現它的研究旨趣? 儘管公眾史學源於一部分的實用主義目的 (如幫助歷史學畢業生尋找工作)，但它仍然是實用性與學術性的「集合體」。

所有的實踐活動，最終要反哺學術性的問題意識，例如：歷史書寫主體的差異性如何影響到文化記憶的形塑? 歷史表達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大眾接受度?怎樣通過課堂內外歷史教育途徑的整合來加強公眾歷史意識的培育? 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又進一步牽涉到公眾史學與現有歷史學下設研究方向(如社會文化史、史學史、史學理論) 之間的界分。

第三個問題關涉持續發展：公眾史學怎樣跟上現實生活世界的變動步伐? 公眾史學本來就是應對現實需求的產物，而現實又是不斷變動的，伴隨各種歷史傳播新媒介的出現與推廣，如擁有歷史元素的廣告、充滿歷史內涵的電腦遊戲、各種形式的歷史之旅等，公眾史學必將面臨持續發展的要求。

正如張廣智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所言，「公眾史學作為一門學問，也需要日益精進與不斷更新，這需要時間，急不得」。

這是對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公眾史學踐行者、摸索者、思考者與愛好者的共同期望。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